公元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倾国之军南下深入宋境，摆出一副要攻灭北宋，一统天下的架势。
消息传到汴京，宋廷顿时慌了，很多大臣主张避敌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力劝，才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河南濮阳）城下以八牛弩射杀辽将萧挞览。辽由于自身原因，很早就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北宋朝廷暗通关节。宋真宗也赞同议和，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上面是百度词条“澶渊之盟”的简介，而对宋辽两国间缔结的这个整整维持一百多年的和平条约，后世的解读分成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第一种，大多数是在宋朝当世直到清朝以前，认为这是一种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是一种极其屈辱的条约；第二种，近现代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出发，认为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武力冲突，从而避免了惨烈的战争带来的生命财产的巨大牺牲，两国统治阶层的勇气和智慧都值得高度赞赏。
首先，我们来看看前因——辽朝为何要兴师动众，讨伐宋朝。
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先后两次对辽朝发动进攻（979年和986年），其战略目标是收复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将契丹的势力逐出，从而确保大宋北部边境的安全，达到复兴中原王朝的目的。虽然这两次战役都以宋军的惨败收场，但由于战场是在宋辽边境的辽朝一侧，不可避免的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破坏（烧杀抢掠是古代军队的习惯性作风，尤其在敌国境内，几乎是肆无忌惮的），再加上被称为“关南”的莫州和瀛洲自始至终都在宋军手中，这对于辽朝内部的强硬派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耻辱。
不难看出，辽朝大举南进不过是虚张声势，真实战略目的不过是想收复关南两州而已，但由于宋军的顽强抵抗，和辽军缺乏攻坚能力，始终没有办法夺取最重要的堡垒瀛洲，于是乎临时改变攻击目标，绕过坚固设防地区，向南推进——单纯从战略角度来说，这已经是失败了，或者套用军事术语，叫战略上的失败，战术上的胜利。
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分析辽、宋双方在澶渊对峙时的战略优劣。
宋军擅长防御作战，辽军则拥有野战的优势，而澶州的战略位置不是特别重要，又是个普通的州城，并非重点设防地区，故而城防工事不可能跟太原、瀛洲等地相比，尽管如此，辽军非但止步于城下，反而被宋军伏弩射杀了统帅萧挞凛。由此可见，辽军要么是没有攻坚的思想准备，要么是完全不具备攻坚能力，甚或两者兼而有之。
真宗皇帝在寇准的强逼下御驾亲征，到了澶州，假如辽军有能力破城而入，将其俘虏，北宋会不会灭亡两说，但绝对可以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获得绝对的优势地位，如同百多年后的“靖康之变”。
显然，辽军愿意接受谈判，是在评估自身实力无法破城，后路又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之后做出的决定。由此可见，当时的战略优势实际上在宋朝一方。
辽军是战争的发起方，是入侵者，并且在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之下，竟然能够在获得岁币之后安然撤退，故而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澶渊之盟”都不能算作公平的协议，所以算作屈辱的城下之盟并不为过。
最后，再来仔细探讨一下“澶渊之盟”对辽宋两国的影响。
单纯的从维持和平的角度来看，协议的确保证了两国间持续百二十年相对的、总体上的和平（中间辽朝有过几次虚张声势的入侵，讹诈北宋增加岁币）。对于辽国来说，岁币的获得，相当于财政收入的非常重要的补充，帮助维持了辽国的财政平衡，减轻了辽国百姓的负担，间接的维护了辽国统治的稳定。而对于辽国军方来说，则深刻领悟了宋军能战而不敢战的致命弱点，建立起居高临下的胜利信心。
诚然，支付的岁币对于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宋朝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而随后在两国边境开设的榷场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宋朝商人又能轻易的赚取巨大的利润，等同于把岁币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又给收回来了，因此，单纯的从经济角度来说，损失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然而，王朝军人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优势被轻易的葬送掉，无论是参战的军人，还是其他地方的军人，必然会产生对自我价值的疑问：我们的战斗是否真的有意义？既然朝廷期望用钱来解决与敌国间的军事冲突，并且还真的解决了，那为什么还要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冒险呢？再进一步，军人的使命已经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那平日里为什么还要流血流汗的训练？
随着和平的延续，北宋的军队逐渐蜕化（驻扎在西夏前线的禁军除外），变成了朝廷用巨额资金供养起来的摆设，只能吃白饭，不能打仗，其中，与辽朝对峙的北部边境则堕落的更加彻底，久而久之，连正经人都不愿当兵，士兵素质之低，可谓空前绝后，等到金朝崛起之时，需要他们战斗之时，如何还能指望？
“澶渊之盟”的签订，典型的是短期利大于弊，长期弊大于利的选择，很好的诠释了伟大领袖的名言——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