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新朝政局，政治上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制度设计延续了五代以来防弊的惯性并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特别是 宋太宗赵光义 对外进取迭遭挫折之后， 注意力全面转向了内部。他经常对臣僚宣讲：“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当合用心于此。”
宋辽高梁河之战，宋太宗坐驴车逃窜
正是在这种“帝王用心”之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保守的气息，官员甚至把“不生事”作为处世当官的准则。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则宋基本未脱汉唐窠臼。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就是 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宋史· 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这段文字，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及其深远影响。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到了 北宋中叶，这项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宋仁宗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构成了一道闪亮的风景线。范仲淹虽然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但其人生事业的主要经历也在仁宗时期，是北宋政坛和思想界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宋代科举考试图
这些人在思想上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光大圣人之道的中流砥柱。这一时期的新儒学以“ 义理之学”为主要特征。与之相随的是 士大夫政治的确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明体达用、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
王安石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学问家、思想家。朱熹说他“以 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是很符合事实的。他毕生重视经学研究，并用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由他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 荆公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内中可资构建体系的部分，厥惟其心性论和天道观。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讨，既反映了宋儒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 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儒释道——一团和气图
在新儒学由“ 义理之学”向“ 性理之学”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两大成果： 一是荆公新学的流行，二是理学（当时称为“道学”）的确立。就当时所具有的影响力而言，王安石的新学远远超过了理学。
王安石早年撰写了《淮南杂说》和《洪范传》，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宋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人们甚至把他比作当代的孟子。他的女婿蔡卞在论及荆公学术时曾讲：“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这两部著作以阐发“道德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与理学之徒每有相通之处，而高明自得常常过之。 侯外庐先生认为：“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贺麟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说：“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与陆王的思想最为接近。”
不畏浮云遮望眼
王安石成名很早，且生性自负，曾有诗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足见其心气之高，志向之远。他一贯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
在王安石以前， 范仲淹力倡精神风气，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学术成就有限。 李觏依托先王之制阐述社会政治理想，设计富国强兵蓝图，但因仕途偃蹇，无从施展。 唯有王安石集经学家、政治家于一身，遭遇神宗，千载一时，使其宏图抱负得以充分施展。这种人生经历，不但宋人无出其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在王安石主持的各项改革中，最能体现“法先王”理想的，当属以“经术选士”为主旨的学校科举改革。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湮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要变风俗、立法度，必先本于讲学。学术既明，才可以施用于政事而不至被流俗沮格。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
宋代书院发达，影响深远，岳麓书院即创建于北宋初
这种观点，也是 新儒学兴起以来士林精英的共识。早在熙宁以前，欧阳修、孙复等人就对科场士子奉为准绳的汉唐注疏之学大加挞伐，要求朝廷重新注释儒家经书，以便学者取法。到了熙宁六年（1073 年），朝廷设置经义局，由王安石负责，训释《诗》《书》《周礼》三经新义。
熙宁八年（1075 年），《三经新义》修成进御，由国子监雕印颁行，作为官方教材，让天下士人学习。王安石修撰《三经新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同风俗，一道德”，以经术造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这 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
王安石的“新学”究原于心性之际，推本道德性命，以《孟子》为宗，援《洪范》《周易》《论语》《中庸》诸篇立说，又以老、庄、扬雄各家参验，而归于高明自得之学。继而施用于礼乐刑政，尤其借重《周礼》立法创制、设官分职的遗意，为变法张目，可谓体用兼赅，本末毕具，既是义理之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转进的重要一环。
苏东坡、王安石晚年握手言欢，他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
从王安石开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治学理念蔚然成风，新儒学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主题转换和学理更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王安石立足儒学，融合儒、道，创立了形而上的道德论、人性论及修养论，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发展。
在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 “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 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唯新经是读，但 因为利害所系，只不过是曲意附和，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
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 “荆公新学”也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以后，在理学家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
王安石喟叹：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
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儒经世致用的热忱和追求“外王”的抱负遭遇了重大挫折。此后，宋儒主要注重于探究心性道德的“内圣”之学，致力于振兴和重构儒家伦理的本体价值。到南宋后期，理学（道学）最终确立了官方主流思想的地位。
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宋代思想经历了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 现在人们热议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从宋朝开始走向内向的问题，这个转向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宏开拓的气象。从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民族本位文化愈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