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商业群体，曾经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500年，在中国民族商业史上写下了一段色彩瑰丽的传奇故事，那便是晋商。
有一种文化，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和谐理念，诚信经营精神和开拓进取的勇气融入商业实践，深深地镌刻在时代的丰碑之上，那便是晋商文化。晋商的崛起
明朝建立以后，为防止蒙元残余势力的入侵，在今天长城一带驻扎了大量军队，而向边关运粮，又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洪武三年（1370年），当时的山西官员带头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山西境内的大同、太原等边镇试行纳粮中盐，即鼓励商人向边关运粮，以换取销售官盐的凭证——“盐引”，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首肯，并于次年进一步明确运送距离、货物多少与盐引的换算比例——“开中法”。
从此，一支支山西商队往返于内地与边关之间运送大批货物，官盐专卖又为晋商的壮大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到明朝后期，已经有了“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的说法，而晋商此后500年的辉煌，全都肇始于官盐生意。晋商——儒家特色的商业烙印
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
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无信不立。坚持利以义制、立信为本，他们能更好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在经营上不惜折本亏损，也要保证信誉，因为“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对广大顾客有强大的吸引力。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晋商家族兴盛的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是重视家规家风。晋商大族的后代并没有躺在祖宗基业上成为纨绔子弟，而是恪守祖训，靠着自身的奋勉，各自开辟自己的事业与前途。山西票号——晋商文化的代表
至清朝，晋商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生意做到了极致，社会商品经济也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晋商分布在全国各地，每天收获得巨大成交额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由于商品流转和资金周转的速度缓慢，借贷需求量较大，需要财力雄厚的借贷机构；各商号间有大量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求，但当时清政府不印银票，大量的白银运输是一个难题，而且镖局运现风险极大，难免出现强盗劫镖。
这时候，商业活动及政府收拨款靠镖局运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于是山西票号便应运而生，票号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晋商发展的需要，加速了资本的流通。在当时的票号中，名声最大的当属“日升昌记”，人称“中国第一票号”。
晋商之魂——晋商精神
晋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其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一种长期坚守的精神，这种内在的精神支柱无疑是一个商业群体在历史舞台上空前活跃的能动力量。
晋商精神的内涵包括了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自强不息，不断进取。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并以经商为荣。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维系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正是这些“晋商精神”支撑并推动着晋商塑造了数百年来的商业领袖地位，可谓晋商之魂。依然留存的文化载体——大院和会馆
晋商文明，可以从其商业遗址上得以实证。在山西省内的家族文化要看晋商大院，在山西省外的商帮文化则要去看山西会馆，但无论是家族文化还是商帮文化，都是驰骋塞外的晋商群体留给其后人珍贵的文化遗产。
乔家大院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院，从高空俯视整个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囍”字，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又是民俗文化的殿堂。还有太谷三多堂、榆次常家庄园、灵石王家大院等，这一座座豪华的宅院无不见证了晋商昔日辉煌的成就。
大量的山西商人来到外地，他们不仅遇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交流不便的困难，而且遇到了本地的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状况。山西商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利益，便通过会馆广泛联络晋商，共同协商，合力对外。各地的山西会馆就是山西商人们交流商情，联络感情的重要场所，是新旧数代山西商人在外地的家。
在今天看来，晋商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史，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增长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养，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使得“晋商”这一商业群体在瞬息万变、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中，前赴后继、生生不息。（黄琳 王轩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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