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个世纪以来,一个贯穿始终的政治问题,就是藩王问题。
分封藩王,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用制度,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从目的说,正如朱元璋所说:“以藩屏帝室”,就是用藩王权力来巩卫中央。
本着这个目的,朱元璋做了一件公认的错事:洪武年间分封的藩王,不但待遇优厚,而且军政权力极大。尤其是有兵权,北方几个藩王,诸如宁王,燕王,谷王,辽王等王爷,更掌握着明朝精锐武装,各个雄视天下。
但对这个潜在威胁,朱元璋也不是没有预判,明朝藩王制度比较前代,一个进步就是管理严格:特制了《天潢玉牒》,凡有皇室子弟出生,就要记录在册,封赏赐爵乃至皇位传承排序,都是按照玉牒来。另一点就是重视教育,朱元璋还编写了《永鉴录》和《御制纪非录》,这俩个材料,记录了历代藩王的作恶教训,发给各地藩王学习,告诫他们要忠心为国,免倒覆辙。同时规矩也多,藩王们穿衣服不注意,盖房子盖出格,出门仪式招摇点,都很可能给扣上“违制”的帽子,按谋反来处理。
但千防万防,却还是防不胜防。手里有兵,就有造反的风险,外加朱元璋的制度,本身还有个漏洞:明朝藩王制度规定,如果中央有奸臣弄权,藩王就有权起兵巩卫皇室,清除奸臣。结果,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了法定继承人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起兵的名义叫“清君侧”,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一:朱棣削藩很聪明
作为藩王叛乱的胜利者,永乐皇帝朱棣,对于藩王拥兵的危害,自然感同身受。在坐稳了皇位之后,除了清算建文帝旧臣外,他大张旗鼓做的另一个事情,就是削藩。
其实削藩这件事,早在建文帝当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办,不但当时的朱棣被恶治,其他诸如周王,代王,齐王,不是被削去王号,就是惨被关押。而在朱棣登基早期,为收拢人心,对这些倒霉王爷们,也曾大力安抚。
朱棣杀进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给藩王平反,之前被建文帝修理过的藩王们,大都恢复了爵位。另外还有优待,不但提高藩王们的经济待遇,还提高王府官员的品级。封赏也很大方,比如对周王,一即位就赏赐了两万多钞。接着周王过生日,更又送了大批财物。《万历野获编》里说他那时对藩王“倍加恩礼”,真如春天般温暖。
但春风拂面过后,接下来就是电闪雷鸣。削藩行动开始了。
早在对藩王无比恩宠的时候,朱棣就已经行动,在各位藩王的身边密布眼线,严密侦测一举一动。而且这帮藩王们,除了蜀王周王等少数人,大多数都劣迹斑斑。罪过不难找,就看时机。
最先倒霉的是宁王朱权,早年宁王坐镇北疆,手握重兵,一个不留神被朱棣挟裹了造反。事后朱棣也很关怀,也把宁王迁到南昌,说是给他个经济富庶的好地方享受,其实是监视起来。随后就百般找茬,偏宁王本身也牢骚,闲暇时常有怨言,被朱棣知道了,立刻派人搜查,虽然没找出什么证据,但明白利害的宁王,就此吓得不轻,从此沉迷鼓琴诗书,绝口不提政事,总算躲过一劫。
比起接下来其他人,宁王的遭遇,其实还算好。
紧接着倒霉的是代王,刚恢复了爵位,没半年就被朱棣治了三十二条大罪,虽然勉强保住爵位,但兵权基本被削光,成了死老虎。齐王很嚣张,恢复爵位后恶性不改,甚至还杀死了地方官,这下朱棣逮住由头,永乐四年(1406年)五月将齐王囚禁南京,子孙废为庶民。类似倒霉的还有珉王和肃王,都是被揭发过错,然后严肃处理,王号都被削夺。
而其中最传奇的,却是周王朱橚,他本身朱棣的同母兄弟,按说关系最亲。但也因此张狂,甚至还在封地上张榜贴文,给地方官发号施令,这下触了朱棣大忌,期间几次被削去爵位,几次又宽大处理复爵,一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朱橚再度被告发,而且朱棣放话说要严办,这次朱橚终于悔悟,进京哭求免罪,总算再次宽大,被削去了护卫兵权,从此老老实实。
但这个几次被削的朱橚,却还有另一奇功,他是明初杰出的学问家,特别是眼看仕途黯淡后,他更是闭门研究学问。埋头编著的《救荒本草》,更堪称《本草纲目》之前,中国内容最丰富的中医宝典。另还有著作《普剂方》,更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方剂学著作。这位削藩削出来的大科学家,以其杰出的学术贡献,值得后人纪念。
经过朱棣一番动作后,明初几位势力极大的藩王,都被削得损失惨重。而边境上的藩王们,更大多被迁入了内地。比如辽东,宣府等边境地区的王爷,更几乎无一幸免,哪怕保留爵位,也要挪地方。这样的后果,一是巩固了中央权力,但更深远的后果,作为边境重地的辽东地区,防务大为削弱,从此都要靠当地部落镇守维护。后来努尔哈赤的起家,这时起就挖了坑。
即使这样,朱棣还是不放心,对于存留的藩王们,更是极力削减力量,各地藩王的武装,被想方设法削减。藩王干涉军务乃至地方政务的现象,更是明令禁止,发现了就抓。在那以后,明朝对藩王的禁令越发严苛,甚至藩王们不但不能与官府结交,更不许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行业。连出城郊游都要被监控。至此以后,所谓位高权重的藩王,大多成了一群锦衣玉食的高级囚徒。
朱棣的削藩,从效果说,是立竿见影。之后明朝虽然也发生过藩王叛乱,但几乎每一次都被迅速平定,从没闹出过“靖难”那样的大折腾。而藩王们的生活,也从生下来就注定:只要不乱说乱动,生活还算美好。
二:藩王从此养不起
在永乐朝之后严厉的削藩下,明朝的藩王们,政治上没了出路,生活上,却总算还有追求。
因为明朝的藩王制度,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历代分封不断,只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给爵,就是要用国家的财政,把王爷们养起来,日久天长,越养越多,财政负担也就越大。
明朝养藩王的开支有多大?看看制度规定就知道:皇帝的其他儿子,要封亲王,亲王的世子袭爵,其他儿子都是郡王。郡王的长子袭爵,其他儿子要封镇国将军。再往下,镇国将军的儿子们,要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的儿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的儿子封镇国中尉,如此世代传承,宗室里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寄生虫,可以说是几何级数增加。
而从财政开支说:亲王的固定工资,即禄米,每年就有一万石,郡王是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更都有数额规定,累积下来,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另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有时候甚至比固定工资还多。
而对于藩王来说,政治上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但生孩子的自由,却是绝对有,大多数的藩王,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生了就要给待遇,世代繁衍下来,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就拿《天潢玉牒》里的记录说,到了嘉靖初年,明朝的宗室总数,就比明初膨胀了上千倍。万历年间,总数长到三十多万,明末天启年间,更有六十多万。
所以自此以后,明朝历代皇帝面临的藩王问题,也就因此不同。明初的皇帝,愁藩王们造反,明中期以后的皇帝,愁怎么养活这群人吃饭。
这个问题,嘉靖年间明朝御史林润的奏折里,说的就很清楚: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万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的粮食,每年却有八百万石。具体到地方上,军事重镇山西省,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九十万石,但当地王府消耗粮食,却有三百多万石。河南省存粮九十四万石,当地藩王消耗粮食,却有一百九十多万。也就是说,全国的税粮加起来,也填不满藩王的嘴。
而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外,各地的藩王们,其实也都生财有道,搞政治没前途,搞经济挖国家墙角,那是各个都有一套本事。
最固定的办法,就是“钦赐”,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在明朝中前期,比如宣德,正统年间,明朝赐予藩王的土地,通常都是几十顷,到了明朝中期,就有了几千顷,比如明孝宗的弟弟兴献王,就藩的时候,一次就赏赐给他四千多顷土地。等到万历天启年间的明末,更是变本加厉,比如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次赏赐庄田就有四万顷。
这样做的恶果,可想而知:肥了藩王的腰包,却坏了国家的财政,赐出去多少田地,国家就流失多少财政收入,外加每年巨额的恩养藩王的开支,哪怕是太平年月,国家的财政,也常捉襟见肘。倘若赶上闹灾打仗,更时常穷得叮当。
而且即使如此,藩王们还是不消停,大多数藩王,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发财,通用的招数,就是侵占民田。
侵占民田的招数,也有好几种,一种是造假,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另一种叫“投献”,就是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如此一来,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也就越演越烈。
到了明末,土地兼并极为剧烈的河南地区,当时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土地,都被藩王侵占。与之对应的,河南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重灾区”,那位曾一次性拿到四万多顷赏田的福王朱常洵,后来更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杀掉。而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中,藩王们的巨额财富,平日里藏着掖着,舍不得拿出来,一闹农民起义,几乎都被农民军打包全收,成了农民军的钱粮资本。后来明朝亡于农民起义,这个角度说,藩王们做了“大贡献”。
三:《宗藩条例》玩真的
明朝藩王的这些大问题,历代明朝君臣们,也不是没有重视,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想尽办法,遏止其日益膨胀的危害性。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嘉靖年间的《宗藩条例》
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于1521年,这时明朝的藩王制度,经过尽两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大负担。
这个负担多沉重,说几个当时的情况就知道:嘉靖七年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0万金,然而每年的财政支出,却高达241万金,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就是宗室开支,占第二位的,美其名曰武职开支,就是供应藩王以下,诸如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之流的角色,全是为了养活这帮人。
而当时的藩王宗室,不但人口多,滥支国家财政的现象也更严重,向朝廷要赏赐,更常常狮子大开口。不但藩王要养,藩王下面的子弟们,乃至子弟的亲眷们,七大姑八大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属,都敢巧立名目要赏赐。按照户部尚书梁材的说法,明初的时候,如果养活一府的藩王,需要一万石粮食,那么现在同样的王府,就需要至少十三万石。梁材还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百姓的税粮有限,藩王的繁衍无穷,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放在明朝政治下,官员如此指摘藩王,是需要勇气的。而且嘉靖皇帝朱厚熜本人,就是以藩王身份入继皇位的,给这样一个背景的帝王说这事,可以说极其不给面子。但局势严峻,面子也不顾。嘉靖皇帝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命令群臣设法解决。
自此以后,明朝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管理规定,比如严格审查,发现冒名请赏的一律严办。此外还加强教育,给藩王们办学校,教育他们要为国分忧,勤俭节约。另外还有“均人役”,就是改革以往的免税政策,令藩王分摊部分国家税赋。这几样政策,确实也省了不少钱,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其实在这期间,最有效的办法,也有人提出来过,就是当时礼部尚书霍韬提出的“定子女”,内容是把藩王们的后代们,特别是旁支庶出的后代,尽可能编入民籍,允许他们参与士农工商活动,从此自食其力。如果照此实行,藩王资格门槛提升,增长幅度必然大为减少。但嘉靖皇帝思考半天,还是决定“从容审处”,毕竟牵涉十几万藩王的利益,不是小事。
一直到嘉靖皇帝晚年,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御史林润的奏折,再次震惊了朝野。在这封奏折里,林润不但揭露了恩养藩王开支巨大,国家难堪重负的严峻现实。更指出先前朝廷的各色规矩,都是小打小闹修补,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出台一部根本法令,作为后世遵循的准则。即“以垂万世不易之规”。
这封奏折着实有效,嘉靖皇帝也明白,有些事必须要抓紧办了。随后经过多方讨论,终于在两年之后,由礼部尚书李春芳主持,出台了著名的《宗藩条例》,内容共六十七条,核心内容有二:1,严格限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娶老婆都要礼部审核。藩王子弟赐爵,更要有资格审查。2,对藩王的开支进行财政核算,削减大笔无用开支,更减少原定的固定工资数额。从那以后,藩王们从袭爵,赐田到日常开支,都有了严格的监管,挥霍无度的日子,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明朝中期,《宗藩条例》的作用也十分巨大,嘉靖身后的隆庆,万历年间,明王朝在藩王开支方面,也大大缩减,国库也日益充实,后来的“隆万中兴”,确有这方面原因。但这个著名的条例,还是难以治本,不但对于朝廷赐予藩王土地,没有规定限制,关键的“定子女”这条,也是毫不提及。藩王后代的寄生虫角色,依然丝毫未变。
而对于诸多藩王子弟来说,《宗藩条例》还带来一个恶果:藩王后代们请爵,封赐,都要礼部拍板,而且随着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礼部对此卡的也越发严。得不到名分的藩王,既没有国家养,更无法入民籍,自食其力的工作,别说干不了,朝廷也不许干,就此没了活路。到了明朝崇祯年间,好些藩王因为得不到名分,又不许出去工作,竟然活活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