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祖大寿的叛逃——袁崇焕的第一道催命符
在袁崇焕被崇祯下狱后，辽东的各路将领平素对袁崇焕十分感戴,祖大寿又与新任辽东督师满桂互相抵牾,袁督师被逮,又要祖大寿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唯恐遭到皇上惩处,于十二月初四日清晨悍然率部东行——欲归宁远。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上下震惊：敌兵还未退去,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撤走，形势堪忧。
兵部尚书梁廷栋建议皇上召见余大成,谋求对策。奉命前来召对的余大成对皇上说:“(祖大)寿非敢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思宗觉得有理,便责成在场的大臣;“事有可行,宜急图无缓。”
于是阁部九卿一行人等赶忙来到狱中,对袁崇焕多方开导。袁崇焕执意不肯:“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众入开譬百端,袁崇焕始终以为“不敢以缧臣与国事”。余大成对他晓以大义:“公孤忠请俎,只手擒辽,生死唯命,捐之久矣! 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臣子之义,生死明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于死于法孰得耶? 明旨虽未及公,业已示意,公其图焉。”
袁崇焕这才欣然从命,当即写了致祖大寿的蜡书,言辞极其诚恳地要他顾全大局。思宗根据廷臣的建议,派专人持袁崇焕蜡书前往召回祖大寿,同时又要督师大学士孙承宗以个人影响安抚祖大寿。
这几方面的措施果然发生了效力。手持袁崇焕蜡书的信使终于在距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人等。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手书,泣不成声,一军尽哭,但还是犹豫不决。在军中同行的八十多岁的祖大寿老母果断地说:“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将士们听了无不踊跃,祖大寿这才下令回师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思宗闻讯大喜过望,他原本对袁崇焕疑虑重重,及至听说辽兵收复不少地方,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的意念,甚至还说“守辽非蛮子不可''。所谓“蛮子”,是思宗对广西人袁崇焕的一种昵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与此同时,孙承宗也在从中斡旋,他希望皇上对祖大寿的行动表示谅解，思宗表示同意,要他立即宣谕此意,使将士安心。孙承宗又送去密札,要祖大寿赶快上疏自责,并立功赎袁督师之罪。
祖大寿上疏申述了东奔的原因,思宗表示谅解,要他继续立功。袁崇焕的危机似乎已经过去。
二、陷入党争——袁崇焕的最终催命符
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由袁崇焕被逮入狱引起的政局动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制造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钦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原先思宗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要把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
当时朝廷大臣为袁崇焕鸣冤者十有六七,惮于皇上震怒,而未敢轻易进谏。独有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冒险进言,说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 、“身居大将,未尝为子弟求乞一官……自握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因此他希望皇上“超释袁崇焕,照资拔用”。思宗接到这份奏疏,并无丝毫反感,冷静地批示:“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从中可以窥见思宗仍想起用袁崇焕“边塞立功”的心情。
这与他获悉祖大寿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后,“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可以互相印证。
由于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使事情复杂化以致无法收拾。
山东道御史史（上范下土）在这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他在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蔑已经辞官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与袁崇焕商量乎辽方略,是一个内阁辅臣分内之事,居然被扣上“卖国欺君”的大帽子,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叵测。
思宗接到这份火上浇油的奏疏,怒不可遏,没有核实就草率下旨:“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商嘱情谋,互谋不举,下听臣会议其罪。”
显然,他已经把袁崇焕“暂解任听勘”,逐步升级到“欺藐君父,失误封疆”,袁崇焕的命运岌岌可危了。
已故前内阁首辅徐阶之长孙锦衣卫左都督徐本高与钱龙锡同为松江人,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联姻,当时一个是锦衣卫千户,一个是翰林院庶吉士,都是卑冷之官,原无攀附党缘的意图。
现在受到史（上范下土）的无端诬陷——钱龙锡曾接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银子,寄存于姻亲徐本高家,上疏澄清：钱龙锡寄存银两数万云云实属无稽之谈。当时钱龙锡以大学士致仕,皇上钦赐驰驿而归,恩礼优容,何必把细软银两寄存与他人? 思宗对这位历事四朝侍卫之臣的辩词表示理解,以为是“风闻”,不必追究。不过事已至此,袁崇焕是否贿赂钱龙锡,钱龙锡是否把财产转移,已经无关紧要,思宗要处决袁崇焕的决心已经下定。
八月十六日下午,思宗先是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内阁辅臣成基命等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之事;然后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等文武大臣,共同商议对袁崇焕的处决事宜。
思宗先定基调:“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遗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
在列举了袁崇焕该杀的各种所谓“罪状”后,思宗以咨询的口吻问道:“卿等已知之,今法司罪案云何?”对于如此重大事件,诸臣都不敢造次,如果为袁崇焕辩护则得罪皇上,如果赞成处死袁崇焕则于心不忍,因此一味顿首，听凭皇帝发落。
思宗以为大家并无异议,便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脔割致死。至于袁崇焕的家属,思宗说: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流放二千里以外,其余不加追究。内阁辅臣听了立即顿首称谢。思宗又叮问一句:“诸臣更何言?”辅臣说:“其罪不囿。”思宗马上命令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往监刑。袁崇焕这位战功显赫的大帅就这样被他所效忠的皇帝处死了。
袁崇焕的死令人惨不忍睹。据当时人记载,在西市处磔刑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袁崇焕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呜呼,难道那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忠臣都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