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生母应国夫人杨氏,名讳可能是“真”或“贞”,是武士彟的继室，武士彟的原配是相里氏——可能是汾阳地区门第不高的胡人之后,为他生了四个儿子。翻遍史书，也没发现武则天他妈跟广西有啥关系！
一、寡居的武则天他爸
武德三年以后，武士彟统领并钺军，官拜工部尚书，跻身新贵，照理一家从此可以同享富贵荣华；可惜天公不作美，两儿相继病死、士彟的心情自是沉痛。当他们病重之时、武士彟因为军职在身，无暇照顾，甚至连前往探问也没有,仍然勉力从公，没有声张，一年之后，相里氏也因病亡故，中年丧偶，武士彟的心情更是哀悼。由于武士彟这时的爵位是义原郡开国公，故相里氏的身份就是外命妇，她的死讯不得不奏报朝廷。
听了所司启奏，武德皇帝李渊深受感动，下敕褒扬说:“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徇国，举无与比!”相里氏死后,士彟带着两个儿子元庆 ,元爽鳏居。土彟在京有宅,前后封赐不少,兄弟及宗人在京做官者也常有来往,生活原也不愁。
但是,中国经过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南、北的社会文化明显出现了差异:原来从商鞅改革以来,秦汉流行小家庭制度,晋朝以降汉人避难渡江,故南方保存了此风习,仍然以小家庭居多,即使聚族而居也是各自异炊,妇女甚少步出闺庭,交际往来也少,在家以管中馈为主;北方则不然,北方因为民族之间长期互相征战,汉族是被征服者,所以他们常是聚族营生和自卫,以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为盛,文水武氏就是其中之例。
因此,北方的社会风俗专以主妇持门户,家庭里主妇的地位甚为重要,她们争讼曲直,造请奉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人事多由内政,社会生活极为活跃。南朝一个名人颜之推来到北方,就立刻发现和惊讶这种差异,认为是受到鲜卑遗风的影响,将之写在他的名著《颜氏家训》里。
如今武土彟丧失主妇,对他的家庭乃至家族事务,就因失去重心而产生不便。
武德皇帝对这位功臣的状况极为关心。士彟这时正以工部尚书参与修订令典。此时国家所修的令典应即是《武德律》和《武德令》,《令》的部分于武德七年(624)三月先定,至四月《律》《令》全部完成，遂将此《武德律令》——唐朝第一部法典——正式颁行全国。
所谓《律》，就是一般人所知的法律,《令》则是政府组织法。唐朝后来所修的《律令》,皆以此为因袭的源头。唐朝《律令》属大陆法系，对东亚的大唐文化圈极有影响：这是唐政府首次的重大修撰工程，依例，重大修撰之后必有晋爵或物质等赏赐，故武士彟得以晋爵为应国公。 士彟可能仅参修《令》的部分，所以他的晋爵最晚不致于四月。
二、武则天他妈的家族——弘农杨氏
这时，武德皇帝为他物色了一个婚姻对象——高门大族弘农杨氏之女。
杨氏在革命之后被追尊为“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女皇之侄武三思,奉制撰有《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又称为《望风台碑》。
注：此碑说杨氏是弘农仙掌人,出自周朝唐叔虞之后。垂拱元年(685),为避仍为太后的女皇祖(武华)讳,将当时名为华州的弘农郡改为太州,又改太州的华阴县为仙掌县, 亦即杨氏实是华阴县人。
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是一个门第社会,高门大姓掌握了极大的社会资源和政治优势。当时全国的最大世族计有:因西晋战乱而渡过长江称为“侨姓”的,以(琅琊)王、 谢、袁、萧四姓为最大;原籍在江南称为“吴姓”的,则以朱、张、顾、陆四姓为最大。在北方,汉人高门都称为“郡姓”,山东以(太原)王、崔、卢、李、郑五姓为最大,关中则以韦、裴、柳、薛、杨、杜六姓为最大。至于源出代北鲜卑集团的大姓都称为“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等七姓为最大,无论如何,宏农杨氏是关中六大郡姓之一,门第之高连唐朝王家陇西李氏也不能比。
宏农杨氏从汉朝就兴起，至南、北朝末出现了杨坚，建立隋朝，统一中国，是为隋文帝，女皇之母杨氏，和杨隋王室同宗不同房，她系出宏农杨氏观王房。
所谓观王房，是指隋朝“四贵”之一的司徒·雍州牧·观王杨雄一房而言。杨雄是当红的权贵，其弟杨达也累任尚书、纳言（侍中)，并曾以营东都副监官职和尚书令杨素主持洛阳宫阙的建设，封为遂宁公：杨氏即是杨达的女儿。
杨雄和杨达兄弟两人贵为隋朝宰相,降至唐朝,杨雄之子杨恭仁是武德皇帝的宰相,另一子杨师道则是贞观皇帝的宰相,他们的侄子杨执柔也因女皇有“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的意思而拜相,一个外孙女一一即是后来参与封禅大典而行终献礼的越国太妃燕氏——则是唐太宗的妃子, 家世非常显赫。
这时是门第社会,故武德皇帝即曾以开国集团门第之高贵为荣,认为他的开国集团皆系出高门世族,比汉朝开国集团的出身低微优越很多, 在门第观念如此浓郁的时代，婚姻讲求门当户对，若非“卖婚”，文水武氏如何攀得上弘农杨氏这门婚姻? 因此有人认为武士彟当年以贩卖木材之故,所以有机会结交负责营建工程及东京建设的杨达。
三、武则天爸妈的婚姻生活
及至达死隋亡,而士彟变成唐朝新贵,遂娶杨达之女为妻。 此说仅是推测之词。因为武士彟是否曾与杨达认识，无证可考；而根据《攀龙台碑》和《望凤台碑》,武士彟与杨氏的结婚，事在士彟进封应国公之后，且由武德皇帝亲自撮合。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士彟先缺中闱,武德皇帝亲为这位功臣求偶,知道杨氏尚待字闺中,为告诉士彟说:“隋纳言·遂宁公杨达,才为英杰,地则膏腴.今有女贤明,可以辅德,秦晋之匹不能加也!”于是特降纶言,俾成婚对。”
武德皇帝并且亲自为士彟的婚主,另遣桂阳公主做女家的婚主,礼娉所需,皆由官方供给。婚礼完毕,立即依班例拜杨氏为应国夫人。桂阳公主是武德皇帝之女,也是杨氏堂兄弟杨师道之妻, 因此,他们的婚姻决非山东衰落门第的买卖婚姻。士彟也因此婚姻的缘故,与李唐王室多少也沾上了一些亲戚关系。
士彟原本家富于财,如果《攀龙台碑》所述是真的,则他任官以来前后赏赐甚多,封寿阳县开国公时食邑 一千户,改封义原郡开国公时增邑一千户,武德元年又赐田三百顷、奴婢三百人,别食实封五百户,进封应国公时又加实封八百户,从平京师时曾赐宅一区,表示在长安有家宅,即使后来外放为都督,回京报告政情时,也不必像其他朝集使般“赁房与商人杂居”。也就是说，武士彟除了门第条件之外，财富和功名这两条件俱佳，所以皇帝才为他主婚，相里氏来不及享受的从一品夫人和荣华富贵，如今皆由杨氏来坐享。后来相里氏所遗二子对此后母不礼，很可能这是原因之一。
根据《攀龙台碑》,说武士彟死于贞观九年(635),享年五十九岁。以此推算,士彟生于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德新律令修成时(624)是四十八岁。至于杨氏,根据《望风台碑》说死于咸亨元年(670)八月二月,春秋九十有二。以此推算,她生于北周宣政二年(579),比士彟小两岁,及至土彟四十八岁为应国公后,与她结婚之时,她已经四十六岁。唐朗女性通常在十三至十八岁之间结婚,而以十五岁最多,是则杨氏嫁给上彟之时,早已过了适婚年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根据《望凤台碑》的说法,杨氏出身高门,对女红并不重视,而却明诗习礼 、阅史披图、颇能属文,其父杨达许为“隆家之女”可能因为她的门第过高,或佛教信仰,而又教育良好的关系,故不易找到匹配的对象。及至隋炀帝大业八年(612),杨雄、杨达先后死于远征高丽的途中, 这时她已经三十四岁。碑文说她哀于父丧,希望凭托佛教,“永奉严亲,长栖雅志”,表示已索性不愿婚嫁,祈福父灵。若非皇帝撮合,杨氏恐怕即如此度过一生,历史上遂无武则天其人其事了。
两人婚后生活情况良好,杨氏显然是贤内助,甚至武土彟的仕宦顺利,也与杨氏“实资阴助”有关。 贞观九年武土彟死于荆州都督任上,遗嘱归葬文水,家人乃将他送回故乡安葬。都督是三品职事官,唐朝旧制：三品官丧礼皆给卤簿,墓前树立一定高度的碑碣及一定数目的石人石兽,而由鸿胪丞监护丧事。
武土彟由于是归葬,故官造灵车送达故乡,坟墓则因山而建,穿足容棺,殓以时服,丧费由官方提供。丧礼举行时,委由本州大都督李世绩监护,朝廷另遣郎中一人驰驿前往吊祭。依丧事的规格看,表示武家虽然富有,但是还算相当的节约。
杨氏先后为士彟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后来嫁给越王府功曹贺兰安石,季女嫁给郭孝慎,武则天则是次女。及至士彟死,杨氏时年五十七岁,痛不欲生,再度“方祈净业,敬托良缘。凭慧炬于幽途,舣慈舟于觉海。于是心持宝偈,手写金言,……将佛日而长悬,共慈灯而不灭”,愿长伴夫墓;然而“特以圣上(武则天)年居膝下,爱切掌中;理藉劬劳,方资顾复”,因此才打消主意。根据《望风台碑》此说法,杨氏是因为武则天尚小,需要母亲的照顾,所以才改变凭托佛教 、长伴夫墓的念头的。此年武则天已十一岁。
及至永徽六年(655)武则天正位六宫,其年十一月杨氏被册为正一品的代国夫人,后来又转拜荣国夫人,位在王公母妻之上。死时赠鲁国太夫人,谥曰忠烈,寻又下制赠太原郡王妃。武后临朝,追尊为魏王妃,改其咸阳园陵寝曰顺义陵。革命前夕追尊为忠孝太后,革命后又追尊为孝明高皇后,陵曰顺陵。后来又加“无上”二字,改顺陵曰望风台,故其碑又称为《望凤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