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筹建工作酝酿于清朝末年维新运动期间，始建于清帝退位、民国初建的年代。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1]，“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乃议先设博物馆于北京”[2]。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其宗旨为“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3]。当时的馆址仅有前国子监衙署一座，计210间，署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
一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来源
民国时期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有如下几类：
（一）国学旧存
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初，馆藏文物主要是国学旧存的礼器、书版、石刻等约57127件[7]及存放于国子监的明清档案[8]。
重要的文物主要有：
1. 周代彝器：有“召仲簠、康侯鼎[9]、内言卣、素洗、雷纹觚、牺首、子爵、盟簠、牺尊、雷纹壶”[10]等10件。这些贵重文物原为清宫旧藏，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颁领国子监，陈设于大成殿，1920年移运至历史博物馆。
2. 国学旧存石刻：国学旧存各项石刻中移归历史博物馆保管的有“《老彭观井图》（宋陈靖铭明刻）、《兰亭序》（赵孟頫临定武本）、《乐毅论》（赵孟頫临本刻在兰亭古背）、《争坐位帖》（赵孟頫临本）、《古文孝经》（明蔡毅中集注）、《丁香花诗并序》（康熙五十七年谢履忠集《圣教序》兴福寺二碑字刻石）、清仁宗御制《喜雨山房记》（铁保书）、《乐毅论》（金特赫临），石鼓文（光绪十二年长白盛氏据阮氏旧藏宋本重刻石）等十种，共计刻石二十一方”[11]。
3. 前代御用品：清乾隆时代临雍讲学所用各物，全部拨归历史博物馆。有“御座、御案、围屏、炉鼎、笔墨、表章经学之宝以及祀孔所用玉铜、锡竹各项礼器，国子监图等，共计一百七十一件”[12]。
4. 国子监大成殿七楹、九楹木质匾联等。
5. 书版：这批文物中，书版数量占绝大多数。
（二）考古发掘所得
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后，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工作。1920年河北钜鹿发现宋代故城，历史博物馆遂于次年2月派裘善元前往发掘，出土宋代“桌椅[13]、梁门以及各种瓷器，如瓿、甀、瓶、罐、盘、盂、盆、碗、瓷、瓮、瓷枕、砖瓦、石硙、铜釜、铜鉴、铜镫、铁鼎、崇宁钱币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二百十四件”[14]。1924年春，裘善元偕顾问毕士博、文礼、董光忠赴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省调查古迹古物，在河南信阳游河镇发掘到大批古物。在王坟洼及擂鼓台地方发掘出汉代墓葬3座，出土“瓷洗、瓷壶、瓦瓿、瓦罂、人骨、柩钉、五铢钱、四乳鉴、铁镰、铁斧、金环，又陶鼎、陶瓿、陶钟、陶瓶、永元十一年墓砖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二百二十三件”[15]。1926年，裘善元、董光忠在湖北枝江发掘古冢所得有“墓砖、柩钉、铜鉴等三十五件”[16]。对于历史博物馆主持发掘的钜鹿、信阳墓葬，发掘者分别编写了《钜鹿宋代故城发掘纪略》和《信阳发掘古物纪略》考古简报。
（三）征集收购
文物征集是博物馆扩充藏品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职能。自历史博物馆建立伊始，即开始向社会征集、收购文物，经过30余年的努力，收获颇丰，其中不乏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
历史博物馆文物征集、收购工作始于1913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征集、收购的文物主要有：
1913年，历史博物馆赴河南洛阳采购的汉魏以迄隋唐各时代的文物，主要有屋、灶、车、马等明器，铜、石造像，墓志、陶俑、陶瓶、陶壶，以及安阳出土甲骨刻辞等文物。1919年，从洛阳购得北魏元羽墓志；征集到北朝造像及隋唐墓志数方。同年，征集到北魏元显儁龟形墓志[17]一方及六朝造像碑、隋唐墓志数件。
1920年，历史博物馆征集到北魏比丘僧智等造像碑、西魏巨始光造像碑、唐代经幢、山西平阳北步军统领衙门旧存武器等。1921年，购置了汉代瓦当、汉代朱书陶仓等件。1922年，采购到三代琮璜等古玉、剑戈等古兵器、汉唐各式古鉴、秦汉瓦当等件。1923年，继续采购到三代古玉、兵器、汉唐古鉴、魏唐墓俑等数百余件，同年在北京琉璃厂采购到明代利玛窦所绘坤舆万国全图[18]一份。
1925年，历史博物馆购置周秦至清末历代各种钱币。1926年，征集明万历户部题名碑、明传教士南怀仁所铸铜炮。1927年，征集清初多尔衮盔甲。1929年，征集平西香山出土辽代石碑，民国以来印花税票样张、模板等件。1930年，征集北平出土元代瓷器、宣化龙关出土明嘉靖年铜铳及新石器时代石器等件；购置意大利人罗斯搜集所得清代至民国党政军学商徽奖章千余种，包括武昌首义各省光复等章、清季甲午战役日本奖章、庚子辛丑各国联军佩章、上海天津工部局纪念章等，以及日俄战役、欧战各章，其余还有党政军学商工机关团体以及清季各章；收购平定安南、台湾战图及江苏金山模型。
1931年，历史博物馆征集三盆山十字寺景教石刻两方[19]，收购蒙古远古石器、汉铜斤、西夏刀，武英殿木质模型、新疆旧地图；委托董作宾购入河南图书馆所藏汉魏隋唐各时代造像、经幢、墓志、棺铭、各种石刻拓本634种，809张。1932年，征集新疆阿克苏地方新石器时代石器，购入河北易县“燕下都”及定兴汉墓出土的战国时代陶鼎、瓿、豆、瓦当及汉代陶马、俑等文物。1933年，购入汉代木简2枚。1934年，购入玉磬石刀各1件，明代佛教水陆画像五轴及琢玉工具多种。
历史博物馆历年还征集北平各城旧存明清铁炮铜炮，约2000尊[20]。
（四）政府拨交
政府拨交文物是历史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之一。从历史博物馆成立至1949前，政府拨交的文物达15多万件。
1917年，教育部移交给历史博物馆汉初文木等件。1918年，教育部将故宫太和门内所藏殿版满文大藏经版、汉满蒙藏梵文等经版，及其他武英殿书版、景阳钟等约13万件拨交给历史博物馆。1919年，教育部移交清代博学鸿词科试卷及清代九朝殿试策等约15000余件。1921年，意大利环球飞航队来华送中国政府飞机一架亦由政府移交历史博物馆陈列；京师图书馆移拨甘肃敦煌唐人写经。1922年，民国政府将旧存太平天国玉玺[21]两件移送历史博物馆保存。
1924年，教育部移交给历史博物馆美国阿拉斯加省出土中国上古陶器钱币、影片。1925年，京师警察厅移交旧太医院针灸铜像[22]1件；同年，临时执政府移交石刻，京师图书馆移交仪仗画图，地质调查所移送安特生在河南、河北等处采集所得上古石器、甘肃远古彩色陶器残片等共计183件。1926年，教育部移交湖北舆地学会所制地图铜版，京师地方检察厅移交旧刑具，监务署移交漕运船模型。1927年，地质调查所移交曲阳党城出土汉代古瓦、铁币、矢镞，农工部移拨农工商部等官印。1928年，北平文物维护会、交通部、北平市政府等处先后移赠各部署官印、民国勋章奖章纪念邮票等件。1929年，迎榇专员办事处移交孙文总理遗物，内有总理手制国旗、总理初次入殓西式木棺、奉移开道旗行列牌、礼节牌以及碧云寺遗像、亭石台台垫、棺围、灵幛、桌帏、纱灯等49件；北平大学校移拨所属各校旧印等件。1931年，北平市政府拨交旧存印章钤记38颗，河北省财政特派员公署函送袁像废钞各钞样张，计共10纸；北平市社会局拨存本市名刹铁山寺瓷五供一堂。1938年，北平日伪临时政府教育部将接收的北平研究院陕西出土文物、蚕坛旧存器物移交历史博物馆整理收藏[23]。
（五）社会捐赠
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以来，接收了国内外民间团体及个人捐赠的文物，“本馆历年以来，备承各方赞助，时有物品移赠保存”[24]，收获颇丰。
个人捐赠：1929年前，历史博物馆先后接收了施景琛先生捐赠铜器，米和伯先生捐赠陶瓶漆盘，张庆瑞先生捐赠宋瓷碗，刘勉成先生捐赠影青瓷碗，周豫才先生捐赠明青花瓷碗，董康先生捐赠唐代墓志，暹罗教育总长但尼亲王捐赠伯里文贝叶经，崔通约先生捐赠汉南越王冡文本，卫西琴先生捐赠天龙造像拓本，徐森玉先生赠汉魏残石经及魏唐墓志拓本，金拱北先生捐赠明季永历四年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上罗马教皇书影片，马叔平先生捐赠模制古尺等件，赵次珊先生捐赠泰山摩崖拓本，郭玉堂先生捐赠龙门造像拓本，高阆仙先生捐赠定县出土西夏文，福开森博士捐赠陶齐斯禁拓印本，前清室内务府捐赠周散氏盘拓本，沈京似先生捐赠淮安出土唐幢等拓本，杨鹤翔先生捐赠南和县隋碑拓本等[25]。
1930年，历史博物馆接收了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小林胖生先生捐赠在旅顺大孤山、老铁山、文家屯等处采集所得石器时代石刀、石斧以及贝壳、胶土等35件，乐均先生寄赠家藏乾隆条幅一帧，陈光尧先生捐赠四川铜币百文2枚、五十文6枚。1931年，申报戈公振先生寄赠有关开国史迹影片10帧；裘志桓先生捐赠教育部徽章三等三级文杏章、清室善后委员会徽章、故宫博物院徽章、集宝展览会徽章、儿童玩具展览会徽章、救济豫陕甘灾民纪念章，郭见珣先生捐赠北平各界总理奉安纪念章，朱晓石先生捐赠司法部徽章，唐子有先生捐赠外交部徽章，汪耕尹先生捐赠内政部古物陈列所徽章，赵书纶先生捐赠朝阳大学学生军徽章，戴佩青先生捐赠北平洗濯工会徽章等件，刘燮之先生捐赠武英殿木质模型1座。1932年，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严茈玥捐赠北平护国寺泥质小塔2件，王梓贤先生捐赠蒙古人所用尖刀1柄，刘士能先生特将所藏“明万历二十三年封丰臣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诰命写真”1件捐赠。1933年，赵境渡先生汇赠七狮军刀1柄，大礼服四顶，帽缨两只，肩章两付，礼服刀带1条，参谋带1条，二等文虎章1座，执照3纸，三等文虎章1座，二等宝光嘉禾章1座，二等大绶嘉禾章1座，曹锟寿章1座，袁、黎、冯、徐大总统纪念章各1座，勋五位1座，武汉起义纪念章1座，共计25件。黄慎之先生赠时轮金刚法会法物七件。1934年，陈师曾捐赠“陈母左太夫人墓志铭”石刻1方[26]。
民间社会团体捐赠：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捐赠给历史博物馆汉式乐浪古坟模型、高句丽石室古坟模型、汉式砖筑古坟模型、圆冢石室古坟模型、横穴古坟模型、车冢古坟模型、圆冢古坟模型及土器模型等，共计98件。1929年，该学会又捐赠由日本东京史前学会在长崎市来阿高山崎福寺矢上中台小文高田等处采集的日本石器时代贝冢出土贝壳30种，共36件；山东省立图书馆寄赠拓本一批，其中有汉永和封墓刻石、汉画像、嘉祥画像、汉虎函、汉建初砖、魏崔承宗遗像、魏张道果造像、北齐世业寺造像等拓本46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赠考古纪念邮票一套，计4张。1934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赠金陵碧月山房所制天地球仪1份[27]。
二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的外拨与厄难
从1912年至1949年，国立历史博物馆得到社会各界支持，藏品得以充实，同时也先后把藏品调拨给不少研究机构、博物馆等单位。
1. 明清档案的外拨
1922年5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向教育部上了一道公函，请求将现存历史博物馆的明清档案拨归北大代为整理。公函称：
本校研究所国学门及史学系知近世史之重要，特设专科研究，现在广搜材料，用科学之方法，作新式之编纂。稔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如奏本、誊黄、报销册、试卷等甚伙，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之材料。世人于此，均欲先睹以为快。惟是此项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虽经该馆派员整理多年，迄未蒇事。良以此事非有多数具有兴会之人，按日排比，断难克期成功。
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即由史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克期编成，公布于世，以副众望；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如此办法，较为轻而易举。尚祈钧部顾念近世史之重要，史料之难求，准如所请，批示遵行，实为公便。[28]
这份呈文送到教育部后，教育部同意了北大的请求，将旧档拨归北大整理。“据呈请将历史博物馆所藏明末及清代档案如奏本誊黄等件拨交到校，商定目录，整理成书等情到部。该校研究所广搜材料，以至编纂近世史之预备，既可有裨史学，且可使该馆所存有问题历史之材料，亦得具有统纪，用意甚善，应准照办。除令知历史博物馆派员协同办理外，仰即派员至该馆，接洽拨交事宜，并明定期限，于暑假期内，将目录克期编成宣布，一俟整理成书，仍将原件送还该馆，以资保存。”[29]
192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从历史博物馆接收了61箱和1502麻袋的档案。
1929年8月，历史博物馆拨借历史语言研究所“午门楼上第八、九、十陈列室三楹”，供其整理由李盛铎手中购入的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实感于同在院中一类之档案材料不可不集中整理”[30]，要求历史博物馆[31]将旧存之明清档案拨交史语所。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载：“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第二工作室，索取本馆旧存明清档案，拟汇集整理，刊布出书。按本馆旧存是项档案，计已经编号者清代贺表三箱，共三千三百二十五件，清代敕谕九箱，共二千一百零二件，明清各项重要文件五百八十二件，除本馆现陈一百零五件，其余四百七十七件共装一箱，并检同原有编号簿十本，又未编号贺表一箱，题本一箱，及十八年八月打扫端门洞扫出破碎档案纸片四麻袋，约共万件，于同月三十一日一并汇交该处点收完毕。”
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清查前内阁档案，发现有《清太祖实录》”，要求历史博物馆将所藏“《清太祖实录》卷五稿本提拨，由所汇刊”。同年，历史博物馆将“《清太祖实录》卷五稿本一册（陈列号数为二六八），于第五陈列室乙字第三号柜内提出交所，以供出版。”[32]
2. 其他藏品的外拨
1929年，历史博物馆将意大利东亚初次成功试飞飞机一架，移交交通博物馆，由该馆保存陈览。“此项飞机，虽在航空史上有重大价值，但陈之本馆，性质似稍嫌宽博，如移陈交通博物馆，则极为适宜。”[33]同年，将午门“原第四室所陈教育标本六百九十六件”，“分装木箱十三支”[34]，移交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1931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电函历史博物馆，要求“拨古炮若干尊，以资陈列”，因“该校征求旧炮，系属研究学术”。历史博物馆分别于1931年、1934年将朝阳门箭楼所存明炮2尊，旧铁炮6尊，包括后挡炮1尊、葡萄牙式小铁炮1尊、竹节式小铁炮4尊，移交该校。1931年，历史博物馆将象齿化石3件转拨地质调查所陈览。
1936年11月，应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所请，历史博物馆将孔庙大成殿匾联移交该所孔庙大成殿殿内悬挂[35]。
3. 历史博物馆藏品的厄难
抗战时期南京陷落后，作为文物保护、研究单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首当其冲地成了日本人觊觎的目标。该所先是沦为日本驻军司令部，后被日本特务机关接管。日本人松本信广一行在日本军队的刺刀保护下，带领日本庆应大学派遣的“学术考察队”，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未来得及转移的文物进行“整理”。在中央研究院陶瓷试验工场里，松本信广一行劫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宗文物，包括历史博物馆南迁至此的全部清代历科殿试策[36]。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日军军事资源的枯竭，日军在北京发动“献铜运动”，以搜刮制造军火的原料。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仅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就搜刮劫得金缸金屑和铜铁器等220余吨。1945年12月7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报告：“案查本院被征用至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此外，尚有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本院之铜缸及历史博物馆之铜炮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37]1945年3月，日寇“华北政务委员会专员山本富士松带同军用汽车到历史博物馆”，将“午门前东西朝房所存之废铁炮……计一千四百零八尊还往他处理”[38]，“馆存旧炮千余竟遭掳掠献资敌用，是大恨事。虽传闻或未及销毁，姑作敌伪一重公案容再仿究焉”[39]。
被日军征用铁、铜品清单
起运年月日 件数 原存放地 重量（市斤） 搬运部队 运往地点
铜炮 1944年6月22日 2 历史博物馆 5514 甲第1400部队 朝鲜
三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南迁、西迁及部分藏品运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为了保护文物安全，民国政府对故宫博物院提出的文物南迁计划持积极态度，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将故宫文物迁至上海，同时民国政府也要求包括历史博物馆在内的诸家文物保管单位奉命准备文物南迁。
（一）南迁
面对紧张的时局，为防患于未然，历史博物馆将一部分重要文物分装十箱，分别编号，秘密保存于北平浙江兴业银行，其箱只编号分别为[40]：
第肆箱 （央） 第伍箱（研） 第陆箱（究） 第柒箱 （院） 第捌箱 （历）
第玖箱 （史） 第拾箱（博） 第拾壹箱（物） 第拾叁箱（筹） 第拾陆箱 （北）
另一部分重要文物分四批南迁，由中央研究院负责接收。
第一批由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裘善元于1933年2月27日带到上海，并由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接收保管，将之存放于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库。此次南迁文物共计36件，具体细目如下[41]：
太平天国玉玺 贰方
表章经学之宝 壹方
圭 壹件
玉笏 壹件
琀 壹件
瑁 壹件
康熙万寿图印本 壹轴
唐人写经 肆轴
利玛窦绘地图 陆轴
南怀仁绘地图印本 捌轴
宋版唐六典 壹册
宋版六韬 壹册
宋版柳州集 壹册
宋版论衡 壹册
宋版韦苏州集 壹册
宋版孟子 伍册
第二批南迁文物是委托北平古物陈列所，随附第二批运输故宫古物专车运到南京。1933年2月22日，历史博物馆致函北平古物陈列所：“本馆有一小部分器物，现因中央研究院需要研究，特装大木箱五只，其中二箱系储铜器，一箱为宋内府罂余，二箱为本馆在信阳、钜鹿等处发掘所得陶瓷、杂器。此外，尚有湖北舆地学会所制铜版地图二十七小箱，均经固封包钉妥当，拟乘贵所运送器物赴京沪之便，随车南移。兹将大小木箱叁拾贰支送至贵所，在启运以前敬恳暂予存置宝蕴楼库房，启运时并希随时予以关拂。”[42]1933年3月12日，历史博物馆致函古物陈列所称：“兹尚有大木箱一只（内装铜人一具，弓二张，箭囊两个），小木箱四只（分装小铜狮及铜座），均经封固，特为奉上，请即代收赐据，敬烦一并运至南京，候中央研究院派员至站领取”[43]。
第二批文物到达南京后，中央研究院致函古物陈列所，要求提取运至南京的文物。函称：“本院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近附贵所运输故宫第二批古物专车之便，先后送交大小木箱叁拾柒只，第一批计共叁拾贰只，第二批计共伍只，统请贵所附运南移，蒙照办并先后发给收字第二二三号及第二三三号收据两纸，俾便凭据提取。兹闻该项木箱叁拾柒只，已随第二批古物专车运抵浦口，相应派本院职员杨隆祜携带贵所发给之收据两纸，前往领取。”[44]
本次南迁文物共37箱，433件。其箱只编号及文物具体细目如下[45]：
第壹箱 （国）
牺首罍 壹件
雷纹壶 壹件
雷纹觚 壹件
子爵 壹件
素洗 壹件
第贰箱 （立）
盟簋 壹件
召仲簠 壹件
牺尊 壹件
康侯鼎 壹件
内言卣 壹件
第拾贰箱 （馆）
宋内府罂 壹件
第拾柒箱 （平）
宋瓷甀 贰件
宋瓷猊枕 壹件
宋瓷枕绿色 壹件
宋瓷枕白色 壹件
宋瓷荷瓣枕 壹件
宋瓷荷瓣枕 壹件
宋瓦温器 壹件
宋瓷壶 壹件
宋瓷罐 壹件
宋瓷盆 壹件
宋瓦鸱吻 壹件
宋石乳钵 附舂 壹份
宋瓷 壹件
宋瓦鼓 壹件
宋骨器 贰件
宋砚 壹方
第贰拾肆箱（城）
汉瓦瓿 壹件
汉瓦灶 壹件
汉瓦鼎 壹件
人骨 壹件
汉瓦罂 壹件
汉瓦钟 壹件
宋瓷瓮 壹件
唐俑 壹件
瓦瓶 贰件
罂 壹件
圹镫 壹件
陶壶 壹件
骑俑 贰件
甘肃远古陶器 壹件
第贰拾伍箱（楼）
针灸铜型 壹具
清初多尔衮残弓柄 贰张
又箭囊 贰件
另外铜版地图27箱，共382块，细目略。
第三批南迁文物仍然委托古物陈列所办理，于1933年3月28日随附运输故宫古物专车运到南京。1933年3月26日，历史博物馆函古物陈列所“兹复有木箱肆只，其中一箱（第十三号）装有甲胄等七件，又一箱（第二十六箱）为金山模型一件，外附红木座红木几各一件，又二箱（第二十七、八号）分装宋代木器七件，均经固封包钉妥当，拟乘第三批运输故宫古物专车南行之便，仍请贵所代为运京以供中央研究院保存研究”[46]。
本次南迁文物共4箱，17件。箱只编号及文物具体细目如下[47]。
第拾叁箱（筹）
明李国桢盔 壹件
铁甲 壹件
清多尔衮盔 贰件
铁甲 壹件
衬帽 壹件
锁子甲 壹件
第贰拾陆箱（陈）
江苏金山模型 壹件
红木座、红木几 贰件
第贰拾柒箱（列）
宋代木桌 壹张
宋代木椅 壹张
第贰拾捌箱（之）
宋代木门板 贰扇
宋代木门枢 贰件
仿制宋代木椅模型 壹张
第四批南迁文物于1933年4月22日随附运输总理纪念品运到南京，历史博物馆职员郭建勋负责押运，运到南京后分别存放。其中“景教石刻二方、铜鼎二座、小铁炮四尊、各种官印一箱、清历朝试策三十四箱存入自然历史博物馆，钢铁大炮四尊寄存浦口津浦货栈。”[48]
本次南迁文物共35箱，15241件。具体细目如下[49]：
铜炮 俄罗斯一八三二年造 贰尊
铁炮 洪承畴造一尊红夷大炮一尊 贰尊
铁炮 后搅炮二尊 葡萄牙炮二尊 肆尊
铜鼎 国子监旧存 贰座
景教石刻 贰方
各种官印 壹百拾肆方 壹箱
清代历科殿试策运京保存数目（计装）壹万伍千壹百拾伍卷叁拾肆箱
这样，国立历史博物馆分四批将15727件[50]重要文物分别南迁到上海、南京。
（二）西迁及部分藏品运台
1933年4月，在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在南京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5年11月，中央研究院致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声明自1936年起，北平历史博物馆经费改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支付，“筹备处据函向教育部请示，奉准自二十五年七月实行接受合并，该馆藏品亦为本院基本物品”[51]。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先后爆发，南京岌岌可危。为保护中央博物院收藏的国宝文物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攫取和毁灭，中央博物院开始“着手选择藏品，分装多箱，经赣入湘，妥为安置，并以一部分箱件密存故宫仓库，一部分珍品密存兴业银行”。1937年11月18日，教育部指令中央博物院将古物标本运川密存，文物“遗于南京者只少数笨重石器及标本模型，举凡历年搜集之大河南北出土珍品悉数西移，档案簿册亦一概移运。”[52]这样，中央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踏上了长达十年的漫漫西迁之路。
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西迁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庆，最后运到四川乐山安谷乡。
1937年11月19日及12月3日，中央博物院西迁文物9331箱分别由江安轮及黄浦轮装载，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分别于11月底及12月初抵达湖北汉口，“所携箱件统存于平和洋行库房”[53]。12月24日起至1938年1月6日，从汉口用船运到宜昌，再由宜昌向重庆转移。1938年5月底全部抵达重庆，“设办公处于新市上中二路，向重庆大学借地，与中央研究院合建临时库房于沙坪坝，所有本处由京运湘、运汉各物品均先后分批运到，存庋库内，派员驻守，以资维护。”[54]因重庆雾大雨多，常有敌机空袭，最终这批文物被迁移至乐山安谷乡，择选一寺（古佛寺）六祠（“朱、潘、刘三氏”、宋氏、易氏、陈氏、梁氏、赵氏）作为文物的临时保存库。文物在乐山存放将近8年，直到1946年9月集中于重庆，1947年底运回南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中央博物院文物开始准备迁回南京。回迁工作分两步进行，先将存于乐山的文物集中于重庆，再由重庆运回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
文物回迁工作始于1946年5月。最初运输原计划是取道川、湘、赣、皖、苏公路直达南京，由于很多道路损坏、桥梁失修，结果行至南昌时改道九江从水路运输。1947年3月到达南京。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发展，平津被围，徐蚌紧争，南京国民政府准备逃亡台湾，要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文物保藏单位所藏文物精品运往台湾。1948年12月20日，第一批212箱珍贵文物装船运往台湾，另有杂物3箱。1949年1月5日，第二批486箱珍贵文物装船运往台湾。1949年1月27日，第三批154箱文物运往台湾[55]。这些文物中包含了原藏于历史博物馆的一些珍品，如周代的10件彝器：康侯鼎、牺尊、内言卣、牺首、雷纹壶、召仲簠、师望簋、雷纹觚、子爵、素洗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历史博物馆恢复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历史博物馆旧名，开始接收、保管与文物有关的战利品。如1946年9月接收联勤总部补给区司令部移交的战利品643件，1947年7月接收王揖唐案内物品51件，1947年8月18日接收中日实业公司案内物品16件、接收敌日山中商会案内物品1195件，1947年9月接收天津敌伪文玩字画250件，1948年1月接收天津中国文化服务社物品44件、接收天津中央信托局移交华绵仓库文物45件[56]。在接管战利品的同时，历史博物馆也接收社会的捐赠，如1946年张伯桢把珍藏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牍墨迹以及有关袁督师的文物、齐白石等名人字画共1300余件，捐赠给历史博物馆[57]。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2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派尹达、王冶秋接管北平历史博物馆，于坚为联络员。至新中国成立前，历史博物馆先后接收了多次文物捐赠。如1949年3月25日，贺孔才捐赠文物5371件，受到北平军管会通令嘉奖，为此北平历史博物馆举办了“贺孔才先生捐赠文物特展”；4月1日，张钓孙捐赠文物1860件；6月5日，达古斋霍明志捐赠文物万余件。其后，个人捐赠文物的有：尹达、王冶秋、范文澜、徐悲鸿、沈从文、启功等，捐赠文物达16962件，为此举办了“新中国人民捐赠文物展览”和“新收文物展览”[5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博物馆改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历史博物馆的事业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辞》，《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年第1年第1册。
[2] 《本馆开馆纪事》，《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年第1年第2册。
[3] 《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1927年10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3页。
[4] 《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概略》（192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8－281页。
[5]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2页。另藏品统计数字不包括保存于此的明清档案。
[6] 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国立北京大学接收历史博物馆移交时各项清册》（1948年12月21日）。
[7] 历博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史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
[8] 详见拙著《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播迁纪略》，《紫禁城》2012年第2期。
[9] 康侯鼎通高27.8厘米，器口长20.4、宽15.5厘米。立耳，折沿，平底，四柱足。器身上饰目雷纹，下饰简化兽面纹，四壁中部及折角有扉棱；柱足饰蝉形纹。内壁有铭文两行6字：“康侯丰作宝尊”。器主康侯丰即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卫康叔封，他曾封于康丘，故称康侯。由此可知方鼎的年代为西周早期。
[10][12]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11] 同[10]，第94页。
[13] 靠背椅椅面宽50、进深54.6、通高115.8厘米。木桌桌面长88、宽66.5、高85厘米。由于北宋木家具传世实物无存，出土遗物也很少见，靠背椅和与之同时出土的木桌，对研究我国古代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5][16] 同[10]，第93页。
[17] 元显儁墓志石灰石质，长75，宽56.5、高35厘米。墓志刻于延昌二年（513）。上面为志盖，用阴线刻满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龟甲纹样，龟甲中央阴刻正书“魏故处士元君墓志”八个字。下面镌刻着正书志文。志盖和志文上下相合，为一个生动、完整的石龟，而且龟的首尾、四足毕具。该墓志琢刻精致，形制特殊，加之志文辞彩华丽，书法精绝，受到金石学者和书法家们的珍视。
[18] 该图通幅纵 168.7、横380.2厘米。为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明万历三十年在北京付印后，刻本在国内已经失传。此图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宫廷中的彩色摹绘本，是国内现存最早也是唯一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还保留了母本的全部序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19] 两石高宽尺寸相同，高68.5、宽58.5、厚22厘米。两石皆中空，一面有阙口，两阙口相接则合成一中空的长方形石刻，端面刻十字，两侧面刻盆（瓶）花，两石侧面相接总长116厘米。其中一块十字架两侧各刻一行叙利亚文。这是目前所见元代也里可温十字石刻中最精美的两块。石刻原在北京房山县周口店西北十字寺内。抗日战争前不久由北京运至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
[20] 详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九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二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1] 太平天国玉玺纵20、横20厘米、通高10.1厘米，青白玉石质。玉玺纽背刻云纹，纽侧刻双凤朝阳纹。玺文四周上作双凤朝阳纹，左右作龙纹，下作立水纹。玺文为宋体正书，镌刻阳文，共44字。玺文中“天王洪日”指洪秀全；“天兄基督”指耶稣；“真王贵福”指幼天王；“八位万岁”指“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即上帝、耶稣、洪秀全、幼天王、洪秀全第三子光王、第四子明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
[22] 针灸铜像通高213厘米，最初系由北宋医官王惟一于天圣年间(1023－1031年)研究、铸造。当时共铸造了两个针灸铜人，分别放置在北宋都城开封的大相国寺和医官院。金灭北宋时，放置在大相国寺的铜人毀于战火。另一个铜人虽为金兵获得，但仍留在开封。1234年，金被元所灭，元朝官员将针灸铜人运到大都，置于太医院。元世祖忽必烈见铜人因长久使用，多有磨损，命来华的尼泊尔工匠按样仿铸了一个新铜人。元明两代曾多次翻铸针灸铜人，此件针灸铜人是明正统八年（1443）仿照“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的。
[23][26][27] 详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九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二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三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
[24]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九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第267页。
[25] 同[10]，第99页。
[28] 《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年5月12日），《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8年，第198－199页。
[29] 转引自赵泉澄《北京大学所藏档案集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第2卷第2期，第226页。
[30] 陈晓敏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运送及接收保管明清档案相关史料》，《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
[31] 1928年历史博物馆归“国立中央研究院管理”，改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32]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第351页。
[33] 同[10]，第91页。
[34] 同[10]，第92页。
[35] 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关于历史博物馆所存孔庙大成殿匾联给市政府的呈及市政府的训令》。
[36] 清代历科殿试策被日人劫走后存于何处，还待查找。
[37] 《为函达本院被敌军征取铜品之经过情形请转行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设法追究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38] 北京市档案馆藏《直隶政委会派员将历史博物馆废铁炮运往他处情形》。
[39]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历史博物馆沦陷期工作报告》。
[40][41][45][47][49]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函送移运物品清册希呈院备案由》。
[42] 故宫博物院档案：《历史博物馆函古物陈列所：本馆有小部份器物拟随车南运并恳暂予存置宝蕴楼库房由》。
[43] 故宫博物院档案：《历史博物馆函古物陈列所：本馆前有物品大小三十二箱送交贵所请附第二批运输故宫古物专车代为南运由》。
[44] 故宫博物院档案：《国立中央研究院函古物陈列所：为本院北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因贵所输运故宫第二批古物之便请附运大小木箱叁拾柒只已抵浦口特派本院职员杨隆祜前往领取函请查照检付由》。
[46] 故宫博物院档案：《历史博物馆函古物陈列所：函送木箱四只附二件暂予存置仍请代为运京师脚力费事后奉缴由》。
[48] 故宫博物院档案：《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呈中央研究院：关于送南移物品清单并询总理遗物存放何处》。
[50]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第395页。
[51][52][53][54] 刘鼎铭选辑《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
[55] 《南京博物院—奋进之路》。
[56][58] 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国立北京大学接收历史博物馆移交时各项清册》。
[57][59]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80年》，第40－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