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儿童医院医务社工任军正在查房，花帽子是她不同于医护人员的标记。
长江日报记者田巧萍 摄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医务社工的工作服领子是蓝色的。在该院重症监护病房外，医务社工周红萍（左）向病人家属转达病人病情好转的消息，两人表情都很轻松。
周红萍提供
在武汉地区一些医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会主动找上有需要的住院病人，代替病人与医生沟通，请求医生关照某些特殊病人，更会专业地帮病人解决社会、心理、经济问题，给他们提供生活照顾和心理慰藉。
他们被帮助过的病人称为“亲人”，病房的医生、护士则视他们为自己的贴心助手。
他们是医务社工，全称叫医院社会工作者。
一次查房，她成为两名患儿的“远亲”
11月30日上午，武汉儿童医院医务社工任军来到20楼神经内科病区，戴上与医生、护士不同的花帽子，开始查房。
任军的问题与医生查房时问的完全不一样：“孩子的医保转来了没有？”“医生讲孩子的病情，你听懂了吗？”“家里有人拿低保金吗？”
查到最后一间病房，任军走到39床旁边就闻到了一股臭味。床边站着一名右胳膊上了石膏被纱布吊起来的年轻男子。
一问一答中，任军很快了解到，躺在病床上的韩宝宝一岁零两个月大，来自湖北孝感市大悟县，疑似癫痫刚住进医院。妈妈患有智力障碍，不能照顾韩宝宝，留在家里；打零工的爸爸前不久摔断了右胳膊和锁骨，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我来链接资源，帮你们筹点钱，可以吗？”任军的话令韩爸爸有些意外。问清链接资源就是去找相关公益平台为他筹钱后，韩爸爸连声说“谢谢”。
任军找到护士长，跟她沟通韩宝宝的情况。护士长告诉任军，韩宝宝的生活照顾问题，她和护士们会承担起来。病区的护士早晨已经给韩宝宝带了几套衣服过来。
回到办公室，任军立即与湖北省慈善总会的志愿者联系，申请为韩宝宝发起众筹。对方答应当日下午就来病房核实情况、查验相关证件。
一上午，任军总共查看了25名住院患儿。除了韩宝宝，任军还记下了21床一个需要心理帮助的孩子——来自湖北荆州市监利市的11岁留守儿童丁小丫（化名）。
丁小丫10个月大时，父母到广东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现在因患有癫痫住院。丁妈妈向任军讲了丁小丫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问题——自残。
任军认真记下丁小丫的问题，安慰焦虑的丁妈妈：“解决心理问题是我们医务社工分内的事。”
任军打算给丁小丫做思维导图，通过画画让她说出不愿意与人讲的话，找到问题所在，再有针对性地施以心理干预。“关于这个孩子的事情，我只能明天做了。”任军说，“我会时时关注这两个孩子住院期间的情况。他们有什么问题，我就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任军管理着康复科和20楼神经内科两个病区，住院孩子中患慢性病、复杂病的比较多，她查房时要找出需要自己帮助的患儿。
“房子不能卖，我们来帮你一起筹钱”
今年6月7日是43岁的江欣（化名）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接受换瓣手术后的第三天。她的血氧饱和度仍直线往下降，命悬一线。
医生问：“需要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抢救她，你们同不同意？”江欣的丈夫张先生当即说道：“只要能救回人，我回去卖房子、卖牛。”“牛可以卖，房子不能卖！我们来帮你一起筹钱。”医务社工周红萍坚决不准他卖房。
6月2日是江欣住进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的第二天，周红萍对她进行了首次例行探访。在后来的天天探访中，周红萍逐渐了解了江欣的不幸。江欣原先跟丈夫一起在广东打工，希望攒些钱盖新房子。留在家里的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她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等到这个孩子能上幼儿园了，她又与丈夫外出打工。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夫妻俩带着攒的9万元回到老家湖北随州市广水市，准备过完年后盖新房子。没想到，江欣病倒了——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需要换瓣。
“如果卖了房子，这家人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周红萍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6月7日，医护人员给江欣紧急上了ECMO。10日，撤机。那几天，周红萍为江欣从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爱心基金”找来2万元，在“公益宝”平台上筹来2.5万多元，帮助她渡过了难关。
湖北省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肿瘤医院纪委书记肖燕介绍，贫困病人因缺钱中断治疗或放弃治疗的情况目前在湖北省肿瘤医院几乎没有了，原因有二：一是国家的医疗保障加强了；二是得益于医院的医务社工及时为贫困病人链接到了社会资源，找到救命钱。
湖北省肿瘤医院、武汉儿童医院、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是湖北省6家“医务社工示范医院”中的3家。据统计，湖北省肿瘤医院2019年为1169人次病人筹集到2940万元资金，武汉儿童医院2017年以来为3109人次患儿链接到的社会救助资金达6133万元，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今年已帮助572名经济困难的患者渡过治疗难关。
心理支持让方舱医院小伙走出心理阴影
今年2月10日，19岁的张原（化名）作为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住进了方舱医院。他不愿意跟人说话，拒绝治疗，情绪十分低落。
无奈之下，湖北省肿瘤医院邵医生求助于医院的医务社工曹李耘。
曹李耘专门为张原制定了帮助计划，建立起帮助张原的社会支持网络，开展哀伤辅导。
疫情期间情况特殊，沟通只能在网上进行。曹李耘发起对话，张原很少回复。曹李耘在张原的朋友圈看到他喜欢在App“毒物”上买东西，就专门下载了这款软件，终于找到共同话题，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2月17日，曹李耘了解到张原很担心家中无人看管的宠物，便迅速联系了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委托志愿者上门代为照料宠物。这一举动大大缓解了张原的焦虑情绪。
哀伤辅导是在网上进行的。曹李耘在微信群里为张原的爷爷组织了一场线上追思会，让所有人通过语音方式倾吐心声。张原最后哭喊了出来：“爷爷，您说您要看到我大学毕业，看到我结婚，还要抱重孙呢。可是，您再也看不到了。您放心，我会争气的。”张原终于从心理阴影中走了出来。
“心理支持是医务社工工作的核心内容。”肖燕介绍，我国医务社工有着七大职能，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支持、链接资源、康复工作、医疗救助、社区健康、卫生应急。医务社工拓展了医疗服务的范围，全方位关注、关心病人，真正实现了把病人当“人”而不是当“病”的转变。
病人家庭问题也是医疗问题
一个人生病住院，尤其是重症病人，医护人员、亲戚朋友的关注点大多在病人身上，很少去关注因为生病而出现的家庭问题。
“其实，陪护家属的问题也会影响到病人的正常治疗。这在过去被忽视了。”曹李耘说。
今年10月的一个晚上，周红萍接到一个电话：第二天就要接受手术的老李正在病房里大吵大闹，坚决不同意做手术了。
周红萍赶到病房，把老李请到谈话室，终于搞清楚了原因。原来，老李的老伴是老李后来找的，老伴一直在给她自己的儿子带孩子。这次，老李要接受手术，老伴一直没有表态要来照顾他。老李自己的儿子如果请假来照顾，就会丢掉“饭碗”。
“即使做了手术，没有人照顾我，那么手术不是白做了？所以，还不如不做手术。”老李很无奈地说。
周红萍找来老李的老伴谈心：“做夫妻多不容易啊。您现在照顾他，等他好了也可以跟您一起带孙子啊。”工作做了半小时，老李的老伴终于答应了，老李这才放心地进了手术室。
有些家庭问题影响了病人的治疗，但临床医生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了也无能为力。医务社工的介入看似只帮病人解决了家庭问题，其实也是解决了医疗问题。
“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这句话喊了20年。其实，直到医务社工在医院进行一系列实践，这种转变才开始。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暨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季庆英表示，我国医院社会工作的发展顺应了医学发展的需要，亦回应了患者及其家庭的需求。医院社会工作者在医疗环境中也是相当重要的角色。
据介绍，湖北省医院社会工作于2018年全面启动，目前共有35家医院成立了社工部，每家医院多则配备了七八名医务社工，最少的为一名，大部分是三四名。从需求层面上来说，医务社工人数还远远不够。但是，只要行动起来了，剩下的只是步子快慢问题了。
长江日报记者田巧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