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乾（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交响乐是随着16、17世纪声乐与器乐的发展而形成的。这一源自欧洲的音乐形式随近代社会变革生根华夏，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在音乐家曾志忞、萧友梅、马思聪、郑志声、林声翕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管弦乐队。这一具有“拓荒”意义的尝试，为中国交响乐的发展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战斗歌声此起彼伏，器乐创作几近奢侈的岁月中，老一辈音乐家冼星海、马思聪、贺绿汀、李焕之、马可等人从中国的民族音调、节奏和音色等方面汲取创作养分，投入到以管弦乐体裁抒写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现实中去。随着新中国开国礼炮的巨响，国家全力恢复经济建设，满足交响乐发展的重要条件逐步具备——大中型西洋管弦乐队相继成立、音乐院校高效组建、大批作曲与演奏人才初露头角……在万象更新、蒸蒸日上的社会形势感召下，老一辈艺术家满怀讴歌新中国、赞美新生活的创作使命和工作热情，催开了管弦乐创作的锦绣花团。大批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内容和不同技法的优秀管弦乐作品相继涌现，既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和演出史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也拉开了中国现代交响事业的大幕。
黄河颂 陈逸飞/绘
目前，我国音乐界和社会大众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经典音乐作品，已达成较为统一的共识。这里所谓的经典音乐，是指经过岁月洗礼和历史考验所最终留下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就像指挥家卞祖善先生曾提到的那样：“我们现在一演奏就是老三篇：《红旗颂》《春节序曲》和《北京喜讯到边寨》，反反复复。大型一点的就是《梁祝》和《黄河》，春节、元旦、国庆……每逢节日必演”。如上所说，这些作品直至今日，依然保持着极高的上演频率，并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经典”。固然，演出场次和现场效果不是全面衡量音乐作品水准高下的唯一标准。但是，探寻这些被广泛认可的、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色、中国化的管弦乐精品为什么能够超越时代、唤醒听众的音乐记忆，以及时至今日依然能够承载国人炽热的时代与家国情怀，却是十分必要的。
把创作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管弦乐作品作为艺术上的至高追求
中国管弦乐作品的生命力，来源于创作题材的思想性和表现风格的民族性。纵观西方音乐史，那些奠定作曲家在人类音乐文化史上伟大历史地位的管弦乐作品无不蕴含着他们对音乐内涵的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主要体现在题材的思想性和音乐语言、创作风格的民族性上。一部管弦乐作品的思想性、民族性内涵越深厚，越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包含古典音乐巨匠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等在内的众多作曲家，他们的作品中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鲜明的民族风格；更有肖邦、威尔第、格里格、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民族音乐风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音乐丰碑，为世人留下了具有人文意蕴和艺术真谛的经典宝藏。
自西方管弦乐体裁传入我国以来，老一辈作曲家就以创作出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管弦乐作品作为艺术上的至高追求。他们从丰富的民族传统中汲取创作元素，以民歌、戏曲、曲艺和不同时期的群众歌曲为素材，注重学习和运用西方作曲技法，给予音乐素材器乐化、交响性的呈现。这些饱含民族风格的中国管弦乐精品，塑造出了生动而鲜明的音乐形象，降低了听众对于“西方舶来”艺术形式的欣赏难度，也拉近了管弦乐体裁与中国听众的距离，使其在开创期便深入人心。
就创作题材的思想性而言，中国管弦乐起步于社会大变革的独特历史时期，继而促使我国作曲家基于时代感召和历史使命，自发形成了以革命斗争、国家复兴、礼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等重大命题为题材的创作习惯。这一与社会环境、时代主题紧密结合的习惯，是管弦乐自其于战火硝烟中落地生根，伴随时代精神和社会脉搏一同跳动的结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国家前途、传统民俗、大好山河、社会生活等题材的关注，就已成为作曲家的主流选择。并由此产生了一批获得群众热爱的、可冠以“经典”之称的中国“主旋律”管弦乐精品。
这些作品体裁丰富、题材多元。有描绘自然景物、礼赞社会新生活的管弦乐组曲《山林之歌》（马思聪，1953）、《云南音诗》（王西麟，1963），管弦乐序曲《节日序曲》（朱践耳，1958）、《节日序曲》（施万春，1960），管弦乐小品《北京喜讯到边寨》（郑路、马洪业，1976）等；有描绘风俗民情、叙述神话传说的管弦乐小品《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1953）、《貔貅舞曲》（王义平，1954）、管弦乐组曲《春节组曲》（李焕之，1955）、交响诗《黄鹤的故事》（施咏康，1955）、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何占豪、陈钢，1958）；也有反映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石叔诚、许斐星六人改编自救亡歌曲《黄河大合唱》，1969）、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刘守义、杨继武，1952）、交响诗《红旗颂》（吕其明，1965）、管弦乐序曲《庆祝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序曲》（罗忠镕，1958），以及为纪念和缅怀而作的交响诗《汨罗沉流》（江文也，1953）、《嘎达梅林》（辛沪光，1956）、《人民英雄纪念碑》（瞿维，1959），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1972）等曲目。这些作品对中国交响乐创作和群众的交响乐审美影响深远。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专家梁茂春先生认为，上述20世纪50年代涌现的作品，“在世界交响乐坛上也可谓独树一帜，他们在该领域的创作成就宣告了中国管弦乐创作春天的到来，甚至管弦乐创作的‘中国乐派’也因为他们的出色表现而处于大有希望的萌动之中。”
历史证明，无论作曲家在艺术观念和创作风格上有何等差异，凡是留芳于音乐史或流传于大众音乐生活的经典作品，无不蕴含丰富深刻的时代主题和鲜明立体的民族风格。这便是中国管弦乐作品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艺术性和大众性的和谐统一是音乐创作的核心”
中国管弦乐作品的影响力，源自雅俗共赏的审美取向与真挚情感的贴切表达。
音乐家李焕之先生曾说“创作出民族的、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上又是高水平的作品，是新时期对音乐家提出的要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何占豪先生也说“艺术性和大众性的和谐统一是音乐创作的核心”。由此可见，老一辈作曲家力求作品让听众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他们更加注重音乐表现形式的大众化，并在雅俗共赏的创作探索中，取得了可被后世学习与借鉴的经验。这些经验具体表现在：标题性的创作原则、民族化的表现风格、旋律的高度歌唱性，以及不盲目追求庞大体裁的创作思路等。中国民族音乐的线性思维习惯，使中国人普遍对带有画面感的“意韵”旋律偏爱有加。他们便对群众熟悉的各种民族民间曲调进行考察、开发和利用；重视旋律的表现功能，依据群众的审美习惯对创作手法与音乐风格进行调整与修正；选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和民俗风情，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创作主题；提出优秀作品不在体裁大小，而在于是否精炼的观点等。这些做法，使管弦乐创作在开创阶段便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对中国当代艺术音乐的发展和社会音乐生活的繁荣起到了强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管弦乐自开创期，便占据了中国艺术音乐舞台的中心。那些或欢快动人，或优美抒情的音乐主题曾是“话匣子”（收音机）中一天到晚反复响起的曲调，被人们轻松哼唱；它们一度是大众音乐生活的主流，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时隔半个多世纪，它们依然活跃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春节序曲》是各大国家级音乐院团慰问海外华人华侨专场文艺演出的保留曲目，也是拉开每年央视春晚大幕的演出序曲；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协奏曲《黄河》和《梁祝》是大型纪念节会、专业艺术节、音乐赛事的高选曲目；《红旗颂》常作为国家重大政务活动、纪念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北京喜讯到边寨》、《瑶族舞曲》以及朱践耳和施万春的两部《节日序曲》等作品，则成为国外各大知名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保留曲目、安可曲目……
艺术作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强弱，归根到底是由作品的内力决定。老一辈作曲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将真情实感融进这些紧扣时代脉搏的“主旋律”作品，翻开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辉煌篇章。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依然拥有旺盛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原因在于：它们唤起了国人流淌于血液中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使民族情结更牢固；它们在一辈辈听众的心里种下种子，使美好的乐音久久不散，沉淀成心头永远的交响记忆。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7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