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务性和职位性兼职
1、兼职皆为行政机构服务
在宋代地方行政中，有大量的行政任务是通过兼职的形式，来赋予某个官员管理责任。安抚使由于职务较为重要，地位较高，在制度上的规定相对细致，它本身不具备职位上的独立性，无法单独命官，对于这种类型的兼职，我们不妨称之为“职务性兼职”。
除了安抚使这样拥有自己的办公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职务性兼职之外，还有一种职务性兼职，本身不具备基本的行政组织架构，通常是政府额外赋予原机构的行政任务，但并没有为这些任务提供新的办公地点和行政人员，换言之，它整体上依附于原机构，其独立性更加缺乏。
除“职务性兼职”之外，还有一种更加显著的兼职方式，即官员在兼任其他职务时，被兼任的职务本身可以单独存在，他们不但拥有自己的衙署和僚属，也有专门的职能、待遇，往往也由专人任职，是独立的行政机构，因而区分它们也较为容易。这种类型的兼职我们可以称之为“职位性兼职”。
比如监司兼帅司、知州，监司互兼、知州兼监司的例子。无论知州还是监司，本身虽然都是独立的行政机构，但它们也存在着许多互相兼任的情况。此外，由于职位性兼职大量存在，也形成了许多固定的规则。
2、制度性兼职与非制度性兼职的差别
“制度性兼职”与“非制度性兼职”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对这项兼职的预期。所谓制度性兼职，如“转运使兼按察使”，虽然只存在了数年的时间，但它是经过诏令确认的一般性兼职，无关官员的个人身份。
更典型的例子是安抚使例兼首州知州，也属于制度化、一般化的规定，它与前者的区别是，“安抚使兼知州”无论在中央政府的期望中、还是在宋代的历史事实中都长期存在。
此外，还有一些制度化兼职，例如监司置司州的长官或本路其他监司暂缺，通常会让在任的其他监司“兼权”，由于这类事情频繁发生，中央以诏令形式确认兼权的合理性并规定了先后次序，这类行政事务的代管虽然是临时的，但由于它的可预期性质，也被诏令予以制度化。
可见，制度化的兼职通常都具有可预见性和一般化的特征，不针对某个特定的官员或职务。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临时事务通常具备可预期性质，故而制度性兼职可以发挥相当出色的调节作用。
监、帅互兼是宋代路级官员最为普遍的兼职形式之一，但这种监帅互兼在两宋的特点却有着显著的差异。北宋时期的监帅互兼集中出现在宋神宗时期，而南宋恰好相反，南宋中期监帅互兼的频率远不及南宋前后两个时期。二、南宋的路级官员兼职现象要多于北宋
1、北宋兼职的特点
北宋存在的大量兼职现象，但多数都属于职务性兼职的形式。如仁宗宝元元年之前，以淮南转运使兼领发运事，此时发运司既省，自然不能算作职位性兼职。
北宋时期，最重要的职位性兼职恐怕还是在本路知州、其他监司暂缺时的事务代管，以免因阙官而废事。前者是以兼职的形式划定路级官员的权力范围，后者则用来调节地方上的行政运作。
2、南宋兼职的特点
南宋以后，兼职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职位性兼职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可以统合两个部门，可以统一事权，有效减少信息传递的成本。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职务性兼职并没有明显减少，但职位性兼职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其中有许多违反北宋设官惯例的情形出现，最终使得南宋的兼职现象较北宋大为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诸多士大夫省并监司、提高行政效率、节约冗费的目的。
兼职现象的频率与类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宋代的社会稳定度。如果以全局视角来观察宋代路级官员的兼职，可以发现，宋太宗以前、神宗变法时期、南宋前期和宁宗嘉定以后，是宋代兼职现象出现较多的时期。
宋太宗以前，国家制度尚未定型，神宗时代的变法和大规模对夏战争，南宋时代长期与金、蒙古的战事，和平时期的政治设计难以满足战争需求，兼职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理手段，在这些时期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总而言之，政治越稳定，事权合一的需求越低，兼职的形式也越规整，中央也更加倾向于以增设机构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于地方官员的兼职。
在两宋时期，不仅各级官员都有兼职，连当朝宰相也在所难免。宋代宰相兼政治类职务最常见且最多的是宰相兼中书、门下侍郎，其次，宰相还兼职留守官。三、宰相兼职的形式
1、宰相兼职监修
宋代宰相兼职监修国史、提举编修国史、实录、玉牒等史书，同时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等法典，容易凸显国家对于修史事务重要性的认知，同时宰相为显示自身才干，亦会尽早完成编修任务以获取皇帝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
故在宰相兼职修订史书与法典期间，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效亦十分显著。宰相兼职军事类职责主要是布防与应付前线战事，宰相不仅需商讨与参决作战策略，还需负责军队的日常管理工作，其所担职责极其重要，也极为琐碎。
2、宰相兼职礼仪
宰相兼职礼仪类职务的职掌极为繁杂，在皇家丧礼与册礼活动中，为增重其事，常由宰相主持其事，皇家祭祀大礼中，也常出现宰相的身影，主要任务是伴随皇帝左右行大礼。
宋代宰相兼职礼仪类职务与帝王的文化偏向关联很大，在皇帝崇尚道教文化，注重祭祀活动时，常由宰相主持祭祀大典，并由宰相负责修建祭祀场所，书写碑文、颂文等。
在皇帝推崇佛家文化时，宰相需承担润色佛教经典文字的相关工作，同时在统治者重视农业发展时，常由宰相兼职护送至祭坛。
宰相兼职在宋代大致经历了开创、发展、逐渐完善走向成熟的演变历程。不过在权相蔡京、秦桧等人野心膨胀和徽宗、高宗、孝宗等人对相权把控失当的背景下，导致北宋末年、南宋年间宰相通过兼职横揽了国家行政、财政与军政大权，造成了相权的庞大。
四、宋朝兼职出现对皇权的利弊
1、兼职提高办事效率
两宋时期官员兼职有许多积极方面的意义。中央政府能够接触到不同的信息来源，从而提高行政的精确性，监司互察法的创设就是其代表。减少信息传递和执行成本，提高效率，由于多个政府机构的并立，倘若信息交流不畅，也会对职能部门造成困扰。
在和平状态下，通过牺牲一定的行政效率保持对地方的控制力，是中央政府的天然倾向，这当然无可厚非。
2、兼职的现象脱离皇权的掌控
随着路级监司地方化倾向的加强，中央所能掌握的地方信息随之减少，路级官员的兼职更强化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于是中央不得不以特派专使的形式保证对地方的掌控。
宋代的监司，既是地方的行政官员，又肩负着监察一路的重任，本身即具有较重的政治任务，例如，为了防止监司端坐治所，规定了以“巡历”为主的监察地方的模式。
熙宁年间，就因为巡历的期限太短，而有将淮南、陕西等五路分路的举措，以减轻监司的负担，该制度设计较为合理，因而得到长期执行。但如果监司兼职过多，既要处理繁冗的政事，又要在各处巡历监察，则未免有力不从心。
到了南宋后期，路级官员的兼职数量大增，无论是兼郡、监帅互兼或兼高层机构的兼职，都给实际任职的官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因职事难以兼顾而请求免去兼职的事例多不胜举，以强调职事为目的的兼职，恐怕也容易沦为空谈。机构的精简使地方权力膨胀，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最终对中央集权造成损害。
无论是上到宰相，下到各路官员，两宋时期兼职这种特殊的政府行政是长期大量存在的现象。当我们发现南宋的兼职多过北宋，南宋初和宋末的兼职现象多于南宋中期；整个两宋时期，战时兼职多过和平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随着南宋军兴，跨高层政区的出现，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官员兼职因其具有的诸多优势，在宋代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兼职毕竟是正式行政机构的补充形式，在突破固有行政格局的同时，也难免会对原本设计规整的行政运转产生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