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文昭栏目 “谈古论今”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延续之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历史中，胜利者如何被自己的胜利所重新塑造，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之前用三集节目的篇幅，以汉匈战争为例，谈这场战争汉朝的胜利如何完全扭转了中国的历史道路。
今天我们从西方历史的视角再来审视这个话题，就是萨拉米斯海湾的胜利如何重塑了雅典，让雅典走上了一条不归道路。
萨拉米斯海湾之战发生在公元前480, 雅典城邦作为希腊联军的海军主力，在这场战役中居功至伟，这一战保全了希腊文明，同时在战后雅典也成为爱琴海西侧当仁不让的盟主。在第二次希腊-波斯战争的后期，为了抵御波斯未来的入侵，希腊150-170个城邦团结在一起成立了“提洛同盟”，雅典通过操控这个同盟，其势力一度从爱琴海延伸到小亚细亚，成为“雅典帝国”。这也激起了雅典和另一个希腊强大城邦——斯巴达之间的尖锐矛盾，终于引发了两国长达20多年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因为斯巴达和它的盟邦主要地处希腊半岛西南侧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
“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微缩版的“世界大战”，也是西方文明世界的第一场全面战争，整个希腊文明圈都被卷入了，战火向西波及到了亚得里亚海的西西里岛、向东延烧到小亚细亚。尽管战争中，命运之神多次眷顾雅典，让它取得多次重要的胜利，但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最终失败、向对手斯巴达投降，雅典城邦从此一蹶不振。那么雅典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就要从萨拉米斯海湾的大胜说起。这场胜利改变了雅典国内的政治基本盘，使得国家道路也发生了转变。
简单介绍一下萨拉米斯海湾之战，在英国人富勒所著的《西洋世界军事史》里，把这场战役列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第一战。在这场战役之前，波斯王薛西斯的大军已经占领了雅典城，如果海战再失败，希腊将成为波斯帝国的西部边陲行省，独立的城邦将不复存在，西方文明将被扼杀在摇篮里，人类的历史就将被全部改写，连写《西洋世界军事史》的富勒本人也不会存在了。
然而毕竟历史没有成为这个样子，希腊联军正确的选择了战场，萨拉米斯海湾就在科林斯地狭东部的萨拉米斯岛和希腊本土的阿提卡之间的一条很狭窄的海峡，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林成功地诱骗波斯舰队进入这条狭窄的海峡，波斯人地形不熟，大舰队拥入狭窄的水道后立即陷入拥挤和混乱，希腊联军趁机发动攻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说决定性是因为波斯庞大的陆军，主要依靠它沿着海岸线行驶的舰队补给，希腊土地贫瘠，波斯数十万大军无法就地取食，所以波斯战略的核心就在于陆军和海军的协调，一旦舰队被摧毁，它在陆地上的大军也就没办法供养，只能撤出希腊。因此萨拉米斯战后，制海权易手，从战略上摧毁了波斯入侵希腊的可能性。
柏拉图有一个观点，他认为马拉松战役是希腊人一系列胜利的开始，而萨拉米斯海湾则是终结。萨拉米斯使得“希腊作为一个民族变坏了”，是希腊民主制度堕落的开始。马拉松平原的胜利是雅典重装步兵的胜利；而萨拉米斯海湾的胜利则是水手和桨手的胜利。怎么重装步兵的胜利带来的是荣耀，而水手们胜利带来的就是堕落呢？柏拉图老爷子的心是不是也长得太偏了？要按现代人的眼光看，明显就是职业歧视，相当的政治不正确啊！
柏拉图、还有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这场战役的胜利带来了城邦公民权的变化。在马拉松平原作战的重装甲步兵们是自耕农和小地主，他们在财产上属于有产者阶级，在国家需要时作为公民士兵执干戈以卫社稷，走上战场。而桨手和水手们，他们在和平时期是在商船上充当雇佣劳工，属于无产者阶级，在萨拉米斯大捷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不拥有公民权的，而战后为了表彰他们作出的巨大贡献，被授予了公民权。相当于城邦的选民基本盘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当然以后的投票结果也会发生方向上的重大转变，选举出的政府性质、政府功能也随之会发生变化。
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之前，希腊城邦居民里，有公民权的人数占总人口数不超过1/3, 不仅居住在本地的外邦人和妇女没有投票权，成年男子要成为公民通常也有财产的门槛，通常是拥有土地和公民权互为条件。
这个条件在整个希腊文明时期都存在，但在萨拉米斯海湾之战后门槛被不断的降低，在公元前五世纪前期，一个公民大约需要拥有10英亩的土地、或者与之等值的财产。等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时候，雅典有投票权的公民是1.4万-1.6万人，无地人口有至少5千人，占公民总数的1/3还强。到公元前322年雅典重新划定6 英亩土地（2000德拉克玛）是公民权的入门标准的时候，一次就有1万2千人被剥夺公民权。可见当时雅典公民里有大批的无地人口、或者拥有财产数量很少的贫穷阶级
在萨拉米斯大捷之前，公民主要由提供重甲步兵的自耕农组成。自耕农的特点是万事自给自足，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仅限于道路、沟渠等少数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连打仗的装备都是自行筹办，这样的选民在政治性格上必然是保守的，他们倾向于小政府、把公共开支压缩到最小。他们既不需要福利，也反对兴办福利，因为公共福利的开销只能从他们的财产中抽税来获得。
然而萨拉米斯大捷之后，为了奖励海军水手们的英勇奋战，他们被授予了公民权，无产者贫穷者获得公民权之后，也就产生了为他们利益代言的政治家，他们又会运用获得的政治权力、以各种理由授予更多的无产者和贫穷者公民权。雅典是城邦民主，很多事情就是在公民大会上由公民直接投票来决定，那么公共决策的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照顾贫穷阶层的福利政策越来越受到欢迎；激进冒险风气也越来越浓厚，因为军事冒险能带来意外的财富、提高城邦的福利水平，那种自耕农量入为出的保守性格从而被抛弃，这就是雅典在萨拉米斯大捷之后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事。那么它是如何影响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的呢？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采取的是防守战略，让雅典人躲在坚固的城墙之后，避免与拥有步兵优势的斯巴达进行陆地上的决战。以当时的攻城技术，斯巴达无法突破雅典的城墙，所以这个战略在军事上是有效的，但有两个没有料到的后果，一是公共卫生恶化，大量人口挤在狭小的城市，当时没有下水道、没有传染病学知识，很快就造成疫病流行，雅典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伯里克利本人也死于瘟疫。二是贫穷阶层影响表决的后果明确地显现。因为大批人口拥挤于城墙之内，生活资源紧张就成为必然后果，而大批贫穷人口又拥有了公民权，于是他们就要求城邦增加对贫穷者生活的补贴，相当于对社会福利的要求提升了，而以克勒昂为代表的政客，非常擅于利用公民大会的情绪，为自己赢得民望，所以极端民主派就成为此后雅典政治的主流力量，增加社会福利带来的财政压力成为雅典在整个战争期间沉重的负担，为了获取财富满足公民们对福利的需要，直接助长了军事冒险主义。
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雅典远征西西里的一个重要由来。在雅典和斯巴达的休战期间，雅典政治家阿尔西比亚德斯（又被译作“亚西比德”）提出了远征西西里岛的方案。起因是西西里岛上雅典的盟邦塞格斯塔，和本地另一个斯巴达的盟邦发生纠纷，请求盟主雅典的援助。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先派一个使臣去考察一下，结果使者回来的时候带来了60塔兰特的白银，并向公民大会吹嘘西西里岛如何富庶。（有一种说法是这60塔兰特白银压根就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做的局，是为了诱使利欲薰心的公民大会支持他出兵西西里的提议）果然，钻到了钱眼里的雅典人一看见白花花的银子就心花怒放，立刻同意了远征的提案。尽管另一位老成持重的政治家尼西阿斯坚决反对这种疯狂冒险，但雅典人都被阿尔西比亚德斯煽动的忘乎所以，都觉得这是一笔唾手可得的横财，都想着发了财好回来给大家涨福利，雅典广场上聚在一起的公民们已经在拿着西西里地图比比画画，商量着征服了之后怎么分配土地了，哪听得进尼西阿斯的逆耳忠言。最后公民大会决定由尼西阿斯、阿尔西比亚德斯、和拉马卡斯三个人为远征军统帅，希望把尼西阿斯的慎重和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
老实说阿尔西比亚德斯这个人虽然品德败坏，但还是有军事才能的，可偏偏在出征前有人把赫尔墨斯神像的脸部给捣毁了，这是一起严重的渎神案件。阿尔西比亚德斯出征以后，他的政敌趁机黑他，说他平时就吊尔郎当，这事他嫌疑最大，而且上纲上线，说他这是要推翻民主、建立寡头的节奏。于是雅典公民大会下令召阿尔西比亚德斯回国受审，阿尔西比亚德斯感到国内的风向对自己不利，那时候雅典公民大会判案，也不讲证据，也没有程序性对被告的保护，公民陪审团由几百人组成，有群众的广场效应，谁的演说能力强能感染公民陪审团，结果就有利于谁。所以阿以西比亚德斯一看，已经有几个人因为这个指控掉了脑袋，回去形势肯定对自己不利，就逃到了斯巴达。主帅变节出逃，这是对远征活动的沉重打击。
远征西西里的过程不详细讲了，结果是雅典惨败，失去了它大部分舰队，和最优秀的陆军。这场冒险的失败让雅典元气大伤。
在那之后雅典发生过一次政变，目的是建立一个精英的寡头政府来应付危机，寡头派在公元前411年成功剥夺了公民大会的权力，建立了一个400人议会（400人也很多，但比起好几千人组成的公民大会来讲，还是小多了）。寡头政府的重要措施就是砍福利，取消给穷人的赡养费，雅典人民群众可不干了。民主派仍然依靠舰队里的桨手、水手们的队伍，发动反攻倒算，仅几个月之后就取消了400人议会，恢复了公民大会，福利也重新恢复了。
经过了这一系列内忧外患的折腾，幸运女神也没有完全抛弃雅典。公元前407年在阿吉纽西群岛，雅典舰队还取得了一次对斯巴达海军的重大胜利，但是因为战斗中有一些落水的雅典水手没有被救起。而在雅典的公民大会里，出身水手、桨手的公民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公民大会决定哪怕打了胜仗，也不宽恕带兵的将军们。公民大会开庭审判了指挥这场战斗的八名雅典将军，两名将军逃走，剩下的六人被判处死刑。这种极度愚蠢的自毁长城，让雅典消灭了它自己最有经验的军事家。完全是No zuo no die(不作死就不会死)，幸运女神再眷顾你，也架不住你自己作死的节奏。公元前405年雅典遭受了决定性的军事失败，一年以后雅典开城投降。
小结一下，回顾雅典在萨拉米斯大捷之后大半个世纪的历程，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柏林拉图把萨拉米斯的荣耀称之为雅典堕落的开端。在那之后雅典公民权的扩大，和雅典公共决策质量的下降相同步。赡养费（公共福利）带来的财政压力直接助长了远征西西里的军事冒险，当被贪婪蒙蔽双眼的群众又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煽动起来之后，雅典的民主成了害死它自己的毒药。令人惊奇的是，2000多年后的希腊债务危机，核心问题仍然是公共福利，几乎就是当年雅典覆灭的剧情换了一个场景重演，不同的是这次没有萨拉米斯大捷作为问题的开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