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漫画雍正
一人治天下
雍正登基已经四十三岁，与所有新皇初登大位的年纪相比并不算年轻，但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成熟优势。
与成熟相伴随的是稳重、经验丰富，掌控和处理危机政治能力大大加强，作为帝国的当家人，沧桑和饱经风霜这点极为重要。这时所有的性格思想已经定格稳固，他握着帝国航船的方向充满昂扬激情，并有充分信心成功地将后康熙时代跨越到雍正时代。
朝鲜使臣于雍正元年回国，向国王报告，亲见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李朝实录》清代关于他的实录里也说，“音吐洪亮”，说话嗓门很高，恰恰证明了精力充沛，做事富于激情，在强大的精神动力下，雍正的精神风貌配合了一个时代快速前进发展的节奏。
显然对于政治，他相当的自信，对于驾驭成千上万的官僚机器更是雄心万丈，信心满满。
雍正数次强调自己的阅历：““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他多次对臣下说，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雍正奏折》向臣下反复证明自己阅历丰富，饱经沧桑，就是要他们知道，这个新皇帝骗不得。
所有的政治工作中，一直将人事安排作为核心工作来抓。在给大臣鄂尔泰的批示中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话不仅仅和近臣鄂尔泰说，在给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中强调：“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
雍正影视形象
与此同时，他打破了清代的一些人事规章制度，他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他认为官员的使用在于做事，只要能够完成工作，不论所谓的排资论辈。
大臣田文镜深得雍正信任要他从地方推荐人才，充实官吏队伍，并且向他交底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那时候敢于提出满汉资格无妨的，有清一代除了雍正再无第二。雍正对科甲出身的官员历来素乏好感，认为他们说得多，做得少，做事迂腐欠通。他曾对此说过：“国家用人，但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自古以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俭逾闲者。”
除却他最信任的几个大臣外，对于选拔外省官员，雍正尽最大肯能做到亲力亲为。雍正在此工作问题上，把接见地方官员，亲自组织面试工作拿到了重要日程中来。
尽管这项“引见制度”早在汉代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跨越千年，看似平常的选人用人办法，到了雍正这里做的确是最扎实全面的一次。亲自遴选官吏，提高了雍正为政期间的治理水平。一般来看，皇帝加大对官吏的引见力度，往往是因为吏治此前发生严重问题，接班的新皇帝充分认识到打造一支执行力强，官僚作风良好是能否提高政治治理水平的关键因素，同时更是自上而下强化人事安排权力的重要举措。“只有当国家的决定和命令受到社会一切层次的尊重时，才能称之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国家。这个国家必须具有推行其意图、政策和社会经济方案的能力与权力”《非压制性国家和比较历史》
雍正显然充分认识到了阻碍专制权力的官僚问题，于是在此后的十三年间，他有序而又频繁召见地方官吏，亲自参与选拔、决定基层官吏升降。据统计，在他一朝，引见文官5800余人，武官大约在1400人左右。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相当不起眼，然而，透过几百年的历史来看，从当时的交通和各种条件来看，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巨大，更何况是多次轮流接见。这项制度虽然早已有之，雍正却将他进一步上升到重大战略问题上来。
刚继位时，忙于料理康熙丧事，把这项工作让王大臣去做，并叮嘱说：“各省副参以下，千总以上题补引见到部人员，着查明具奏。从前皇考引见武职官员，其甚不堪者颇少。朕今值皇考大事，未得引见。应派王大臣验看，将人才可用、与例相符者具奏补授，令其到任。其人才永庸劣者，指名具奏。如此则案件不至堆积，而到京人员亦五守候之苦。”此后数年，雍正接见了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和福建六省官员。雍正心细，有时候注重细节让许多臣下都倍感温暖，体贴他们道路偏远，很细致地安排行程， “仍只需照常计程行走，不比因令驰驿，过于急速，如有欲自备夫马，不愿驰驿者，各随其便。”《上谕内阁》
频繁接见偏远地方官员，让雍正全面打开了解帝国角落的视野，也进一步积累了他选人经验，理清了他进一步管理偏远省份的思路。 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通过不断接见各地官员，不仅让雍正更了解帝国治理情况，更开启了红墙外的世界，他非常愿意“惟以一人治天下”的宏观愿景，甚至希望，帝国的每一项重大事务都要亲力亲为，尤其在选人问题上更是如此。
二
感性的目光
总体看来，雍正用人策略大体可谓三点：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
在雍正的亲自操刀下，几乎调动了帝国所有的机构参与到引见、选人官吏工作上来。吏部、兵部、军机处以及地方督抚都要都要向他推荐人才，或出具考评或接手办理具体选拔事物，然后将酝酿好的官员名单递交给雍正进行最后面试。
雍正的引见与历代最大不同的是“轮流引见”，并对此加以解释说：“皇考于文武官员见一二次即知其居心行事，历久不忘，故将一应官员俱调来引见。”并且很平常的说出了他要轮流引见的原因“各省副将以下、游击以上官员，朕想要认识。可派伊等轮流来京，着具奏引见。伊等之材技，朕一见便可知道。”
雍正面试大概可谓为三种样式，虽然感性却不乏生动有趣。
以貌取人
手执玉如意
雍正属于典型外貌协会，长相出色的官员，第一时间往往得到其良好评价，有的因此得到破格提拔。当他看到山东青州知府李根云时，觉得长相端正还透漏着一丝灵气：“聪明人，因其伶透，着暗记名补青州”，对后补知县石杰的评语更是“人着实明白，好端方相貌，人似平和，有气度的。”、“人着实去得，……相貌有福泽。”福建南安县知县，被雍正看后大加赞赏：“人好聪明，好相貌，着实明白，去得……”
在看了宿迁县知县刘正远后，雍正形容他：“红脸、黄胡子、好相貌，将来可望成人。”简单几笔的勾画，让人马上能想象出这个人的形象来，雍正形容下的笔调不可谓不生动而又简洁。不仅对长相好的印象格外好，对那些器宇轩昂或是不同寻常的相貌非常感兴趣，往往给出高分：“黑赤红脸，胖子，相貌好”、“轩昂相貌”这种较为抽象的形容，说明了雍正面试时不仅看长相，也看气质。他甚至认为高大威猛的体型的官员都要格外关注并适当时予以重要。
文职引见官需要笔试，即“考试履历”，一般要求写籍贯、年龄、出身、工作经历等，此前还要求写满字，雍正对此说“此系汉官实践，朕又不看清字，亦枉费纸张，嗣后停其兼写清字。”《雍正起居注册》
年龄造假一直是历代官员简历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历代均有到龄退休制度，在履历中存在很多造假、谎报年龄问题。吏部一般对这种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彼此形成默契的潜规则。雍正发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题补山东东安营都，简历上的年龄是56岁，雍正批注“实在五十八”四川提标前营马兵费其云，履历是44岁，雍正批注“实在五十二岁”，有的甚至雍正多次注视后，总觉得履历和年龄差距太大，甚至弄得被考察者尴尬，如湖南邵阳知县简历年龄是53岁，雍正总觉得他太老“但不似五十三，似六十外人矣。再三问，言不敢欺。”
此后他还专门对虚报年龄做了专门批示：“朕览文武官员履历，开载年岁多有不实。或年岁本少而增之为多，或年岁本多而减之为少。”与此同时又下达了一道关于及时改正虚报年龄的谕旨：“特发训谕，凡各官从前之年岁不实者，着即改正，令以实在年岁开明注册。”
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里记载说：“古人以四十为强仕之始，以五十为服官政之年，以七十为致仕之期。”70岁被视为精力和智力明显衰退的临界点，因而就成了官员到点退休的惯例年龄。除了明朝降为60岁外，历朝历代都沿用70岁退休的老规矩。官员故意隐瞒真实年龄，自古以来屡见不鲜，其目的就是“减年以求成”，获得更多的提拔空间和机会。雍正不仅重视到这一问题严重阻碍干扰正常人事代谢问题，在此后他逐步规范这一问题管理，甚至细化到了如何规范书写履历的具体办法。
完美主义，天生的高己卑人，能入他的视野的人寥寥无几，更多时候他都处在感性的猜测，和依靠各地官员的推荐。
相面大师
在频繁接触地方被引见的官员时，他从不吝啬发表自己的任何想法，甚至调动了所有形容人好坏的词汇给各地官吏贴上标签。看到四川的官员后说：“人看来平常，目狼顾”，这本是形容司马懿的一句话，却用来这位官员，这位四川官吏前途可知。看了江西知县的印象是“平常老实人，两只忠臣眼”。接见赵州知州后说：“似有歪才，不诚敬，胖大汉子，大似恶人，只可止此。”、“人似苍滑，明白，不稳当。”
他的细致在于对走进他政治视野的官吏进行多方面考察，有时甚至不无隐忧，在地方督抚的人事改用折上写：“朕观亦是，恐才具中平，改用好。”王国栋推荐浙江各县官员奏折中，他又信心满满地表态：“好的，上好的，此人将来可成大器。”与之相对的就是长相普通或是瘦小枯干的，往往得不到雍正的高分评价。诸如“老实平常人，苦像”、“但相貌微寒，恐福量不及些。”、“外像瘦弱，人似可用，气局少，卑寒些”等等。
对那些长相不好的，雍正发自内心的不喜欢，此后这些官员也很那再得到重用。如对四川官员评价说：“人甚聪明平和，像彭维新，气度小……不真诚人也。”
对福建支付沈起元的面试是：“人信不得的，人过于聪明，不实在，有心横于中，不纯。”
综合因素
趣比雍正审美
对那些印象不好的官员也逐渐予以使用，如河南的一个武职人员，雍正说他长得像太监，没什么大出息。
那些曾经给雍正极其好的印象的官员，有的成了极端贪婪的贪官污吏。湖北的一个官员，雍正看后说他“好相貌，似范世泰”，后来此人却在任内贪污灌水银一千四百余两，收受地方商人贿赂二万八千两。另外一个是陕西的一个知府，雍正评价他“人着实明白，安详，大有出息。”但此人后来因罪革职，也就是说，在皇帝面前一个样，在工作时候又是另一个样，以雍正情商之高，接见官员之多，终究看错了许多伪装的官员，对一向自信的他不能不说是一个打脸。
作为雍正最机密大臣张廷玉倒是总结得很有意思，由于掌管吏部，对当时雍正想要任用或处罚的官员一清二楚。但是却经常发现雍正刚刚想重用的人突然遭到弹劾或是得病死亡，结果也没能使用上，而雍正根本不想重用的，竟然连他都搞不懂什么原因，最后阴差阳错得到重用。为此他感叹运命无常，认为这些事“有一定之数”。因此他常教导子辈们除了要刻苦学习，同时也不要妄求“以义命自安”老老实实听从安排。”
雍正虽然专制，在人事安排上，也充分考虑到康熙时期对官员的评价，使得人事安排体现出一定的延续性。如对江南宁国营参将的使用上，在其履历的评语是：“系圣祖拣选二次之人，所以擢用。”对于康熙否定的官员，雍正也坚持不予使用。康熙曾对江西清江知县评价是“许祚远人去不得，着革退”，雍正对此人下达了不准题补的批示。
雍正虽然亲力亲为对官员进行面试，在决定是否升迁时，一般都会充分考虑督抚的意见。巡抚朱纲宝具湖南知县江日荣，雍正看后认为江日荣“才情似不及”但还是“因朱纲之荐用此任”。对宠臣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大臣推荐的人员，雍正甚至可以不看就予以任用。对一些面试印象十分不好的官员，推荐的上级也要受到雍正的批评和惩罚。
顺天学政吴襄保举生员引见后，雍正看了非常不满意，斥责说：“生员张镇、孟泽新、刘鹏振、朱函夏等四人俱不及，吴函夏尤属不堪。”接着雍正开始处理推荐人吴襄，担任学政三年，却将非常差的人员推荐上来，可以联想到平时如何不卖力工作，为此将他“交部议处”。
有时也会有大臣上书揭露雍正认可的官员的毛病，这时他还要为之力挺：“毛文铨人甚妥当历练，因未见朕，观望苍滑，不实任事则有之；今见朕知朕，受朕教训，你看他新任就是了，朕保他一个好巡抚。”雍正就是带着这样的感性评价一时之间决定了庞大管员队伍的升迁浮沉。
三
操心不见老
雍正说他比乃父办公更勤，每天工作，“自晨至暮，总无间断”，并自负说道：“即皇考之勤，亦无自朝至暮办事之理。”白天他听政，接见大小官员，披览奏章，晚上则批阅来自各地的秘密报告，平时二三十件，最多五六十件，每个折子必定从头到尾详细审阅，从不拖延耽搁，有时候深夜还在批改，精力十分疲惫，他也把这种情形书写给臣下：“灯下所批，字画潦草，汝其详加审视。”“又系灯下率笔，字迹可笑之极。”在给田文镜的批谕里，他还解释说：“因灯烛之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前谕，非欲示朕之精勤也”。除了勤勉，处理政务异常认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马虎他也必须给予纠正。礼部侍郎蒋廷锡书写奏折时，将“重道”二字误写，没有检查出来，雍正看时发现，特意把他叫过来，告诫他“勿谓此等本章无甚紧要，朕不详览，嗣后当愖之”。类似这样事情还很多，他自己也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殚细密，非过为搜求也”。
对于帝国的繁重事务可谓操心不已，却充满激情，在这项庞杂的工作中寻求快乐。
雍正对组建一支高度契合他工作思路和节奏的官员队伍着实煞费苦心，也因此成了清朝皇帝中与臣下互动最频繁，充满率真人情味的一个。通过建立最亲密的心腹大臣班底后，再逐渐向帝国角落辐射，一张人事大网全面形成。
从对官员细节上的关心如戒酒和熬夜上，到对官员的语言上的讽刺或是辱骂无一步体现了这个帝国当家人有着操不完的心，雍正理政一周年之际，他告诫臣工说：“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这样才能“筹国是，济苍生”。
基于对大清朝的责任感，认为官员的存在本身就是办事，因此尽最大程度避免养闲人。他站在权利的塔尖，并未有所膨胀，相反他非常清醒权利和责任的对等。魏晋时期的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后，成了历代帝王尊崇的用人圭臬，雍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于此他甚至深情地说道：“朕待天下臣工惟大公无我一语耳。”
雍正经常和地方督抚沟通工作和想法，互动频繁。告诫他们自身的清正廉洁起到表率作用，但是如果不能深入实际，切实有效解决问题，那么这样官员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
他以官员工作的实际效能作为考核标准。在给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考核里说：“王国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这个“殊”字表达雍正对他的极端不认可，于是将他内调虚职。
直隶巡抚李维钧考察吴桥县令常三乐，认为他“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他调离虚职，上报吏部审核。吏部认为既然常三乐“生性怯懦，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没有进行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对此认为，常三乐没有违法乱纪行为，就是个人能力不足，不能再予以重任。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书雍正。雍正批示说，这事好办，就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革参”就是这样不作为的官员虽然没有贪污违纪，但本质上和违法乱纪的官员并没有太多区别，根本就不能再进行任何使用。
一定程度，雍正能够包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臣下，前提是，绝对是从维护他的角度出发。太子太傅朱轼坚决反对雍正推行的“耗羡归公”，雍正并不发怒，反而让他做大学士，去教育皇子弘历等人的学业。后来他又反对西北用兵，由于每次反对都无效果，他心灰意冷，以病辞职。雍正用极其温暖的口气劝慰他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非常感动，从此不再有辞职打算。
即位不久，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上疏给雍正，希望他“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在权力斗争还没真正落幕的关键时刻，建议他“亲骨肉”，真正的不识时务的逆鳞犯讳，果然雍正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此人为何如此狂妄，朱轼在一边说，此人真正的狂妄，但臣却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思一会大笑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量，随即提拔他做国子监司业，且下谕旨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仅不怒，且奖励他，你们家都要向他学习。”《国朝先正事略》
十三年理政，朱批谕旨不下万余件，光是批语总数就达1000多万字。它执政的十三年里坚持每天亲自批阅奏折。十三年里，雍正的每天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在数万年件奏折上写下的批语多达一千多万字，此外每一年当中雍正只在自己生日那一天才会休息。
因为交付给大臣所办事务不能及时处理，发了脾气，他说：“我整天坐在勤政殿里，又不顾暑热，想办理事情，为什么诸大臣对交待的事情毫无动静，不来回奏，若不能办的话，何不讲明原委，若不想办的话，干脆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上谕内阁》穿过厚厚的时光，清晰让我们看到一个操心不停的的人伏案忙碌着只能属于他操持的帝业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