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之嗜酒上承殷商，史书载：“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率其宗氏，辑其分族。”这里的长勺氏、尾勺氏便是专职司酒的部落，也可见其重要性，殷商六大部族中，即有两大部落负责管理酒类，这即成为周人贬斥殷商部族嗜酒的证据。
殷商之亡国，其实有着非常多的原因，《史记》载：“殷帝辛, 年雨土于毫。”在殷纣王时期，面临饥荒干旱，所谓“西伯自程迁于丰。”当年西周的起源之地，乃是岐山地带，后来的镐京都城正是此时的无奈之举。“晓山崩，三川涸‘’，这是自然灾害，但在上古时期则会被认定为某种征兆。那么，殷纣王之亡，若仅是饮酒所致，似有为过。
《酒诰》中，周公说：“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什么意思呢？就是周公道听途说，说殷纣王成天醉酒，以至浑浑噩噩，朝政失序，也就导致社会动荡，周人因此而得天下。殷商部族的嗜酒，在此又是铁证。自天子而下，贵族百姓亦自崇尚饮酒。宋人皆为殷商故民，继承殷商传统，理所当然。
《帝王世纪》载：“桀有昏德，为酒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夏桀与殷纣的命运如出一辙，皆为后世所诋毁为嗜酒亡国。这即成为后世不成文之习俗，新朝对前朝末代君主的点评语录中，嗜酒必居其一。就饮酒这个习惯上，周人对宋人的态度，就是不友好的。
周人也并非绝对的禁止饮酒，直到《酒诰》的出台，整个周王国中，才真正形成共识，饮酒不好，严重就亡国。这个《酒诰》当然是对殷商故人说的，只是不仅针对宋人，亦有卫国，因为卫国的殷商故人也不少。《酒诰》即是命令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的告诫之辞，顺便警醒宋国微子启。
在周人的官员体系中，甚至还有酒正的职位，其主要职责就是“掌酒之政令，辨五齐三酒之名”，所以周人是不可能彻底禁止饮酒的，甚至还有专门负责王公贵族们饮酒的“官酿”团队。周王室对诸侯们的饮酒管控相当之严格，周公曾对康叔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这种惩罚机制，直接导致卫国被同化的相当彻底，与宋国相较，卫国是最早融入周王国的前朝贵族分封国。
事实上，宋人是在为周人背锅，饮酒并非是亡国的直接原因，夏人喜欢饮酒，商人喜欢饮酒，周人也喜欢饮酒。《酒诰》载:“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归纳总结，也就是一句话，祭祀的时候才用酒，平时都不要喝酒。但事实上呢？绝非如此，就连周人自己的《礼记》也说：“夏后氏尚明水，殷尚礼，周尚酒。”于此看来，显然，周人也是尚酒的。“尚酒”与“酗酒”，虽一字之差，却又天壤之别，这是周人的文字游戏而已。
上古有“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有“湛浊于酒”，往往圣人皆不近酒色，作为后人，就更应该尊崇祖先遗训，不能过多的推崇饮酒之乐。但卫人、宋人的祖先遗训还在吗？牧野之战后，周武王大军进入朝歌，战争的火焰烧掉了殷商王朝，也烧掉了数百年朝歌宫廷，那些曾经的遗训多被烧毁，或是深埋底下，已难为后人所知。那么，遗训总得要有，周公显然是此中的智慧者，有《微子之命》，有《酒诰》，都是对殷商故人卫人、宋人的警醒。卫国君主是姬姓贵族康叔，而宋国君主是微子启，这便是两国呈现不同发展的根源。
微子启虽已臣服周王国，但宋人的骨血还在，那些殷商故人中，当然有着不少不愿屈服的遗民，他们有的跟随箕子远走他乡，有的则在宋国繁衍生息。这些民众可以不与周王国对抗，却无法改变生活习惯，他们依然崇尚饮酒之乐。《韩非子》载：“宋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如此高挂旗帜，如此高调卖酒，也就深知饮酒之趣的殷商遗民宋人可以想到。微子启在宋国是没有颁布过禁酒令的，这种渗透骨髓的传统，可能已经在其心中难以磨灭，即便周王室有禁酒令，但在宋国而言，这是比灭绝宋国子民更困难的事情。直到数代而后，宋国君主宋戴公才真正颁布禁酒令，但其真实目的，并非是要禁酒，而是以此发动改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