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减贫经验学术研讨会：“十四五”期间相对贫困治理将常态化
中国青年网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 杨月 实习记者 牟昊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减贫经验学术研讨会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中国减贫经验学术研讨会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发布会现场。中国青年网记者 杨月 摄
“在牛红村调研时，看到9岁的男孩用智能手机玩游戏、上网课，跟我女儿在北京用的一样，这个场景给予我很大的思考空间，解决了我长久的学术困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罗静在现场发言中指出，我们过去的研究一直将注意力放在互联网技术在城市和商业中的最先进的应用方面，但互联网对国家治理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发生在偏远落后地区。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根据中央做出的“打赢脱贫攻坚战”战略部署，决定设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国情调研特大项目，集中优势人力、物力，以精准扶贫为主题，对贫困村脱贫村进行百村调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工程，有统一的样本村选择标准和广泛的地域分布，有明确的调研目标和统一的调研进度安排。调研的104个样本村，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57%、27%和16%，对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片区、深度贫困地区都有专门布点，对全国贫困村有基本的代表性，有望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和减贫、发展状况有一个横断面式的全景展示。
罗静分享调研见闻时提到，乡村已发生巨变，很多“隐形变化”都藏在细微处：“第一是乡村干部工作作风改变，精准扶贫要求必须一户一户摸清家底，比如云南省的规定动作是三评、四定、五看，还有不停地回头看，5年下来村干部已经养成了面向农村、面向农民做事情的工作习惯。”
她认为，第二个隐形变化是乡村的干群关系变好了，以前一些村民对扶贫干部持不信任的态度，说扶贫干部来扶贫是“不图锅里肉，不在锅边转”，现在大多数村民都会对村干部的工作表示支持与理解。第三个变化是村里的人气旺了，村里路修好了，网络全覆盖了，多年不回村的人都回来了。第四个变化是村民的心气变了，精准扶贫之后，村庄面貌一新，以前信誓旦旦说不会再回村子的 “三和大神”，现在已有人回到村小学当了老师。
阶段性成果并非终点，下一步还需持续发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贫困治理重点从绝对贫困顺利转向相对贫困，可开展五个方面基础性工作。
一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三支柱”减贫战略。世界银行提出的“三支柱”减贫战略，即“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主要是针对欠发达国家减贫的，与发达国家减缓相对贫困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一致性。我国过去以经济增长和开发式扶贫为主的减贫战略实质上隐含着“三支柱”的原理。2020 年以后，我国应该在现有制度和政策框架基础上通过优化配置，建立起一个针对相对贫困人口、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三支柱”减贫战略，可考虑由包容性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护构成。
二是推动农村反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主要是将过去以精准扶贫为目的的区域开发、产业扶贫、易地搬迁、转移就业等方面的接续性工作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
三是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多元贫困标准和监测体系。可以考虑的贫困标准有兜底型贫困标准、数值型相对贫困标准、比例型相对贫困标准、多维贫困标准以及共享繁荣指标等。对多元贫困标准进行探索，可以比较不同贫困标准的优劣和适用性，以便未来更好地选择指标、阈值以及对应的政策设计。
四是根据现有扶贫开发建档立卡系统的优势和缺点，研究探索基于新的技术手段以及适应相对贫困治理需要的识别、登记和管理信息系统。
五是稳妥推动扶贫工作体制转型。相对贫困属性决定其不再适用超常规治理，而是需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治理”常态化和现代化。精准扶贫格局的优点应该保留，但是要加强地方政府、社会力量的作用。农村扶贫开发体制要向城乡统一的体制转型，最有可能的是把扶贫机构设在主管社会福利的民政部门。未来的贫困治理必须追求制度化、法制化，对政府、贫困家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和约束。最后，非常重要的是要增强基层社会服务能力，培育对相对贫困的发现和干预的响应性与集成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