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那些古籍，每本都是稀世珍宝！
古墓发掘的古籍其实除了之前各位提到的简帛之外，也有纸质书的发现。比如1975年江西星子县农民就曾发掘出两本价值足以买下整个县的古籍。1975年在江西星子县农民在当地像往常一样的干着农活，但是今天挖的地下却有一件“宝贝”在等着他，当他一锄头下去的时候无意中挖到了一座古墓，其中有一本书（后来发现是两本书黏在一起），起初当地村民并没把这本书太当一回事，只是将其收藏在家中。
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有文物普查人员得知消息后上门前来询问，这位村民也非常配合，将这本书上交给了工作人员。当时普查人员也没有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在给了农民10元奖励后就带走了这本书。直到第二年，1983年江西省文化厅专家鉴定后才发现这本古籍的不寻常之处，装帧与字体上都接近宋版书，同时这一古书出土墓葬也被考察为宋代墓葬。最后经专家鉴定后确认这两本古籍为宋版《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七卷）。
宋版《邵尧夫先生诗全集》，空白部分为锄头留下的伤痕
在星子县发现宋版书的消息传开之后，很多著名学者慕名前来看这本书，江西省著名学者周金銮书、姚公骞在这本书征集后不久来星子县看书，期间两位学者为了强调其价值，对县长半开玩笑地说：“这两本书都可以买下你们整个星子县了！”把县长吓得一愣一愣。不过两位学者也并不是信口开河，至宋代印刷术才可以普及，用来大量印刷书籍，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古代书籍（不算简帛文献）也就是宋版书了，据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的说法，其早年在青岛实习的时候，宋版书在古董市场上是按页来卖的，一页按其重量要五倍黄金的价格。并且星子县出土的这两本宋版书都是之前所未见的“海内孤本”！唯一遗憾的是这两本古籍是在农民锄地的过程中发现的，在两本宋版书上留下了锄头的创伤。
类似的例子还有山东鲁荒王朱檀墓，1970年在山东省邹县发掘的明鲁荒王朱檀中出土的随葬品中有6本元刊古籍，现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其中有几件还是孤本，分别是《书集注辑录纂注》元董鼎辑录；《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传》三十卷，宋胡安国撰，林尧臾音注；《四书集注》二十一卷, 朱熹撰；《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五十六卷, 外纪四卷， 宋江赞撰；《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卷首年谱一卷, 宋黄鹤撰；《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目录一卷，唐韩愈撰，宋朱熹考异，王伯大音释。
山东省博物馆藏元刊本《四书集注》)
山东省博物馆藏元刊本《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
关于鲁荒王墓出土的典籍的具体情况，崔巍所撰《明鲁荒王墓出土元刊古籍略说》一文中有详细介绍，比如《书集传集注纂注》，该文中除了著录装帧和行格之外，也谈到了该书的破损情况：“董鼎所撰书序残损较少，失去朱子说书纲领。卷一至卷三霉烂严重，卷四及卷五上半部少有残蚀，卷六较完整。此书失去牌记，不知系元朝何时何人所刻。”
关于《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传》一书的情况，崔巍在文中有如下详细描绘：“元刻巾箱本，半叶十四行，行十八字。版心上下小黑口，双对鱼尾，上鱼尾下书名卷数，下鱼尾上叶数，四周双栏。牌记残存‘□□至□□□舍鼎新刊行’一行。附《春秋名号归一图》上下卷，蜀冯继先撰，《经传始见诸国图》一卷，《东坡春秋列国图说》上下卷，《氏族》上下卷。此四种书和上书行款不同，半叶九行，行十六七字不等，小字双行同。版心上下小黑口，双对鱼尾，四周双栏，卷首双行书牌只存‘绣梓’二字。框高10.3、宽7.7厘米。共两函二十册，书眉有批语。以上名书都避宋讳，如：宣祖讳‘殷’、太祖讳‘筐’、真宗讳‘恒’、仁宗讳‘贞’‘征’、钦宗讳‘桓’、孝宗讳‘慎’等，书内诸字都缺末笔。从避宋讳的情况来看，刻书时间当在南宋末和元初。”
对于此书的版本价值，崔巍又在文中写道：“据《天禄琳琅书目》注录此书：‘元延祐坊刻袖珍，取便携览，刻手亦精雅。’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注此书为‘元刊小字本’，但行款和我馆藏本不同；天禄及丁氏藏书，书名作《春秋胡氏传》，和我馆书名亦不相同。现在国内藏胡安国所撰《春秋》，有宋刻本五部，为《春秋胡氏传》《胡先生春秋传》及《春秋传》三种名目，行格各不相同。元刻此书也存有五部，即十五行二十字之大黑口本四部，和我馆所藏《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传》一部，再即明刻诸本，最早者为永乐四年之广勤堂刻本。从书名上看，我馆所藏之本是胡传各种版本中仅存的一种。”
从这些都可看出鲁荒王墓出土典籍有着何等高的价值，对于这些书的共同特点，崔巍在文末总结道：“六部书都是元刻习见的黑口版，子目上常有花鱼尾，卷端版心多为各种菱形花口，纸色乳白，质薄而坚韧，书法赵体，字迹圆密，写刻雅近南宋，多为初印本。另外，世传元刻仿宋，遇宋讳不缺笔，而宋版则缺笔，视其缺笔之某字，可以觇刊本先后的说法，从出土的这批元刻书避宋讳的事实来看，是不足为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