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是主流媒体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十四五”规划中提到，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为媒体从业者锚定发展目标提供了更好的遵循。
下一步，地市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如何继续保持蹄疾步稳？区域融媒体中心的重要职责是什么？媒介融合过程中有哪些“关键操作”？……今日，在地市和县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峰会暨第四届江苏传媒产业发展论坛上，8名专家学者为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开方支招”。
今天，在媒体已经不再稀缺的公共传播时代，“新闻”应该被赋予新的定义。“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告知’，但是现在‘告知’的功能被大幅度削减了，我们需要有新的角色，在社会上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唐绪军认为，“‘建设性新闻’应该成为中国媒体实践的重点”。
唐绪军谈到，“建设性新闻”是媒体立足于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理念，试图回应互联网时代对新闻职业提出的挑战。它着重强调在新闻报道时，寻求并建立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县级融媒体中心践行“建设性监督”要注意，舆论监督服务大局有态度，精准发力有力度，追踪反馈有深度。
“要解决是大融合还是小融合、发展范式是开放性还是封闭性、未来的功能和价值凝聚重点是2C（平台）还是2B（受众）三个关键性问题。”在谈到媒介融合中有哪些关键操作时，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媒介融合就是媒介的重构创新过程，传播媒介在未来生活中要处理的不仅是内容，更要介入到广泛“非内容领域”的生活要素重构中，这就是“大融合”。未来专业媒体要承担三个重要角色：一是对内容生产者的支撑与引导；二是有高度掌握数据能力，利用数据这一关键性能源对内容生产进行相应的匹配；三是对社会信息、意见、情绪表达起到建设与平衡作用，“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要让社会哭出沮丧；当社会笑的时候，不要让社会笑出狂妄。”喻国明表示。
“媒介融合、媒体融合是新时代媒体发展、媒介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领域，技术、媒体和文化方面的融合将使我们的媒体融合走向新的境地。”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表示，地市与县级的媒体融合意味着基层的党和国家政治稳定，意味着为基层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注入了新动能，意味着基层的文化建设，尤其是公众文化服务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我概括县级融媒体主要是一个基本特征、三大基本功能：一个特征，即它是智慧城市信息的枢纽和综合服务方案的提供者，这远远超出我们原来狭义传媒的范畴；三大功能，就是信息传播、服务和政务。”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对于如何更好地“融”，提出了“三融一特”的“卫星城”模式：敏捷多融、一轨多融、深度交融、地方特色，打造一个技术平台，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突出地方特色地进行深度融合，是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关键问题。
此外，李本乾认为媒体融合还需要有统一的品牌意识，“我们发现每个省都做了许多新媒体品牌，但是做出来以后往往跟它的母品牌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县级融媒体的体量不大。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融媒体平台战略，这样对于我们整个融媒体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在传统媒体面临严峻生存危机的今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保国认为，中国的媒介融合面临着两个课题，第一个目标是解决传播力问题，第二个目标是解决生存问题。”崔保国谈到，媒介融合要从经营、内容、引导舆论等多角度综合考虑，多元化经营，资产经营，盘活资产是媒体经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这样才能够解决媒介融合的路径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融合，最重要的是在互联网体系结构和信息化社会新的变化里来思考媒介融合，这样才能实现和明确媒介融合的目标和定位。”
传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历史逻辑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周勇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家国统一体的构建。周勇表示，社会文化层面，致力于构建乡土观念与国家意识这两个层级的辩证统一；社会动员层面，是国家行动的一致性的号召；社会治理层面，致力于构建社会基层的统一与稳定；社会教化层面，致力于社会与人的现代化转型。基层是社会细胞，也是社会子系统，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四个关键词解读：文化（乡土中国）、信息（想象的共同体）、服务（社会生活的门户）和情感（维系乡村生活的纽带）。
“区域融媒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内容流、传播流和注意流。”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认为，在内容流方面，融媒体建设应解决流程再造问题、组织重塑和形态创新多层次问题，聚集本市县所有优质内容并实现更强的内容分发；传播流方面，要建立区域自建平台、省级聚合平台、互联网传播平台的多维联通和协作机制，实现由内向外的传播链条；注意流方面，可实施特定社群的画像、全网舆情的监测，不断提升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逐步从区域中央厨房、区域融媒体中心，走向区域政务传播平台和舆论引导平台，成为区域内容的融合生产者，区域智慧生活的服务者和区域舆论引导的引领者。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葆华分享了有关新传播形态下地市和县级受众的研究。在电视使用时间急剧下降，网络成为第一大媒介的今天，表面看是受众的流失、盈利的下滑、报纸的关闭，但深层次是技术和社会因素交织所带来的传播逻辑的变化和重组，这种变化和重组不仅止于技术。 周葆华认为全媒体和融媒体建设不仅要有指挥中心、展示大屏、融媒体作品，也需要有包括自身建设的数据与治理服务。
在重视数据的同时，周葆华认为，也要审慎对待“数字鸿沟”造成的信息落差。尽管有数据显示，96%的县级受众已经使用手机上网，但目前，仍然有部分县级受众以及地市受众未上网，徘徊在“媒介融合”门外，不能简单地用数据完全去概括这部分地市和县级受众的网络生活形态。“县级受众对本地的认同感相对较高，其中‘本地新闻’对县级受众的本地认同感有着重要的贡献。”面对潜力无限、兼具挑战的地市和县级传播生态，周葆华认为从受众角度审视，媒介深度融合应当立足融入地方治理，通过本地新闻和服务两个领域，提升公众满意度，促进地方认同感，这是中国地市和县级媒体融合的重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