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但里面收录的宋代风土民情，大幅还原了真实的宋朝社会风貌。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草根百姓均无酒不欢，宋人爱酒的习气跃然于纸上。宋代，无疑是一个酒文化繁荣的王朝。
所以，对于一名资深酒客而言，宋朝无疑是最美好的时代。
在宋朝，老百姓喝到的酒水质量相较于隋唐、五代时期已有了显著提高，酒水的品种也五花八门。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汴梁城里酒家林立，每隔几间房屋便会出现一座酒楼或酒家，显贵人物或平民百姓在其中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东京梦华录》中，同样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的说法。这里的“七十二户正店”，指的是官方开设的官酒库或大商人承办的酒业，私人承包的酒家显然要多于这个数字。大型城镇酒店林立，小乡镇的酒家亦不甘示弱。
《酒市二首》有云：
“闻说崇安市，家家曲米春。
楼头邀上客，花底觅南邻。
讵有当垆子，应无折券人。
劝君浑莫问，一酌便还醇。”
不只是小型城镇，在人口数量较稀疏的乡村，亦有小酒家。
就像辛弃疾《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中说的那样：
“陌上柔条初破芽。东邻蚕种已生些。
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不止是酒楼的数量，宋代的文学创作中，同样体现了繁盛的酒文化。宋代文人对酒的热爱，恐怕只有唐代文豪能与之比肩。
宋词中的“酒”，是比“风花雪月”出现频率还高的热门元素。
据粗略统计，宋词中收录的名酒，足有五六十种之多。今天的五粮液、西凤酒、汾酒、董酒、绍兴酒等名酒，亦出现于宋代酒诗中。
除此之外，宋代的一些名酒的酿酒工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在未来的千百年里酿酒工艺几乎未出现变动，至今我们喝到的一些名酒仍沿用了宋代的完善工艺。
在前文中提到的《水浒传》里，总共出现了六百多次大小酒席，既有厅堂中的觥筹交错，又有小酒家里的推杯换盏，向后人呈现了一幅丰富的酒国风貌。
都说宋人擅长做生意，其实，这种潜质实属上行下效，因为宋朝最大的经商者就是朝廷。宋代传承了汉武帝时期的榷酒制，并将这项制度贯彻始终。
所谓“榷酒制”，说的就是由官方专营酒水的制度。
赵匡胤统一天下后，于建隆二年颁布法令，由朝廷统一管理酒与酒曲。宋太宗时期，正式确立了榷酒制。宋真宗景德四年，榷酒制得以在全国范围全面施行。
说到这，很多朋友都会费解，前文中笔者不是说除了“正店”之外，汴梁还有不少私人性质的酒家吗？他们既非国营，岂不违背了朝廷的“榷酒制”？
实际上，这些私人性质的酒家，都是“脚店”，这些店家没有资质自行酿酒，所有酒水都是从官方渠道批发的，所以，并不违背“榷酒制”。
榷酒制得以推行后，朝廷对私酒的管制相当严格。
除了首都之外，所有城市的酒水都是由官府统一酿造并统一发售的，一切酒坊、酒库都由地方官府和军队联合经营，也有部分酒坊被官府承包给民间商人。官府酿造的每一缸酒，都要在某一片销售区域内售卖，不得越界串货。如果当时有老百姓酿造私酒，将会遭到官府的法办。
为了规范全国的酒水销售渠道，宋廷成立了“酒务”这一机构，管辖全国各州县酒水的酿造、贩卖等一应事宜。由于“酒务”成立之初，相关人员对此并无经验，所以官营酒厂中贪腐现象频发。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宋太宗出台了“买扑制”，将官营酒厂承包给有一定资本的商人。这种承包并不是将官营转为私营，酒商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且酒厂的一应事宜都要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
随着“榷酒制”的施行深入民间，这项制度也变得越来越完善。
在“榷曲区”，承包了官方酒厂的商人需向酒务采办酒曲，使用官方的酒曲进行酿造。如前文中的“七十二户正店”，通常是拥有较多资本的酒商，在他们的旗下亦有不少附属的“脚店”。小规模的“脚店”并不从事酒水酿造，而是进行分销，其模式与现在的“代销点”颇为类似。当然，“榷酒制”的覆盖范围有限，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无法实行。
所以，官府会对偏僻的地区网开一面，只要店家肯向官府缴纳一年的岁课，就能获得临时酿卖权。这些拥有独立工艺的酒商，往往能酿造出品质绝佳的特产酒水，如《水浒传》中武松在景阳冈上喝到的“三碗不过岗”，就属于这种特产品。至于梁山好汉开设的酒家，所售卖的酒水自然是脱离了“榷酒制”的私酒，他们无需向官府缴纳税金，亦可使用独立的工艺进行酿造，满足众好汉的日常需求。
任何时代的文化崛起，都离不开经济发展。
宋代的酒文化之所以空前繁荣，无疑受到了宋朝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同时，“榷酒制”亦是促使宋代酒文化空前繁荣的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的是，“榷酒制”的出台让官方获得了大量酒税。为了赚取酒税，官府自然不会像某些朝代的统治阶层一样限制酒水经营，反倒会大力推动酒水消费，促进酒经济。熟悉酿造工艺的朋友都知道，酒水的成本较低，产生的利润却相当高，所以，宋朝时期的酒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头戏。
《宋史》记载：
“太宗即位，以赦复授旧官。时初榷酒，以承恭监西京酒曲，岁增课六千万。”
到了天禧年间，酒税的收入已占了国家总税收的六分之一。
可以说，酒税支撑了两宋时期的军费开支。
利益之下，宋代统治者格外看重垄断酒业所带来的巨额收益，所以，做出了一系列推动酒类消费的措施。
首先，朝廷鼓励正店和脚店进行促销，店铺为了争取顾客纷纷打出招牌，或招揽歌妓为酒客提供服务，刺激消费；
其次，朝廷对酗酒者的处罚措施降低，统治者鼓励酒客聚众群饮，还常常在宫廷中召开酒会。
或许一些朋友在《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中看到宋代官方在执行“榷酒制”时的一丝不苟，认为这种制度影响了宋代酒文化的发展，否则，宋代的酒文化会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谬误，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显然看待“榷酒制”的角度不够客观。虽然宋代继承了汉代的“榷酒制”，但其他朝代亦存在“榷酒制”，且宋代的榷酒法制并不严格，比其他朝代宽松得多。
宋代商业高度发展，以至于打破了“士、农、工、商”中商人垫底的传统格局。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所以，榷酒法制的内容也与前朝大不相同。
根据文献的记载：
五代时期私自制作酒曲超过五斤者斩首弃市；
到了建隆年间，宋廷认为五代的律法太过严苛，所以，将制作酒曲判处死刑的标准提高到十五斤；
天禧年间，朝廷颁布了“诏自今犯酒、曲等有死刑者去之”的法令，废止了经营私酒判处死刑的条目，改为刺面流刑。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其他朝代私营酒水或私酿酒水是一项必死之罪，到了宋代死刑被改为流刑，这显然是宋代法制的进步。此处足见统治者对工、商阶层的态度转变，以及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
“买扑制”和“榷酒制”并行，使宋代官营酒坊遍布各地。不过，虽说官方酒业占据主导地位，但朝廷仍为民营酒业留下了充足的发展机遇和生存空间。例如，开设脚店的老板虽然没有权力酿造私酒，但可以通过批发经营官酒进行牟利。
同时，地处偏僻的乡村酒坊不会受到“榷酒制”的限制，只要缴纳了充足的岁课，便能销售私酒。
在宋朝时期，老百姓间流传着一句俗语：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就像今时今日的一句戏言“赚钱的行当都写在刑法里”一样，宋人认为经营私酒是一种非常赚钱的偏门，而且不会受到朝廷的严惩，充其量被判处流刑发配不毛之地而已。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之下，不少小商人铤而走险，靠自制酒曲和经营私酒赚的盆满钵满。
综上所述，宋代蓬勃发展的经济为酒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温床，使酒坊在民间遍地开花，民众无酒不欢。另一方面，宋朝与其他封建王朝雷同的集权政策，促使了“榷酒制”的出台。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项制度限制了私营酒业的发展，但这种扼制只停留在表象上。宋代的“榷酒制”相对灵活，民间酒业亦有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并不会因“榷酒制”而落寞。
参考资料：
【《宋史》、《清明上河图》、《水浒传》、《金瓶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