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将“文人”这一概念与“知识分子”划等号。严格来说，我国的“文人”与“知识分子”间存在较大的不同。
“文人”这一概念诞生之初，便是自商周时期的“士”阶级引申出来的。所谓“士”，就是大夫家中的幕宾、邑宰，比老百姓所属的“庶”这一阶层地位高。西周年间，能成为“士”的皆有贵族血统。东周时期，“士”这一阶层发生了分化，它不再是低级贵族的代称，而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能人的称谓。卫士、兵士、策士、学士皆属“士”这一阶层。我们熟悉的“诸子百家”便属“士”中“学士”这一行列。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相对活跃，所以，学士们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极强，甚至，成为封建史上的绝响。诸子百家的思想，不但影响了秦汉王朝，甚至，一直被统治者奉行至满清帝国的覆灭。细数下来，自诸子百家兴起至民国时代的到来，这段时期都可划为我国的“中世纪”。我国中世纪的持续时间，足比西方世界的中世纪长一倍，约一千年。
那么，我国的文化究竟与西方文化有何异同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文化自始至终都只奉行着一种“人类元精神”，也就是古代圣贤所倡议的仁、义、礼、智、信等围绕着人类本身所发扬的美好品质。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所具备的“人类元精神”不止一种，既有古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求知精神，又有希伯来先知倡导的信仰精神。
显然，只有这三种“人类元精神”结合在一起，才能称得上是完备的，我国仅拥有一部分，西方文化拥有的则更多。这种差别，使后来的西方文化发展进度赶超了中国。不过，虽说西方的文化发展进程较快，但两种“人类元精神”同样是存在缺憾的，所以，西方亦要经历为期千年的中世纪。
书归正传，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彰显了我国古代思想者相当活跃的文化原创性及自由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种原创性和自由度是至关重要的。正因我国先秦时期为学士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所以，独创的人类元精神得以成为贯穿未来两千年始终的主体精神文化。
我国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基本都在不断重复着王朝的分裂、统一，以小农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动。古代的发明家们创造了大量技术发明，然而，这些发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助力着实有限。必须强调的是，笔者并未否认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但事实摆在这里，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里，对社会、自然两大领域的知识获取量是相当贫乏的，在理论方面更是如此。
先秦时期诞生了让后世王朝争相推崇的儒家思想学派，然而，当中国进入中世纪阶段后，再未出现过与之类似的新兴学派。原有的儒家，在未来的两千年发展里鲜有变动，即便是出现改变，也是围绕着封建统治或贴合社会现状所进行的被动转型。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不过是维护集权统治的思想工具罢了。隋唐以后出现的科举制度，让儒学经典的意味发生了变质。这一时期学习儒学的读书人，他们只是想通过所学的知识应对考试，获取出人头地、跻身官僚阶级的机会罢了。
为何我国古代王朝会出现数量庞大的“腐儒”群体？
孔夫子所倡导的主张被他们挂在嘴边，成了标榜道德的漂亮话。每个被父母寄予厚望的孩子，都要被填鸭式教育灌输儒家经典，背诵那些难以理解的晦涩章句，这种教育模式与鹦鹉学舌又有何区别？这种面对古代文化低眉顺耳的态度，可以说是思想奴性的体现。或许有人会对这一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但古代大多数智者的大智慧都展现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上了，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显然，孔夫子及东周先贤营造的思想自由度，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中世纪中几乎沦丧殆尽。
古代中国人所缺乏的，正是古希腊人的求知精神及西伯来人的信仰精神。
从表面上看，中世纪时期各大儒提出了貌似求知及信仰系统的理论，刚好可以为文化上的精神缺失予以补足。殊不知，这种依托于封建、迷信上的伪信仰和伪求知，反倒成了妨碍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桎梏。我国古代的文人，都参与到这种伪求知和伪信仰的传播中。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不曾拥有超出这两种伪精神范畴的内容。可悲的是，即便是行走于思想改革前沿的古人，如：黄宗羲等，他们也没能像西方学者一样创造出独属于中国的求知精神和信仰精神。
伪求知和伪信仰精神就像一个充满墨汁的染缸，任何在这口大缸里诞生、成长、学习的文人，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沾染上属于伪求知和伪信仰的印记。古人未曾看到，打破这种桎梏的方法近在咫尺，只需打开国门，让外界的空气流通进来，就能让西方的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在中国的土壤上尽情生长，最终被包容性极强的中国传统文化吸纳为己用。然而，阻挠国门开放的，反倒是最缺乏伪求知和伪信仰的文人。因此，直到清末乃至民国，我国才涌现了一批真正的先进人士。
直到现在，人们仍习惯性地将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读完了义务教育的毕业生称作“知识分子”。平心而论，这种观点实属谬误，就像是将一切吃五谷杂粮的老百姓都称作农业生产者一样，滑天下之大稽。
文人是什么？
读过书的，接受过书面知识的人。
知识分子，至少要有生产知识的能力，而不是传统知识的印刷机。反观西方，能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少之又少，唯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且发掘了真理的社会思想家，才能被冠以知识分子的头衔，如罗素、马克斯等等。
由此可见，当下社会真正有资格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少之又少。至于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中，几乎难以找到一个足以匹配“知识分子”特性的文人。
原因无非有三个：
首先，封建时期的中国文人并无批判社会的胆识和勇气。“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一概念是孔夫子所提出的，然而真正能践行这一点的又有几人？史上知名的文人，有九成曾跻身上流社会，那些无缘仕途的也大多用了一辈子的光阴去追求功名，攀龙附凤。难怪，古代的读书人皆信奉“学而优则仕”的信条。
即便是看透了这种“伪求知”的本质的文人，不再对科举抱有信心，亦不会与社会进行较量，而是隐身山林。真正能站出来批判社会的，真可谓少之又少。偶尔出现的几个“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亦会因与当权者唱反调，轻则身陷囹圄，重则一命呜呼，更严重的甚至连三族、九族、十族都要受牵连。统治者防民之口，根本不会给这类敢于与社会抗争的文人留下生存空间。
其次，中国文人缺乏思想武器。诚然，许多文人即便不敢与封建社会唱反调，但他们的心底却又蠢蠢欲动，可也仅是这样而已了。古代的文人，缺乏的是真正的信仰精神。如果古代有文人能够高调喊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打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常规局面，那么此人一定能成为中国封建史上头号“知识分子”。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样的人并不存在。
最后，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之能力。显然，这种能力是生活在封建背景下的文人所不具备的，因为我国古代根本没有“人权”这一概念。在数千年封建史上，除了上位者之外的所有人都缺乏自由，他们的活法有且仅有两种：一是乖乖地服从；二是以生命来抗争。此外，中世纪统治者所需要的，是大量照本宣科的文人，而不是有主见、有创造力、有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
当时间已步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最缺乏的仍是具备三大“人类元精神”的文人，暨知识分子。社会给了文人最好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将中西人类元精神融会贯通，成为未来创造新文化的生力军。有了明清两朝的前车之鉴，笔者仍希望那些活在伪精神中的传统文人能尽快退出历史舞台，这群人无疑是文化进步的最大阻碍。
当然，在文章的结尾处笔者仍有必要强调，虽儒学是不完善的精神文化，但其中亦有许多值得传承的精髓，笔者没有排斥儒家乃至诸子百家思想的意思。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应该将这些思想中的精髓传承下去，摒弃那些于人类发展无益的空洞思想。
参考资料：
【《中国儒学思想》、《“人类元精神”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