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荣薛氏家族的千年辉煌
李广洁 谢振中
万荣薛氏、闻喜裴氏、永济柳氏是古代河东的三大望族。裴氏发祥于河东在春秋时期，柳氏迁于河东在秦代，薛氏家族迁至河东，最晚在曹魏末年司马昭灭蜀国之后。薛氏家族为什么会从蜀地迁往河东？这就要说到东汉后期河东的民族分布和军事形势。东汉永和（136—141）年间，南匈奴内部发生变乱，攻掠并、凉、幽、冀四州。东汉朝廷用了几年时间平息了叛乱，但大批南匈奴部众由沿边八郡逐渐深入到并州诸郡，即现在山西的汾河流域，南匈奴的王庭也迁移到了左国城（今方山县南村）。东汉末年，由于鲜卑不断南下骚扰，朝廷已经放弃了句注塞（今雁门关之西）以北之地，在塞南置新兴郡，安置原来在北边的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的流散百姓，句注塞以北基本上被鲜卑控制。216年，曹操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即左、右、南、北、中，每部择立贵族为帅，另选汉人为司马对其进行监督。这些内迁的匈奴主要集中在今忻州、晋中、吕梁、临汾西部一带，史书上称他们为“并州之胡”。曹魏初年，将归顺的鲜卑步度根部安置于句注塞南守边，称为“保塞鲜卑”。正始八年（247），可能因为河东地区的汾河以北地区匈奴人迁入渐多，朝廷把汾河以北的十个县从河东郡划出来，新设了平阳郡。到了曹魏末年，鲜卑、匈奴已经占据了今山西的北部、中部地区，人数上达到数十万，对黄河之南的洛阳已经形成威胁。要保障洛阳的安全，就必须在黄河以北的河东地区部署一支武装力量，与“并州之胡”之间建立一个与洛阳不能太近的缓冲区。这支武装力量还要对河东盐池起到屏护的作用，而地处汾河之南的汾阴（今万荣县）就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汾阴地处峨嵋原的北部，境内的孤山、稷王山是两个天然的制高点。在孤山之上，四周的原野、山川历历在目，可以观察到方圆百里之内的情形。西边黄河如带，南边盐湖和中条山遥遥在望，北边的吕梁山等尽在眼底。其南有数千平方千米的腹地，峨嵋原上的各县盛产粮食，使得汾阴的战略价值在河东地区异常突出。在消灭了蜀国之后，司马昭采取了古代通常的措施，把蜀地的豪强迁出巴山蜀水。当时蜀地的薛氏家族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家族领袖薛齐曾担任巴、蜀二郡太守，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被征服者，薛氏家族数万人被安排北迁，他们的新居住地就是黄河之东的汾阴。古代王朝将被征服地区的豪强迁往首都附近的事例很多，但像这样把一个数千户几万人的大家族整体从原籍迁出，还比较少见。从曹魏末年开始，薛氏家族在汾阴繁衍生息，不但承担了防御胡马南下的责任，还开启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家族辉煌大幕。
万荣里望平原村薛夫子家庙
【西晋北朝时期】
立足河东，奠定基础
薛氏家族北迁至河东汾阴，被河东的大族称为“蜀薛”，这是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尽管受到歧视，但薛氏家族一心自强，毕竟人多势众，还有良好的文化基因，薛氏家族很快就进入社会中上层。薛齐的儿子薛懿担任西晋的北地太守，封焉陵侯。薛懿有三子：恢、雕、兴。薛恢任河东太守，号“北祖”；薛雕号“南祖”；薛兴任西晋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号“西祖”。
在薛氏的北、南、西三支中，西支的发展最为兴盛。薛兴的儿子薛涛，任职西晋中书监；薛涛之子薛强，素有大志，颇具军国谋略。354年，桓温北伐至关中，让王猛推荐才能之士，王猛推荐了薛强：“公求可与拨乱济时者，友人薛威明（薛强，字威明）其人也。”薛强感到桓温并不是真心想收复故土，劝说王猛不要辅佐桓温，依旧回到汾阴。358年，前秦王苻坚讨伐张平，途经汾阴，苻坚率领数百骑兵来到薛强的城堡（后来的薛通城以此为基础）下，想与薛强商议归顺之事。薛强派人回复：“此城终无生降之臣，但有死节之将耳！”苻坚只好北上。淝水之战后，前秦兵败，鲜卑族慕容永在上党地区建立了西燕，企图东犯河东，薛强率领薛氏宗室的强兵，击败西燕的军队，威震黄河两岸。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对薛强的薛家军十分忌惮，姚兴派使者到汾阴，十分恭敬地请薛强到长安任职。
晋室南渡、刘琨败亡之后，立足河东汾阴的薛氏家族是黄河以北仅存的汉族军事力量，在北朝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据《魏书》记载，薛辩的祖父薛涛，与薛祖、薛落分统部众，世号“三薛”。后来，另外两支衰落，薛辩的父亲薛强，带领部落，总摄三营，成为薛氏家族的核心人物。由于薛强善于安抚人心，汾阴一带的百姓都投奔于他。“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薛氏家族从东晋末年开始，在汉赵、后赵、前秦时期，以汾阴为根据地，凭借黄河天险，固守一方80余年，抵抗匈奴、羯族、氐族等游牧族。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薛氏在十六国时期的作为说：“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其躯命，张骏不能世其忠贞，而河东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石、苻氏者数十年。”另一位思想家顾炎武在《裴村记》一文中也高度赞赏说：“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犹存，而其人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
北魏初，薛强之子薛辩任北魏平西将军，东雍州刺史、并州刺史。北魏明元帝对薛辩十分器重，对薛辩说：“朕委卿西番，志在关右，卿宜克终良算，与朕为长安主人。”薛辩的儿子薛谨，任北魏河东太守、平西将军。始光年间（424—427），北魏讨伐赫连昌，薛谨率领“薛家军”为前锋。收复蒲坂之后，北魏把汾阴和蒲坂的百姓并为一郡，薛谨仍任河东太守，擢升为秦州刺史。不久，吕梁山的山胡白龙凭险叛乱，薛谨与镇南将军奚眷从太平县（今襄汾县西）北面入山，平定了叛乱。太延初，薛谨又率部平定了吐没骨叛乱。薛谨注重教育，创办学校，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青年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薛谨是薛氏家族历史上最早注重子弟教育的家族领袖，对河东一带的文教事业也有贡献。薛谨有五子：洪祚、洪隆、湖、昂、积善，即后世所称“薛氏五房”——薛氏五门大房。后来汾阴薛氏有作为者多为“薛氏五房”后裔，冠以“三祖五房”以示其谱系出处。
薛谨的长子本名洪祚，北魏太武帝赐名初古拔，多有战功。皇兴三年（469），薛洪祚与文成帝的女儿西河长公主结婚，拜驸马都尉。这是薛氏家族第一次与皇室联姻，在薛氏家族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标志着薛氏步入世家大族之列。从曹魏末年迁居汾阴，到与皇室联姻，成为望族，薛氏家族历时210多年。
薛谨次子薛洪隆的曾孙薛端，战功卓著，晋封伯爵，任西魏吏部郎中、尚书右丞、吏部尚书。薛端长期任职吏部，选拔官员唯贤能是举，深得宇文泰赏识。北周时，薛端任户部尚书，晋封公爵。薛端历任西魏、北周的高官，官至从一品，是薛氏家族由武职官员向文职官员、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过渡的代表。薛端的儿子薛胄，在隋代官至刑部尚书。
薛谨三子薛湖的长子薛聪，在魏孝文帝时，深得信任，担任禁军统帅，“陪侍帷幄，言兼昼夜，时政得失，预以谋谟，动辄匡谏”。有一天，魏孝文帝与薛聪开玩笑说：“世人都说你们薛氏是蜀地人，你们到底是不是蜀人呢？”薛聪回答说：“我的远祖薛广德在汉朝为官，当时称为汉人。我的九世祖薛永，随刘备入蜀，当时称为蜀人。我现在是陛下的大臣，是虏人而非蜀人也。”魏孝文帝笑着说：“你说清楚你不是蜀人就行了，何必还要挖苦朕呢？”薛聪生气地把手中的戟扔在地上出去了。《资治通鉴》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太和二十年（496），北魏议定天下士族门第，大家认为薛氏可以定为河东郡的世家大族，魏孝文帝说：“薛氏是从蜀地迁来的，怎么可以进入郡姓呢？”薛氏家族的薛宗起此时执戟站在殿下，出列回答说：“臣的先祖汉末在蜀地做官，两代以后重新回到河东，到今天已经传承了六世，我们不是蜀人。臣以为陛下是黄帝的后裔，受封在北土，难道可以称之为胡人吗？今天我们薛家不列入郡姓，我还活着干什么！”薛宗起将手中的戟扔在地上摔成碎片。薛氏被列入郡姓，魏孝文帝说：“爱卿不是‘宗起’，是‘起宗’啊！”抑或薛聪与薛宗起是同一个人。北魏时，汾阴薛氏已经进入世家大族之列。
薛聪之子薛孝通，博学有才，北魏后期拥立简闵帝，官至散骑常侍、中书郎，深为皇帝倚重，“内典机密，外参朝政，军国动静，预以谋谟”。高欢起兵后，薛孝通认为关中的战略地位重要，建议早做准备，以作为据守之地。他和宇文泰被分别任命为关西大行台的左丞、右丞，与宇文泰结为兄弟。薛氏家族的多位成员在西魏、北周时期担任朝廷高官，为薛氏家族在唐代进入关中世家大族之列奠定了基础。
薛安都是薛氏南祖后裔，乃北朝时期薛氏家族的风云人物之一。薛安都初仕北魏，444年与族人薛永宗起兵反魏，失败后投奔南方的刘宋政权。450年率部北伐，在陕城之战中，薛安都单骑入敌阵，所向披靡，斩杀无数，威名大振。454年，他奉命平定豫州刺史鲁爽等人的叛乱，鲁爽以骁勇善战著称，号称“万人敌”，薛安都单马直入，将鲁爽刺于马下，当时人们把他与三国时斩颜良的关羽相提并论。466年，薛安都以徐州、兖州之地归附北魏，为北魏增加了东南的大片土地，史称“实启东南”。这使刘宋政权退至淮河以南，北魏在与南朝的对抗中实力大增。
在南北朝时期，汾阴薛氏家族立足河东，聚族自保，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在南北对峙、东西抗衡之时，薛氏家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朝时期的薛强城堡依孤山而建，山前的涧沟犹如一道护城河。
【隋唐时期】
枝繁叶茂，出将入相
薛孝通之子薛道衡，少年时即有才名。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文采，有“关西孔子”之称。他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北齐时，薛道衡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薛道衡在隋代诗人中的艺术成就最高，北周时他的作品在南方影响就很大，“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他的《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借用春暖花开、大雁北归的自然现象，抒发急迫的思乡之情。全诗寥寥十字，诗人翘首望归雁、屈指算归期之状跃然而出。这首诗作当时就在南方争相传诵。薛道衡的代表作《昔昔盐》，描写一位思妇怀念丈夫，更是运用比兴手法，着重表现思妇独守闺房的寂寞悲凉。诗作每四句为一节，通篇一韵到底，既精于音律，又讲究用典，开初唐排律之先声。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最为脍炙人口。薛道衡在隋文帝时任吏部侍郎，久居枢要之位，为隋文帝倚重。晚年因为得罪隋炀帝被杀。
薛道衡的兄长薛温，任北周的上黄郡守、燕郡郡守。薛温之子薛迈，在隋代官至刑部、选部侍郎。薛迈之子薛元敬，少年时代就以才能闻名，与族叔薛收、薛德音被称为“河东三凤”。621年，李世民设立文学馆，请房玄龄、虞世南、孔颖达、薛收、薛元敬等有名的十八位学者入馆，史称“十八学士登瀛洲”。薛氏叔侄同列“十八学士”，足见薛氏家族在全国学术上的影响力。
薛道衡的侄子薛德音，佐修《魏史》，任职著作佐郎。
薛道衡的儿子薛收，在李渊起兵后投奔帐下。房玄龄很赏识薛收，把他推荐给李世民，李世民聘薛收为秦王府主簿。当时李世民经常南征北伐，有关的檄文布告，多出自薛收手笔。621年，李世民率军讨伐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率军前来救援，形势对唐军很不利。李世民一众部下纷纷建议退兵，只有薛收力排众议，建议李世民一鼓作气，消灭两军，“今宜分兵守营，深其沟防，即世充欲战，慎勿出兵。大王亲率猛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师，当我堂堂之势，一战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过两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若退兵自守，计之下也”。李世民采纳了薛收的建议，击败了窦建德和王世充。624年，年仅33岁的薛收病逝，李世民至灵堂痛哭哀悼。李世民即位后，又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
薛大鼎，其父薛粹受隋文帝子杨谅谋反案的牵连，被处死。薛大鼎流落到他乡，于隋朝末年回到故乡。李渊从太原起兵，南下至龙门，薛大鼎到龙门向李渊献计，建议李渊不宜在河东滞留，应该尽快从龙门渡过黄河，直奔永丰粮仓（在渭河河岸），发布檄文，兵临长安。薛大鼎的建议没有被当即采纳，但李渊部署了一支6000人的军队先渡河。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薛大鼎的策略很有战略眼光。
薛收之子薛元超，仪凤元年（676）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成为宰相。任相七年的薛元超是初唐的文坛领袖，杨炯称其为“朝右文宗”，他大力举荐寒门才俊，支持王勃等人的文学革新，推动了初唐的文风变化。仪凤三年（678），吐蕃进犯边境，唐高宗召群臣问策，朝臣都建议守边。而薛元超建议以攻为守：“敌不可纵，纵敌则边患丛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军威衰竭。”唐高宗离开长安时，命薛元超兼任户部尚书，辅佐太子监国，全权处理关中事务。薛元超病逝后陪葬乾陵。
薛曜，薛元超长子，薛稷的族兄。薛曜与薛稷的书法同一师承，皆学褚遂良，用笔瘦劲，结体疏朗，有挺拔之势，比褚遂良的书法更为险劲，亦为初唐著名书法家，《夏日游石淙诗并序》是薛曜的代表作。杨守敬《书学迩言》：“继少保而特出者有薛曜，今存石淙诗、石淙诗序两通。褚河南后，小变面貌，而险劲过之，亦初唐一大家也。”
薛稷，薛道衡的曾孙，唐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薛稷官至工部、礼部尚书、宰相，曾任太子少保，后世称为“薛少保”。他的书法继承了褚遂良的风格，后世把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称为“初唐四大书家”。薛稷是唐初名臣魏征的外孙。其外祖父家收藏书画颇多，薛稷用心观摩学习，特别对褚遂良的书法更是锐意学习。在学习褚遂良书法的基础上，薛稷又有所发展创造，将隶书融入楷书，劲瘦中兼顾圆润，媚丽而不失气势，形成了劲瘦媚丽而又圆润挺拔的风格，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法：“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薛稷的书法碑刻有《升仙太子碑阴题名》《信行禅师碑》《涅槃经》等。史载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各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大诗人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薛稷的书法风格对后世影响不小，宋徽宗的“瘦金体”就是受薛稷劲瘦书风的影响。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论及“瘦金体”：“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称瘦金书也……今之仿宋体，亦是从此中脱出。”薛稷的绘画水平很高，以画鹤知名，影响深远。杜甫作诗评价薛稷画的鹤“低昂各有态，磊落如长人”。《历代名画记》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他画的鹤被作为范本，说明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六鹤图”成为一种定格，后世学薛稷画鹤的人颇多，五代时黄荃曾学习薛稷绘六鹤，直至1000多年后，清代宫廷中还绘有六鹤屏风。画鹤之外，薛稷的人物画和杂画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薛仁贵，汾阴薛氏南祖之后薛安都的六世孙，唐初名将，在贞观时从军，征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收复辽东，击破突厥，功勋卓著，名扬天下，有“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敌”等故事流传。在辽东战场上，薛仁贵身着白色战袍，手中拿着戟，腰鞬里放着弓，率先冲入敌阵，无人能挡。唐军趁着薛仁贵营造的气势进攻，大败敌人。唐太宗从远处看见了，派人去问穿白色战袍的先锋是谁，并特别予以召见，并提拔他为游击将军。等到大军还朝后，唐太宗对薛仁贵说：“我旧日的将领都老了，常常想提拔骁勇的将领，没有比得上你的，得到辽东我不高兴，我高兴发现了你这位猛将啊。”薛仁贵西征天山时，九姓铁勒拥众十余万，有骁勇骑兵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骑兵慑于薛仁贵的神威都下马投降。薛仁贵乘势挥师冲杀，九姓铁勒大败。军中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667年9月，薛仁贵率军赴高句丽平叛。唐军将领高侃进军至金山，交战不利，高句丽乘胜进攻，薛仁贵引兵迎击，将高句丽军队截为两段，大破高句丽军，斩首5万余级。668年2月，薛仁贵率3000人进攻高句丽重镇扶余城。这时，部将都以兵少为由，劝他不要轻进。薛仁贵说：“兵在于会用，不在人多。”于是率军出征。这次战役共杀死、俘虏高句丽军一万余人，攻克扶余城。唐军一时声威大震，扶余川40余城，纷纷望风降服。之后薛仁贵一路南下，与大军会师于高句丽都城平壤城外，对平壤形成合围之势，一举攻克平壤。薛仁贵晚年任代州都督，镇守雁门，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突厥大将问曰：“唐将为谁？”答曰：“薛仁贵。”突厥大将曰：“吾闻薛将军流放象州死矣，安得复生？”薛仁贵脱下头盔，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引兵撤退。
薛讷是薛仁贵的长子。圣历元年（698），突厥入侵河北，武则天任命薛讷为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抵抗突厥。他镇守边疆多年，累有功勋。景云元年（710），薛讷被任命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成为唐代第一位获得节度使之名的大将。开元二年（714），薛讷以陇右防御使之职率大军与吐蕃作战，大获全胜，升任左羽林军大将军，同年拜相。
薛嵩，薛仁贵之孙，范阳节度使薛楚玉之子。薛嵩曾参与“安史之乱”，后来反戈，归顺朝廷，被任命为相州刺史、昭义军节度使，治理地方有方，颇得朝野好评。薛嵩去世后葬于夏县，《薛嵩神道碑铭》由礼部郎中程浩撰文，“唐隶四家”之一韩择木之子韩秀实书丹，哀荣备至。
唐代是汾阴薛氏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有三人官至宰相，多位家族成员与皇室联姻，薛氏家族成为“关中郡姓”。因为家族的地位显赫，一些文化世家也与薛氏家族联姻，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祖母、叔母都是汾阴薛氏。
万泉古城残存的薛通城墙
【宋元明时期】
世家余韵，再度辉煌
薛奎，汾阴薛氏之后，其祖上迁居绛州（今新绛县）。薛奎是北宋名臣，历任户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薛奎有五个女儿，北宋名臣王拱辰、欧阳修都是薛奎的女婿。
薛绍彭，字道祖，汾阴薛氏后裔，自称“河东三凤”之后，宋代著名书法家。与米芾齐名，人称“米薛”。米芾尝言：“薛绍彭与余，以书画情好相同，尝见有问，余戏答以诗曰：‘世言米薛或薛米，犹如兄弟或弟兄。’”薛绍彭的楷书、行书、草书皆佳，有晋、唐书家法度，历来书家对其评价颇高。赵孟頫云：“道祖书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元代学者、书法家危素赞誉其书法：“宋之名书者有蔡君谟、米南宫、苏长公、黄太史、吴练塘最著，然超越唐人，独得二王笔意者，莫绍彭若也。”明王世贞甚至说“宋人唯道祖可入山阴两庑”。其草书作品《昨日帖》，笔法流畅，神采飞扬，婉丽之中有遒劲之风。字间不相连，但形断意连，在章法上有王羲之《十七帖》之神韵。
薛景石，金末元初著名的木工理论家，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者。薛景石的著作《梓人遗制》，是中国古代唯一由木工匠师撰写的学术论著。明代初年，《梓人遗制》被收入《永乐大典》。古代称木工为“梓人”，《梓人遗制》即木工的著述。全书共有图110幅，每幅图都注明部件名称、尺寸和安装位置、制作方法。该书对研究宋元纺织机制造技术和制车技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梓人遗制》是我国机械史、特别是纺织机械史中一部有影响的著作。
薛瑄，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教育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著有《读书录》《薛文清公文集》《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等书。清人把薛瑄作为宋代朱熹学说的传人，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晚明学者高攀龙认为，明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王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薛瑄是继孔、孟、张载、朱熹之后，儒家思想发展到明代的代表人物。在明代以前，宋明理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气（规律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薛瑄认为理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后，他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他不同意朱熹的“气在先”的唯心主义思想。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实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薛瑄的理学思想注重“践履”，他认为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究不能说明理。薛瑄一生倡导“实学”，注重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薛瑄强调修身律己，恢复人性。他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我。“复性学说”是薛瑄理学思想的精华，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说：“每日就身心、言行、应事、接物处，紧紧体认仁、义、理、智四者，体认得是则行不错。”即每天用仁爱、正义、事理、智慧来要求自己，反省自己。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亲笔为薛瑄家庙题联，对薛瑄的学术思想予以高度评价：“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各行各业，要想了解薛瑄的复性和实学的真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作为读书人，如果没有读过薛瑄的书，即使金榜题名中了解元、会元、状元，也不算读书人。薛瑄在故乡河东的讲学活动，在明代影响很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明史研究专家孟森先生说：“有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的讲学活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阳明、东林党人的讲学活动都有着开创性的作用。薛瑄在故乡办学时，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山东、广西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薛瑄严于律己，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廉吏”。
由于薛瑄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巨大影响，他去世后，不断有大臣向朝廷上奏，建议在孔庙从祀薛瑄。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他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也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毁灭性打击，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宋元明时期，汾阴薛氏家族和其他世家大族一样，都难现隋唐时那般的辉煌。不过，作为频繁活动于中华文明核心区域河东的大家族，历经千年发展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基因，在薛瑄这一代再次迸发出蓬勃的力量，汾阴薛氏家族终于在文化上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配享孔庙。
汾阴薛氏家族由南方迁移而来，他们植根于河东大地，不断自强求变，发展壮大，由被人歧视的“蜀薛”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望族大姓，辉煌千年。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研究。薛氏家族在河东的遗存史迹，也是值得珍视的人文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