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家在研究古人对《伤寒论》的注解中，有一本书的参考价值很有特点，书中的见解标新立异，可以在读完经典注解后，读一读这本《伤寒来苏集》。此书是清代医家柯琴研究《伤寒论》的专著，其学术观点总结有以下四方面，罗列如下：
一.以方名证，证从经分
柯氏认为《伤寒论》一书，虽经叔和编次，但离仲景面目并不甚远，经方有执、喻嘉言更订以后，距仲景之旨更加遥远。因此他对所谓“三百九十七法”，“三纲鼎立”均持异议。他看到仲景书中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辞”从而悟出仲景以突出辨证为其主导思想。因此，柯氏研究《伤寒论》便采取“以证名篇，以方名证，各以类从，逐条诠释”的方法。认为：这样“虽非仲景精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如太阳篇有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五苓散证、十枣汤证、陷胸汤证、泻心汤证、抵挡汤证、火逆证、痉暑湿证等十一类。在桂枝汤证下，列桂枝汤脉证16条，桂枝汤坏证18条，桂枝疑似证1条，附方18首。其它汤证类此。这样柯氏突出了方证，以方类证，方在证存，掌握了方，也就掌握了证，颇合临床实用，很受后世学者欢迎。
二.六经是经界之经，非经络之经
柯氏认为《伤寒论》之六经不同于《素问·热论》之六经，并携“六经正义”以驳叔和之误。他说：“夫一身之病，具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耳。伤寒不过是六经中之一证，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并指出《伤寒论》之六经范围极广，原为诸病而设，非专为伤寒一证而立。他说：“《热论》之六经，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例。仲景之六经是六区地而，所赅者广，里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凡风寒温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故以伤寒杂病合为一书，而总名为《伤寒杂病论》。所以，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不为经络所拘，弗为风寒划定也。”柯氏认为六经既不是经络，又不专主伤寒，是六区地而，范围极为广泛。柯氏此论，提高了六经辨证的学术价值。
三.六经为百病立法，非专系伤寒一科
柯氏认为仲景《伤寒论》，不仅是研究外感热病，而且也包括杂病。六经为百病立法，非专为伤寒一科而设。他说：“按仲景序言，撰《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分为两书也。凡条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证，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柯氏之言诚是。据临床所见头痛、口苦、咽干、目眩、腹痛、吐利、消渴、气上撞心、欲寐等证，确非伤寒一病所有，其它外感或杂病中亦屡见不鲜。
而此，柯氏又说：“观五经提纲皆指内证，惟太阳提纲为寒伤里而立。然太阳中暑发热而亦恶寒，太阴伤热亦腹痛而吐利，俱不离太阳主外，太阴主内之定法，而六经分证皆兼伤寒杂病也明矣。”以上，说明中暑、伤热同是外感，由于伤中异所，而有太阳、太阴之分；中暑、伤热同是热邪，由于病位不同，而有发热恶寒、腹痛吐利之别。也就是说，感受同一种病邪，由于机体正气的盛衰，其病机有或寒、或热、或内、或外之不同。故伤寒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柯氏谓：“仲景约法，能令百病，兼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证名目上求枝叶。”
四.主张风寒相因，反对三纲鼎立
柯氏对方、喻的所谓“三纲鼎立”之说，极力反对，其曰：“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治营病而卫不病；桂枝汤主风伤卫，治卫病而营不病；大青龙汤主风寒两伤营卫，治营卫俱病。三方割据，瓜分太阳主寒多风少，风多寒少，种种蛇足，羽翼青龙，曲成三鼎立之说。巧言簧簧，洋洋盈耳，此郑声所谓乱雅乐也。”柯氏主张风寒相因为病，其曰：“冬月风寒，本同一体，故中风伤寒，皆恶风，恶寒，营病卫必病；中风之重者，便是伤寒，伤寒之浅者，便是中风，不必在风寒上细分。”又说：“风寒本自相因，必风先腠理，寒得入于经络。”
柯氏研究《伤寒论》独出心裁，不落前人窠臼，后人对此评价较高。叶桂在《伤寒附翼·序》中称道：“柯韵伯注《伤寒论》能独开生而，可为酬世之宝，他的注疏，透彻祥明，精而不乱”。因此，《伤寒来苏集》向来被称为学习《伤寒论》的范本。但柯氏注本亦有不足，他过分强调分区地而的理论，颇有忽视经络的倾向。另外柯氏对条文作了过多的删削和修改，亦颇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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