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叮当当刻瓷声，大千世界在其中。”这说的是一门传统手艺——刻瓷。老北京刻瓷曾经盛极一时，而且由于其工艺源于宫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老北京刻瓷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宫廷色彩和文人特色。
刻瓷师傅为顾客在新买的茶具上刻制字画皇帝审美催生刻瓷工艺
刻瓷是用特制的合金刀、钻石刀在瓷器上錾刻各种形象和图案的艺术，由于刀法的变化以及用力的不同，瓷器的表面形成参差不齐的点和线，用墨色渲染后，便呈现出优美的画面。
关于刻瓷的起源，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早在东晋就有刻瓷了，不过史学界认为那是原始的刻瓷，到了清代中期，独具一格的刻瓷艺术才算真正形成。也有人认为，宋朝的时候，皇帝喜欢把一些名人的书画作品勾画在瓷器上，但是又担心时间久了瓷器上的彩绘脱落，就命陶瓷工匠用刀子把书画的线条、轮廓刻画出来。这样一来，瓷器上的彩绘就不容易脱落了，由此刻瓷开始流行开来。更常见的说法是，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为使御迹能长久留存，就命宫廷艺人将其刻于瓷器上，从而产生了刻瓷。
清代中叶，乾隆皇帝广采国内名瓷，对特别喜欢的瓷器或题字为号，或盖印章做记。为使其长期保存，宫中御师用刀子把乾隆的题字或印章仿刻在瓷器上，使刻瓷成为一门独立的瓷器装饰艺术。
光绪年间仕女瓷瓶
1929年，收藏家郭宝昌先生命其儿辈逐卷抄录《清高宗御制诗集》中的咏瓷诗，共199首。还有一些御制诗直接镌刻或书写在器物之上，没有收录到诗集中，因此乾隆皇帝的咏瓷诗要远远超过二百首。如《咏白玉金边瓷胎》诗：“白玉金边素瓷胎，雕龙描凤巧安排。玲珑剔透万般好，静中见动青山来。”又如《题瓷如意枕》：“出自虞朝几万秋，舜帝传下至今留。淘成宝器供皇用，异国西洋景德求。源源商贾颁天下，灿灿霞光遍九州。于今技艺多精巧，赛玉欺珍玳瑁羞。”
为了将皇帝的墨迹永世保留，宫内的能工巧匠用硬质工具将诗句錾刻在瓷面上，再用墨填色，墨色浸入瓷胎之内，就能经久不变。以乾隆御制诗装饰瓷器，成为乾隆时期御窑瓷器的重要装饰风格。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乾隆御制诗歌瓷器二十件，御制诗全部镌刻在器物内底、外底及外壁上。这些瓷器一部分是当时烧制的官窑瓷器，另一部分则是清宫旧藏。乾隆帝十分赏识历代古瓷珍品，特别是宋代天青釉的汝瓷。
一个宋代瓷枕是这一时期瓷面錾刻的物证之一。枕形为银锭式，腰部收细，两端放大，是棕黄色为主的三彩釉。枕面上刻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一首《咏古瓷枕》诗：“何年窑冶器，似赵却非柴。火气销全尽，宵眠静与皆。神安忘枕藉，手举称摩揩。欲笑王武子，惟知宜石佳。”诗的尾部落“乾隆戊申夏御题”款，并有“乾隆御赏”和“几暇怡情”的朱白文印。钻石工具提高雕刻水平
乾隆以后，不但在瓷器上镌刻书法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可以在瓷面上雕刻出风景、花鸟、虫鱼等作品。还有人将山水等纹饰镌刻于瓷板之上，再用紫檀木镶边，做成挂屏供室内陈设之用。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块这一时期的绿底瓷板，上刻单线山水画，相当精美。不过由于工业技术的限制，这一时期使用的工具只是一般的高碳钢凿刀，因此刻出的花纹比较粗糙。乾隆御题刻瓷几乎都是采用阴刻的手法，将诗文刻在器物的釉面上，故文字都低于釉面。
光绪年间刻瓷笔筒
到19世纪，钻石工具开始使用，这使得刻瓷艺术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效果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出现了“双钩”“刮磨”等表现手法，刻制的山水、人物、花鸟等，线条清晰分明，画面生动活泼。
到清光绪年间，刻瓷艺术发展到鼎盛时期，存留下来的刻瓷藏品中不乏精美之器。如光绪年间的一件刻瓷仕女大花瓶，高53厘米，画面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构图缜密，楼阁树石等场景分为三层，五十多个人物穿插安排在楼台庭院之中，有聚有散、疏密得当，人物神态生动。镌刻的线条刚劲流畅、精致细腻，虽然只是单墨色，却将清代宫廷绘画的华丽和精致表现得淋漓尽致。底款刻有“储秀宫制”，说明这件作品是清代光绪年间宫内的陈设用品。
清末刻瓷大缸
底款同为“储秀宫制”的，还有一件光绪年间的刻瓷笔筒。其画面以山石楼台亭阁为主，配以三十个人物，绘画风格与清代宫廷画家画风相符，可见与上一件器物相同，都是清宫造办处的工匠所刻制。这一时期的刻瓷多用线刻法，用线去组合成面，如人物的头发、山石的暗部等，也有用点刻法刻制的，但所占比例较少。万国博览会上获银奖
北京作为都城，皇帝的喜好直接影响到居住在这里的官宦以及平民百姓。清末开始，北京已经出现了以刻瓷为生的艺人，并逐渐形成一个行业。在一幅1905年由英美烟草公司设计的烟画作品中，可以看到刻瓷师傅正在依照顾客的要求，在其新购买的茶具上雕刻字画。当年有一首诗，形象地描绘出刻瓷匠的工作状况：“叮叮当当刻瓷声，大千世界在其中。有心留得明月在，将伊镶在瓷盘中。”清代画家孙继所绘《刻瓷器》和《卖瓷器》两幅画，也真实记载了清末刻瓷摊的情况。
文人墨客对瓷面刻画起到了推动作用，使作品题材更加广泛，手法也更为多样。刻瓷将山水、花鸟、书法等绘画题材巧妙地雕刻在瓷板或其他器皿上，栩栩如生，并把中国画的气韵融于刻瓷技法之中。作品中一锤一刀錾出的金石味、中国画的水墨韵致与质地细腻、釉面光润的瓷器形成对比，显得韵律十足，极富艺术性。
北京刻瓷业人才济济，以朱友麟最为著名。他是北京人，被称为京都“錾刻三绝”（即刻铜的张寿丞、刻瓷的朱友麟、刻竹的张志渔）之一，堪称北京刻瓷宗师。他把南方刻瓷擅用的钻石刀和北方的钢錾相结合，改进了比较单调的刀法，使线条刚柔并济。
朱友麟作品
当时他刻制的梅兰芳《黛玉葬花》中的造型，线条流利而富有变化，颇受赞赏。1929年，朱友麟在前门观音寺青云阁商场开设师古斋美术社，后移至琉璃厂。他的刻瓷作品大部分是自画自刻，有时也与著名画师合作，如曾与张大千、溥心畲共创佳作。他在刻制工笔画的基础上开拓了刻制写意画的新领域。他有一件名为“采菊东篱下”的作品，不仅刻出笔墨线条的韵味，而且勾画出了诗人欲走还望、悠闲自得的形象，整个作品诗情画意，雕刻技巧纯熟，令人叹为观止。他的作品被誉为“东方艺术珍品”，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银质奖牌。
朱友麟作品
刻瓷是以刀代笔的艺术，创作出的作品是錾刻技法与书画艺术的完美结合。北京刻瓷曾与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书画本身的艺术风格，还是錾刻在瓷器上的表现手法，都使北京刻瓷既有宫廷艺术的端庄大气，又有北京地域的风情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