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西钱局街探秘
詹学达
广西府钱局银房遗址 | 县摄协提供
泸西县城有条钱局街，当地人习惯把老县城南部一带叫“钱局”。这个地名其实是清代广西府时期代京铸币留下的历史遗迹。那么，广西府铸币历经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钱局街蕴藏了怎样的历史秘密？
一、为什么朝廷选择在广西府铸币
清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随后收复台湾，全国经济发展，解除海禁，对外贸易得到发展，白银内流量也一直在增加。清初，京局铸造制钱所需铜材主要从国外尤其是日本进口的洋铜。康熙后期，因日本限制铜材出口，而朝廷每年需要440万斤铜材铸造制钱，担负着铸币任务的宝泉、宝源两局顿感铜材缺乏。虽然朝廷采取了各种变通办法，依然没有解决问题。恰在此时云南铜矿开始兴盛起来，雍正五年(1727年)，滇铜年产量已达到300万斤左右。为弥补洋铜之不足，朝廷令湖南、湖北、广东3省每年采买160多万斤滇铜运京。
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认为与其采买滇铜运京，不如在云南就地铸钱，只将成品钱文运到北京，以节省铸钱成本。户部经过分析论证后认为，铸钱运京与运铜进京相比可节省16万余两白银，雍正皇帝最终决定在云南铸造京钱。
雍正帝命云南巡抚张允随进行考察，打算在云南代京铸币。最初，雍正帝认为铸局可设在昆明、临安（建水）或东川府三处之一。张允随考察后认为省城、临安和东川三处均不适合开炉鼓铸，因为省城人口稠密，物价昂贵；临安地处云南南部，距离铜矿较远；东川府因铸造运陕钱文，物价也昂贵。否定前三处之后，张允随建议将铸币局址设在广西府（泸西）。其理由有四点:一是广西府物价低，“四周山场藏密，烧炼炭斤俱属便宜”；二是广西府离铅矿和铜矿较近，其“去罗平州属之卑浙、块泽铅厂六站，东川府之汤丹铜厂十站，脚费（运费）甚省”；三是广西府“至西隆州属之土黄，水旱程途，共计五百八十里，内自府城旱程一日至师宗州之飞塘，由飞塘下船，顺水二日可达八达，由八达旱路，三日可至土黄，由土黄下船直达两粤，通行吴楚”钱文外运方便；四是广西府“东门外地势宽敞，勘以建局，现住一协，防卫森严，周围山林茂盛，木植炭斤，采办俱易，附近州县，皆系产米之乡，不难购运，试铸沙水相宜，铸出钱文，发运亦便。”
雍正帝接到奏折后，于十二年(1734年)九月下旨批准广西府铸运京钱。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雍正帝去世，“内侍取出谕旨，宣布弘历即位，改明年为乾隆元年。”
广西府铸币局遗址 | 县摄协提供
二、广西府如何铸币
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初一，广西府开始铸币。每文制钱重一钱二分，钱面为汉文“乾隆通宝”字样，钱幕为满文“宝云”字样。当时的制钱数量计算为“钱千为串，万二千串为一卯”，即一千个制钱为一串，一万二千串为一卯。铸钱所需铜材主要是原来计划运京的滇铜，锌材取自罗平州的卑浙、块泽两处锌矿。铸局由迤东道云南府知府储之盘具体管理。
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云南铜志》卷五对广西府铸币一事有详细记载：“广西府于乾隆元年四月，设炉九十四座。每炉每月鼓铸三卯，闰年加铸3卯。以铜六铅四配铸。每炉每卯正铸，用铜五百一十四斤四两五钱七分一厘四毫二丝。每百斤加耗铜八斤，计加耗铜四十一斤二两二钱八分五厘七毫零。二共正耗铜五百五十五斤六两八钱五分七厘一毫零。白铅三百四十二斤十三两七钱一分四厘二毫零，不加耗。计正铸净铜、铅八百五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五厘七毫。每百斤给锉磨、折耗九斤，共折耗铜铅七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五厘七毫，实铸净铜铅七百八十斤。每钱一文，铸重一钱二分，共铸钱一百四串。内除支销匠役工食钱一十二串，物料钱四串三百七十二文八毫零，实存净钱八十七串六百二十七文一毫零。又带铸，用铜五十一斤六两八钱五分七厘一毫。每百斤加耗铜八斤，计加耗铜四斤一两八钱二分八厘五毫零。二共正耗铜五十五斤八两六钱八分五厘六毫零。白铅三十四斤四两五钱七分一厘四毫，不加耗。计带铸净铜、铅八十五斤十一两四钱二分八厘五毫。每百斤除锉磨、折耗九斤，共折耗铜、铅七斤十一两四钱二分八厘五毫，实铸净铜、铅七十八斤。每钱一文，铸重一钱二分，共铸钱十串四百文。不给工食，只给物料钱四百三十七文二毫，实存净钱九串九百六十二文七毫零。又外耗，用铜四十六斤四两五钱七分四毫。每百斤加耗铜八斤，计加耗铜三斤十一两二钱四分五厘六毫零。二共正耗铜四十九斤十五两八钱一分六厘零。白铅三十斤十三两七钱一分三厘六毫，不加耗。计外耗净铜、铅七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四厘，不给锉磨、折耗。每钱一文，铸重一钱二分，共铸钱一十串二百八十五文七毫。不给工食、物料，只给局中官役廉食等项钱五串二百五十五文九毫零，实存净钱五串二十九文七毫零。计正铸、带铸、外耗三项，共用铜、铅一千零一十九斤十五两九钱九分八厘二毫，共铸钱一百二十四串六百八十五文七毫。除支销工食、物料等项钱二十二串六十六文一毫零，实存净钱一百二串六百一十九文五毫零。
九十四座炉，年铸三千八百八十四卯，共钱三十四万七千二百六十四串六百六文一毫零，添作运钱官役盘费之用，实存钱三十四万四千六百三十二串三百三十七文五毫。”
这样的铸币规模，共雇佣炉役1974名，每炉设炉头1名，匠役20名。这些雇佣的工匠大部分来自外地，有的携家带口来到广西府，人口不多的广西府城一下涌入这么多人，再加上当时又是通往两广的主要通道，广西府城热闹非凡，迅速繁荣。
都说盛世修志。此时担任广西府知府的周采主持纂修了乾隆《广西府志》，乾隆四年，时任铸币局负责人的云南迤东道观察使储之盘到广西府视察，周采请储之盘为《广西府志》作序，储之盘写下了“迩以沙水之宜，煤薪所产，奉命设局鼓铸，建署于兹，而予为之总摄其事。比至则见鹤峰耸峙，翠屏横列，远近诸山，呈青献秀，历历可观。宝源既开，商旅络绎，车马辐辏，百货杂陈，气象更新，俨称东南一都会焉”的赞美之语。
三、广西府铸钱如何运到京城
广西府所铸之钱运输路线为:广西府—广南府板蚌—西洋江口—土黄—瓦村—板达—剥隘—平村—绿冲—百色—南宁—梧州—桂林—湘潭—汉口—通州。
京钱在广西府完成铸造后，由长运官2名、办解杂职5名，连同发钱官共同核对数目，将钱文装入竹篓，竹篓里面用草席铺垫，外面用绳索捆扎结实，雇募马9000多匹，牛14000多头，每次用牛、马3400多头（匹），运钱49000余串，轮回7次，运到广南板蚌。动用这么多的牛马运钱，是何等壮观，在泸西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钱驮运到板蚌，广南府知府组织工匠打造木匣，由水运官负责查明，用木匣盛装，再用封条封好，每匣注明串数和斤数，下船运到百色，然后雇佣八竿船经过南宁、梧州、桂林，在桂林起剥换用桨船经洞庭湖，运至汉口存放于汉阳县库房，通过漕运将钱文运到通州下船，再雇车运到京师的宝泉局。运京钱文经过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山东、直隶各省之时，各省督抚一面将钱文入境时间报到户部，一面令沿途各处地方官帮助雇找船只，派遣兵丁昼夜看守。
为保证钱文运输，清朝廷制定了详细的处罚条例。如运员无故中途停留，或夹带其他货物要处罚；运钱的船在里河沉没，要照价赔偿；运钱船只所经地区的官员如未派人看守导致钱文丢失，要按数赔偿；沿途官员如不协助雇找船只，导致船户抬高运价也要受处罚；如果不能按期运到，哪里耽搁，处罚哪里的官员。
阿庐文化中心铸币雕塑 | 县摄协提供
四、广西府铸钱多次停铸和复铸
乾隆三年(1738年)第一批钱文运到京师后，云南巡抚张允随即请求停止广西府铸造运京钱文。其理由是：
第一、运输困难。云南地势险要，从广西府至板蚌的旱路均为“崇山峻岭，鸟道羊肠”，况且运送钱文须用牛马，以每牛驼钱12串，每马驼钱18串，牛、马各半计算，共需牛14000余头，马9000余匹，不易招募。
第二、云南本地铸钱技术不精，按照京师的铸造搭配比例，铸出的钱文不符要求。
乾隆帝接到奏折后要求大学士具奏。大学士鄂尔泰在同户部研究后认为，既然广西府铸钱运京“节省数目不能如原议之多”，那么广西府铸钱运京一事可以停止，于是乾隆帝颁下谕旨说道:“滇省广西府鼓铸运京钱文自乾隆四年三月为始，停其铸解。”
虽停止了广西府鼓铸，但由于规定的停铸时间为乾隆四年(1739年)，而乾隆三年到乾隆四年为止，广西府又铸出钱文344600余串，这些钱文依然要运到京师。云南巡抚张允随请示朝廷，他在奏折中说:“自三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四年三月底止，应铸出钱文三十四万四千六百余串，接流运京，需牛马二万余。今自四年起，若又将此三十四万四千六百余串之钱一时并运，势必顾此失彼，钱、铜两误，拟应请将三年四月以后所铸钱文，分作三年运京。”朝廷以“京城钱价昂贵”为理由予以拒绝，要求云南按时按数将钱文运送到京。接到户部回复之后，云南总督庆复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以期完成任务。一是将脚价银全数发放；二是按照地域对脚户进行分工，东川附近的脚户（赶牛马的人）专责运铜，广西府附近的脚户专责运钱。同时张允随又以运送困难为理由，请求减铸一半。户部尚书纳亲提出异议，认为既然广西府初次运京钱文业已运到，且云南的脚户已经领运剩下钱文，那么运京钱文完全可以继续运送；广西府已经铸钱3年，铜铅原料充足，工匠技艺熟练，应该可以按照原有数量继续铸造运京钱文；至于运输问题，可由改变运输路线和增加脚价两种方法解决，为此他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建议到:“有广南府剥隘地方，为商贾通衢，该由此路转运较为便易；或于定价之外，量加脚价。”这样每串运京钱文成本既不会超出1两，也不会造成云南百姓不便。为保证京钱的运输，他还建议将广西府剩余铜材通商一事暂时停止，直到运京钱文运完为止。
乾隆帝将纳亲的建议下发给云南地方，询问可否按建议实行。云南总督庆复认为无法办到，只好再次提出请求:一是减铸，从原来的94炉减为55炉，每年铸钱201640串；二是改变运输方式，请求于广西府至板蚌一线，设马站7站，车站5站，由官府自行运输钱文。如此安排的原因在于云南牛马少，且脚户畏惧广南府的烟瘴，雇募百姓运输之法已无法实行。惟有官府设立台站自行购买牛马方可运输；最后为了避免涨水和烟瘴问题，请求把原来每年三月发运改为每年十二月初一发运。
户部经过核算发现，在云南铸造制钱，再运到京师，每串成本为0.991两，而京师的宝泉、宝源二局的铸造成本为每串0.946两；另外广西府每年运京钱文共重258万余斤，而相应的铜材只有170万余斤，相对而言运铜比较容易。基于以上两项原因，清廷决定广西府在铸造完本年钱文后，于乾隆五年(1740年)停止铸解京钱。
经过一番波折，乾隆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广西府正式停炉，官府将94名炉头，1880名工匠遣散回籍。根据远近，每名炉头发给遣散费7000—10000串，并且派兵护送；每名工匠发给工食钱1串左右；铸局原有房屋变价归公，炉具登记封存交广西府衙门保存。
广西府停止铸币之后，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货币流通量的增加，由于“官钱广铸流通”，以及民谣所诵“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反映了当时钱币流通量之大。乾隆帝下令加大京局鼓铸量，并令地方各省复炉、增卯。于是，广西府在停铸十一年后，朝廷命令恢复广西府铸币。
《云南史料丛刊》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复设炉十五座，年铸五百四十卯，改为四色配铸。每百斤用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三斤八两，黑铅三斤八两，锡三斤。黑铅每百斤，价银一两四钱八分，脚银五钱。锡每百斤，价银二两九钱二分七厘，脚银六钱二分六厘四毫零。又原给炉匠工食钱一十二串，改为给钱三串二百二十文八毫零。带铸项下，原给物料钱四百三十七文二毫零，改为给钱三百二十二文零。外耗项下，原给官役廉食等项钱五串二百五十五文九毫零，改为给钱四串零五十七文七毫。年共铸钱五万六千四百余串，搭放兵饷每钱一串二百文，扣收银一两。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铸息银一万四千七百余两。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将白铅工本银二两，改为给银一两八钱二分。年共铸钱五万六千四百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铸息银一万五千一百余两。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将白铅运脚原给银五钱，改为给银二钱五分。年共铸钱五万六千四百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铸息银一万五千七百余两。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将白铅运脚原给银二钱五分，改为给银五钱。年共铸钱五万六千四百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铸息银一万五千一百余两。当年，改广西府为广西直隶州，八月底，将十五座炉全行裁撤，广西府铸币20年后又一次停铸。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在广西直隶州再次恢复铸币，“复设炉八座，照钱鼓铸。年铸二百八十八卯，共铸钱三万一百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铸息银八千余两。”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减炉四座，酌留四座，照钱鼓铸。年铸一百四十四卯，共铸钱一万五千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铸息银四千余两。”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底，“将四炉全行裁撤。”
广西府铸币运京前后45年，实际铸币29年，是泸西历史上经济社会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给泸西留下了“钱局街”。“铸币运京”只是钱局街的故事之一，其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还需进一步探索。
作者简介
詹学达老师近照
詹学达，历任泸西一中教师，共青团泸西县委书记，三塘乡党委书记，县卫生局局长，泸西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兼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县职教中心主任、县社科联主席。现为泸西县政协四级调研员、文史研究员，泸西县理论宣讲团骨干成员，阿庐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近几年专注于本土历史文化研究，先后参与整理出版康熙《广西府志》、民国《泸西县志稿》，参与编写出版《泸西通史》，主编出版《徐霞客与泸西》等书籍，先后在有关刊物发表研究文章50多篇。
注：文章由泸西文联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