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说，其理论之主要根据有二：一为采用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唐人自王勃以后，《五行应运历》、《正闰位历》等书，以至宋初宋庠之《纪元通谱》，皆属此一系统，宋儒则深辟其谬，惟《唐书王勃传》但存其端倪而已。另一为依据《公羊传》加以推衍，皇甫湜揭“大一统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欧公继之，标“居正”、“一统”二义。由是统之意义，由时间转为空间，渐离公羊之本旨。然对后来影响至大。温公谓：“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东坡谓：“正统云者，犹曰有天下云尔。”（明徐一夔引此说）皆从空间立论。此一义后来且影响及于实际行动。元世祖之灭宋，即由此一观念所策动。《元史刘整传》云：
至元四年（1338）十一月，（整）入朝……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世祖曰：“朕意决矣！”
故元之有宋，即为争取正统，此正统即大一统之意也。
宋代《春秋》之学，北宋重尊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可见之），南宋重攘夷（胡安国著《春秋传》可见之。《宋史儒林传》云：“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安国］潜心是书二十余年……”）。尊王，故张大大一统之说，此欧公正统论之得于《春秋》者在此也。元世以夷狄入主中国，其言正统者，亦只能援大一统一说以立论。至明方孝孺始置夷狄之统于变统，则庶几攘夷之义，与皇甫湜之不帝元魏（亦如昌黎之辟佛，基于夷夏观念）之说相呼应，此亦取之《春秋》以立义者也。胡翰《正纪论》至责唐太宗以夷狄自处，汨地之纪，莫若刘渊。胡氏为明初始倡夷夏内外之辨者，方氏之重视夷狄问题，显受其启发耳。
依春秋褒贬之例以论史，则发生史实与道德关联问题，正统说诸家立场各有不同。其重实而轻名，但以史实为鉴戒，不惜减轻道德观念者，欧阳修、司马光是也。其兼顾名实，而决不肯放弃道德观念，以致建立二元说者，章望之（分正统与霸统）、方孝孺（分正统与变统）是也。其纯以《春秋》书法为褒贬者，则朱子一人而已。
《春秋》言“统”之义，原本于时间，即继承以前之系绪之谓。为正闰之说者，其争论焦点，即在于承接之间是否为正与不正之问题。故保持正统，可以放弃若干被认为闰位，而遥接远代，为“超代”之论，皇甫湜即主此一说也。或以为统之承受，应加抉择，杨维桢主张元统宜接宋，而不可接辽、金，此又一说也。凡此种种，皆正统论所执不同之立场与原则，略为疏说，以见其概焉。
自汉以来，史家致力于正统问题之探讨；表面观之，似是重床叠层，细察则精义纷披，理而董之，正可窥见中国史学精神之所在。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欧公、温公所以不为人谅解，由于仍屈服于史局之下。故向来官修之史，不能令人满意，而私家之史，所以不断述作，不惜重撰，且亦为人所重视，职是故也。私家史书所以可贵，其故有三：（1）不受史局之约束；（2）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3）有超时空限制之精神，对于史事可作重新评价。质言之，即有超历史之立脚点也。
章学诚《文德篇》主张“论古必恕”，谓作史者须为古人设身处地（《文史通义内篇》）。然史家之尚论史事，贵能据德以衡史，决不可徇史以迁德。史家眼中对于帝王（统治者）仅视作历史人物看待，其是非得失，均得加以衡量评判。记叙史事而无是非之辨，则何贵乎有史？此义郑思肖于《心史古今正统大论》中已有淋漓尽致之发挥；实斋之说，婉而未当。
近东古史，其纪录多为胜利者之自我表扬，如波斯最高王者，动辄自称为万王之王，如是之历史纪录，仅为胜利者服务。中国则不然，“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离骚》）；“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天问》），此屈原之历史观也。楚先王公卿祠庙，图绘天地贤圣怪物行事，所以存鉴戒。此事渊源甚远，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刘向《别录》云：“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见《殷本纪集解》引）以人主分为九等，自授君以下，均致贬词，且图绘其形以丑之。《广川画跋》有《九主图》。《九主》此书残帙，近日在马王堆三号墓发现（参《文物》1974年第11期），见于《老子》甲本《佚书》中。伊尹论过在主者四，罪在臣者三，臣主同罪者二，又陈夏桀氏之失，足见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不容忽视者也。
晚近之言史者，有不惜去统而弃正者矣，有不惜以自己之文化接他人之统者矣。“有抱国之图籍而降者矣。无籍其道而降者，道不可以籍也。”（《古史钩沉论四》）此龚定庵所以嗟叹唏嘘不能自已者也。反观过去郑思肖、方孝孺辈，其所争取者，一本乎正义之真是非，而非一时相对之是非，不特不屈服于某种政治之下，且不屈服于已成历史之前，其见识伟矣，其人格夐矣，此诚“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之暂，夺此之常”（姚鼐《方正学祠重修建记》）。历史之真是非，正在其常，而非一时之是非所可夺也。
又龚定庵论大一统为太平世事，以为“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不知《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故诗曰：‘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七》），是在太平世，混一车书，王者无外，夷夏之防，已消弭于无形矣。历来持正统论者，每局于夷夏之辨；此在偏安之世则然，若大一统局面下，则地既无疆，天亦无外，《公羊》以当太平世，《大学》以论平天下，可谓涵盖乾坤气象。汤因比谓中国向来就是世界国家，今尚存于世。盖中国自周、秦以后，即本天下观念以看历史，视历史为一整体，与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见解颇相似。以世界眼光来看历史，从过去人事觅得共同规律以为行动之借鉴。故中国史家自来即富有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豁达心胸。汤因比晚年定论始确论史家须从历史成败获得猛省，历史如仅为描述而缺乏道德批评，则不成为史学。顾此义在中国早成为家常便饭，历代正统论即贯彻此一主张之史学观点者也。
自韩愈《原道》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再传至汤、文、武、周公、孔、孟，儒家道统承传之说于焉确立。陈寅恪氏以为韩氏建立道统，表面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乃受新禅宗教外传灯说所造成（《论韩愈》），惟证据未充。朱子《中庸章句序》屡言：“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而以“允执厥中”为尧、舜、禹之所传授，以子思上接道统之传，彼于道统再三致意，故宋人喜言之。宋季文及翁（字时举，绵竹人，理宗时进士）著《道统图后跋》，称“有作《道统图》上彻宸览者，以艺祖皇帝续伏羲、尧、舜、禹、汤、文、武之传，以濂溪周元公续周、孔、曾、思、孟之传”（《宋代蜀文辑存》卷九十四），是宋人之《道统图》且以艺祖接伏羲之统，此乃出于政治上之渲染，殊属无谓。明杨维桢始以道统配合治统，道统观念弥为人所重视。清初刁包著《斯文正统》，其书为纂文总集，此则以正统观念侵入于文学之领域矣。惟袁枚颇非道统，其言曰：“夫道无统也，若大路然。……然儒沾沾于道外增一统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广而忽狭之，陋矣！”（《文集》卷十七《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梁廷柟以为天下有正统而无道统。平情而论，宋儒道统之说只限于极少数人之传授，有时不免标榜，未见为大公之论，难怪简斋之非议也。
太史公《自序》云：“《春秋》明是非，故长于治人。”此说实本之董生（见《春秋繁露俞序》）。历史之作，正所以明人事之真是非，而折中于正（Justice），故史家秉笔必据正立论，《易家人》正位于内，《大学》言正心，《春秋》主拨乱反正，均从正字出发。《春秋》书元年，所以慎始。《大戴礼保傅》引《易》云：“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正其本实为史之首务。贾子《胎教篇》申言“《春秋》之元，《诗》之《关睢》，《礼》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前此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起），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说苑建本》）章太炎因谓“人君始立，人必观其始政，其贤者则于改元之始，悉取前人秕政，下诏捐除……”，即以慎始说元之义者也（《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二上）。慎始盖所以正之，以正统而论，正之为义尤重于统，自古以来已视为天经地义。故史家任务，要必折中于正。Reinhold Niebuhr从神学观点以论史学，而提出moraljudgment are executed in history一意，且云必须gives meaningto history，此即孔子所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历史于事与文之外，大有事在，即义是矣。或谓此所谓义，即《史记》所谓“制义法”，非也。（按，义法重在作史之法例，取义浅狭，不足以语此。）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 judg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评。历史之秤是谓之正。正者亦犹埃及人之maat，于义同符；正统之“正”，其时义诚大矣哉！
新书推介：
编者陈福康利用现今便利的网络搜罗功能，并实地探访图书馆，收各种孤本、未刊抄本等，增补了论正统的古人约八十位、文章百来篇汇成《历代正统论百篇》，并得到饶宗颐认可。本书原于香港出版，作者今又补进新得文章十多篇。现在重作校勘，施以标点，编成此书，以作者在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为代序，当代史学家潘德宝亦惠允以他研究饶著的精彩论文为代跋。
编者简介：
陈福康，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陕西师大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井中奇书新考》《日本汉文学史》《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郑振铎传》《中国译学史》《鲁研存渖》《民国文学史料考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