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在救援一线，王刚帮助了太多人脱离险境。而现在，他最想拯救的人，是自己的妻子红豆。
王刚在厦门生活多年，2014年6月1日在厦门创办曙光救援队。在王刚等人的带领下，过去六年，曙光救援队不仅承担了日常的民众求助救援任务，也参与了雅安地震、南方水灾等大灾的救援，同时队伍还曾跟随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组织进行国际救援。目前，曙光救援队在全国各地有将近40支救援团队，4000名左右志愿者。
王刚与妻子红豆在今年9月9日共同度过13周年结婚纪念日。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作为一个民间公益团队，社会捐赠是维持组织正常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在经济紧张时，却不得不自我牺牲。2016年救灾任务很多，王刚与妻子红豆卖掉了家中的两套房子购买救援设备，帮助队伍渡过难关。
厦门市曙光救援队在海九联合执勤点2020年志愿者表彰现场。 妻子红豆也曾加入到曙光救援队当中，跟随王刚出了多次救援任务。因为长年在一线做救援，王刚觉得自己对红豆一直是很亏欠的，“这些年，红豆因为担心我的安危，每天都在祈祷着不要有救援，一听到电话响起就心揪着。”
去年底，红豆突然开始咳嗽气喘，刚开始王刚还以为是感冒，后来确诊了卵巢癌晚期。王刚说，自己这些年见惯生死，意志强如钢铁，极少流泪，但过去半年，也哭过很多次。
红豆得癌症的信息传出去，王刚的很多朋友陆续给他打款支持，加起来有数十万。“祝福我都收下，钱我都没收，原路退回。”王刚说，“我还有一套房子可以出售应急，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救援你，是我这辈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王刚对患病中的妻子说。
今年南方水灾，王刚历经江西安徽两省4个地方灾区，参与了长达一个月时间的救援。妻子患癌：不接受捐助，想靠自己先扛一扛
澎湃新闻：我看到很多在照片当中，在很多救援现场你的妻子都在。她也是救援队的一员？
王刚：她原来是一名老师，她加入救援队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帮我分担一些事情，她觉得我太累了。
澎湃新闻：妻子对你的救援工作是否存在顾虑？
王刚：最早的顾虑就是担心我的安危，她最早是不很赞成我做救援工作的。妻子曾经跟我说，她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我的浑身伤痛。这些年，无论是救援还是训练，我受了很多伤。她曾经在朋友圈发过这样一句话：“我不要你英雄的光环，我只要属于我们的平凡。”
澎湃新闻：你妻子现在身体情况如何？
王刚：她是卵巢癌晚期，今年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这种癌是一种“沉默的癌症”，发现的时候一般都是晚期，我现在到处在找医疗资源，帮她想办法。目前她化疗刚结束，现在是维持治疗阶段。
我知道卵巢癌是很大可能复发的，所以现在非常担心复发以后她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得住。现在不管花多少钱或者多辛苦，我都愿意。
澎湃新闻：看你现在朋友圈，很多都是和妻子去旅游的照片，你现在是有更多的时间来陪妻子吗？
王刚：现在出任务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带着她，但是有时候正常外出的时候就都会带着妻子，现在我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她。比如我到成都开会，就把妻子带上，沿途我照顾她，尽可能的完成她一些些心愿，让她开心。然后日常除了救援我就在医院，因为她每隔21天都需要在医院做一次化疗。
澎湃新闻：妻子确诊癌症之后，家里有没有遇到经济上的困难？
王刚：说没有困难是假的，但我也不想接受社会的救助，毕竟我现在还有一套房子。特别是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募捐之后，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想靠自己的能力先去扛一扛。
之前有些文章发出去之后，全国各地有很多人要资助我们，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真的要支持我，就捐到曙光救援队。捐给救援队的话，可以让队员用更多更专业的志愿服务去回馈社会，这个是我能够还的事情。但捐给我个人，我怕将来还不起这些情分。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接受过一分钱的资助。
真的很感谢大家，所有的祝福我们都心领了，也转达给了红豆。现在我最想拯救的人，就是我的妻子红豆。
“曙光”，代表着获救的希望
2020年6月8日，轻生者被劝回来后，王刚抱着他帮其擦拭眼泪。澎湃新闻：你第一次参与救援是什么时候？
王刚：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没有信号，在灾区待了32天没有和家人联系。
我们最先去到的是映秀附近的一个塌方的学校，那所学校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学校崩塌下来，钢筋外露，楼层交叠垮塌在一起。我们在那里干了整整16个小时，听着那些被埋在地下的孩子的声音一个个消失，却没任何办法。
那时我们做的只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利用些撬棍等非常简单的工具协助施救。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我们完全是凭血肉之躯在跟那些钢筋水泥做斗争。
当时我的手满是伤痕，每天都在崩溃当中，从肉体上的劳累到精神上的打击，很沮丧。能够救到活人的机会非常少，一些受伤的人也是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好不容易救出来的。
澎湃新闻：后面成立曙光救援队，为什么会叫“曙光”呢？
王刚：废墟下的世界是一片黑暗的，而“曙光”，代表着获救的希望。
澎湃新闻：最开始曙光救援队成立的时候有多少队员？条件如何？
王刚：最开始才14名队员。昭通鲁甸地震是曙光救援队成立后的第一起救援任务，当时我们甚至连头盔都配不全，只能去工地上找施工的工人借头盔。
澎湃新闻：曙光救援队发展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王刚：最突出的是资金上的困难，募捐的话，往往30个人里面只能劝成功两到三个人。2016年曙光曾经到了山穷水尽负债累累的地步，那是大型灾害救援比较多的一年，从2015年的8月到2016年的8月，我一年有10个月时间在外面救援救灾，几乎消耗了我所有的社会资源。仍没有办法，我就和妻子商量卖掉了两套房子。
澎湃新闻：当时卖房子的时候有顾虑吗？在内心经历了什么样的斟酌过程？
王刚：有犹豫过，但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实实在在有效果的事情，值得我去付出。
责任，让我不能放弃
2020年2月，厦门曙光救援队在疫情期间开展守护家园专项行动。受访者供图澎湃新闻：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救援任务是怎样的？
王刚：2018年的时候，有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要在厦门海沧大桥上要自杀。那时因为在救援中受伤，我还拄着拐杖。我在桥上面劝了他5个多小时。
在和他对话的过程中，我一边拄着拐杖一边提心吊胆，其实身体精力都已经到极限了。最后，他终于张开双手，让我把他抱回桥面。抱下来以后我就紧紧地抱着他，整个心才踏实下来。
心理危机干预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去给轻生者讲大道理。一个人想选择轻生的时候，他连他的亲人、爱人、朋友都想放弃的时候，他一定听不进去大道理，甚至不会去信任任何人。想让他去信任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感受他的黑暗、寒冷和绝望。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心理危机干预当中我们救援者自身受到的伤害非常大。
澎湃新闻：主要会带来哪些伤害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到这种伤害的？
王刚：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自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好起来。有时在特定的环境，甚至在一些很放松的时候，突然就陷入到那种场景当中。我觉得现在是更严重了。因为这些年经历的惨烈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澎湃新闻：在救援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不断地去经历、不断地去重复，应激障碍对你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刚：睡眠。我一般差不多只睡4个小时左右，而且这4个小时的睡眠对我来说其实已经是蛮困难的了。这几年以来我做心理危机干预，一年做几十起。我的老师一直在劝我不要再做了，他觉得我可能会受到一个不可逆转的伤害。
澎湃新闻：自身饱受PTSD折磨再加上妻子患病，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王刚：无数次想放弃。其实早些年我如果说要放弃，可能更容易一点，当时人数不多。但曙光救援队成长到现在，承载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期盼，很多老百姓都会把我们“曙光”当做一种希望的代表。
在这一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更多的责任感，让我不能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