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漫画，方成画
范用（右）与作者谈稿件
主题：范用与三联书店的进步传统
时间：2020年9月14日
地点：杨浦区长阳路1568号四季广场1号楼
嘉宾：董秀玉 出版人
汪家明 出版人，“活字国际”总经理
主持：王为松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
走路特别快，特别开心的一个人
我甚至跟他到仓库学打包
王为松：今天是韬奋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三联书店等，在这里举行一场纪念范用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纪念展。现场请来两位最合适的嘉宾，既是大咖又是专家，董秀玉老师和汪家明老师。
汪家明：为范用先生定一个位的话，首先是三联书店。到2022年三联书店成立90周年（注：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7月），近90年漫长的历史中，前期（即1949年以前）最重要的人是邹韬奋，现在出版界最高的奖项就是“韬奋出版奖”；1949年以后的三联书店历史中，最重要的人就是范用。
三联书店无论是在1949年以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对中国出版的影响，大家是公认的。三联书店的出版人，邹韬奋不用说了，像胡愈之、李公朴、艾思奇，全是很了不起的文化人，他们很专业。1949年新中国出版刚刚建立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些领导人，其实都是三联书店的人。
而范用先生是这40年来对中国出版影响最大的一位出版家、编辑家。
董秀玉：我16岁参加工作，跟着范用时我在人民出版社已经工作十几年，做校对，后来做编辑。那时对范用的概念就是领导，一个特别的领导。我们编辑室在范用办公室斜对面，老是听他吹着口哨、唱着小歌往走廊里走，一会儿又回来了，走路特别快，特别开心的一个人。
有一天范先生突然把我叫过去，问我：“你喜欢办杂志吗？”那时我对办杂志没有概念。然后他跟我讲在三联书店办刊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像《生活》周刊当年起了很大的作用，等等。他告诉我办刊物是一个编辑的大学，想做一个好编辑要从做刊物做起。因为一本刊物一个月出一本，你会联系到几十个各门各类的作者，你要学习他们在研究什么，思考什么，他们在做什么。跟现在的社会潮流、社会认知及你的刊物要反映的想法、想告诉读者的内容，哪些作者能接得上，你需要学习和研究。然后你要去认识他们，跟他们结交、交流。可是一年能做十本书已经很多了，最多联系十位作者，而一期杂志就能联系三四十个作者。我一听就心动，一下子被拉进去了。进去以后，后来发现这一步真是改变我的人生。
汪家明：就是《读书》杂志。
董秀玉：对。以后几十年编辑生涯，是范用先生给我开启的，他带领着我走，我很幸运。
我一点不觉得他像领导，更像是师长，特别温暖，特别细致。他肯手把手教你，而且他不是只教你一个，无论谁愿意学他都肯教，非常仔细，非常耐心。告诉你稿子怎么看，不能乱改，作者的观点、思想、文法、写法都不能改。
细致到你要注意这篇文章、这本杂志怎么排出来、怎么印出来，因为作者的思想观念、学术精华都反映在稿子里和书里。如果你粗糙地做，排版很难看，那是作者最不能接受的。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作者稿费很少，但是他们对成果的关注很多。所以要校对得最好，编辑得最好，排版得最漂亮，书出得最漂亮，这是对作者最好的回报，也是你能够长期跟作者交往的一个基础——他觉得你是认真在做出版工作。
出版以后还要及时跟作者结稿费，亲自动手打包样书寄给作者。如果交给其他人做，容易忘，给耽误了。我甚至跟他到仓库学打包，他说你一定要会打包，不然打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包很难看。范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很亲切、细致，让你感觉很温暖，处处教你、为你着想的人。我想这是师长，不是领导。
整个三联，包括《读书》
看不出范用在哪儿
但是范用又无处不在
王为松：范用先生有一句话我到现在一直记得，我1996年去他家，他说你们现在有条件了，每次寄样书，都请办公室的编务寄；我是自己寄，因为我会把我自己对作者的感情一起打包进去，这个是别人做不到的。这句话我到现在一直记得。
汪家明：对，因为是你的作者，你记得最牢，寄书最及时。你会把你的感情打包进去，真的是这样。
他抄信的时候，我看了着急。他一笔一笔写，我说我拿去扫描一下就行了，也不会漏字。他不要。“不放心是吧，不放心我把信拿走，我拿扫描仪到你家里来扫描”，他也不要。他就要自己抄，重温跟这些书友、同事、朋友的感情，他抄得很认真，端端正正。所以范先生是带着感情、理想做出版。
董秀玉：《读书》杂志1978年筹备，1979年创刊。1978年跟着范用做，那时候《读书》杂志三个大佬，一个是陈翰伯，新闻出版署国家出版局局长；一个是陈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个是范用。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任，也是“读书生活”的老同事。我真的很幸运，一脚踏进去就遇到三个大人物。
陈翰伯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旧的、松松垮垮的中山装，下踩一双布鞋，脚指头快出来的那种，光着脚，缺一颗牙，我记得很清楚。陈原斯文。范先生也挺爱美，打扮得也很斯文。他们讨论在思想解放
的重要关口，为什么要办这本杂志；思想解放这个观点对于我们国家民主发展和出版业发展有什么推动意义；办这样一个刊物有什么风险，怎么处理，怎么把这些内容报告给耀邦同志。
陈翰伯是清华大学扛大旗的一个；陈原是从书店系统上来，在抗战前后都做文化工作的专家型老同志；范用先生刚才已经介绍过。而我是像小孩子一样，是个“小跑腿”。我听他们争论、讨论很感动，人生这种思想洗礼很难得。
汪家明：范用15岁进读书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在《读书》半月刊的基础上成立的，所以他们对过去的《生活》周刊、《读书》半月刊感情很深，很想恢复这些。《读书》杂志的定位是思想性的评论刊物，不只读书说书，是用读书作为媒介来表现思想的评论。
董秀玉：对。思想启蒙时代，一直强调读书不是读死书，一定要有思想性的读书。
汪家明：今天说到《读书》，问董总才知道，这些班底、这些重要人物都是范先生请来的。
王为松：有人说过，整个三联，包括《读书》，从陈翰伯到陈原，到倪子明、史枚，再到董秀玉，看不出范用在哪儿，但是范用又无处不在。
董秀玉：对，那时候讨论得基本差不多了，范用说：“不用再细讨论了，先做起来。翰伯你是大旗，陈原你当主编，我做后勤，不要上我的名字。可是在三联出，我立军令状，我来组织人，所有具体的操作我来做。”所以第一次的名单上面没有范用。我一个年轻人在那儿看着所有的一切，会给我什么印象？范用就是这么个人。
《读书》杂志还请了黎澍、夏衍、吕叔湘等很多人做顾问。为什么请冯亦代呢？因为他是民盟成员，有海外关系，海外作者联系得多。丁聪后面接替史枚。史枚也是老同志，是“读书生活”的老朋友，非常优秀的一个老编辑。所以只有他是专职，我们全是兼职。我从来没把自己算在里面，因为我是“小跑腿”，一个学习的角色，在会上一句话都不敢说，就是很傻地在那儿听着。范用说：“你跟着史枚，你们两个专职。”好。史枚年纪大了，我一个人跑，文史哲经。
他不仅是编辑，还是个大出版家
动作、举措很多是领风气之先的
汪家明：联系所有大学者都是董总去。新出的《范用存牍》四大本，那些给范用的信里，好多写信人每次都要“问候秀玉”。不下一百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董秀玉：真的很幸运。那时候一个人疯狂地跑了半年多。范用写“路条”——到哪儿去，地址电话。先给你打完电话你再去，有的范用亲自领着去。到上海来开了两次大座谈会，巴金、柯灵都在里面，全部走一遍，我像梦一样半年疯狂地学习，跟着做。对我一生不管是编辑的概念、思想，还是人格教育，这些前辈给我的影响非常大，让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做的，什么是要丢掉的。
刚才我说范先生在我心里真是师长，比师傅还要高一点。传统来说，出版是个手工活，他真是师长，跟领导完全不一样。领导有高高在上的味道，他那种亲切、关怀，那种支持、帮助，完全是无私的。
王为松：我刚看到，柯灵收到书以后说：“你们书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巴金说：“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了文明的书市。”评价极其高，而且也符合大家对编辑的传统认定，是为人作嫁衣裳。
我想范用先生除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优秀编辑以外，他的每一个动作或者每一个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很多是领风气之先的。所以他又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编辑。
董秀玉：对。他不仅是编辑，还是个大出版家。1985年5月中旬，他申请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报告是他跟许觉民先生两个人联署的。
汪家明：1949年后到1950年，三联书店就并入人民出版社，没有独立建制，但保留了三联书店的品牌。人民出版社很多学术类、文化类的书是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的，但实际上它的建制在人民出版社。所以才有董总说的1985年要恢复独立建制，恢复以后才有今天的上海三联和北京三联。
董秀玉：当时跟人民出版社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
1986年很多“老三联”，包括胡绳、韬奋夫人沈粹缜他们提出，现在条件成熟了，可以把三联书店这样一个有传统的出版社恢复独立建制，独立运营。他们运作了两三年，经过层层批复，后来批下来了。当时形势比较好，他们最后做了一个想办什么样的三联的报告，把他很多理想，他的先进性、专业性，他的很多观念都放进去了。
报告里说，我们要办一个独特的、独一无二的综合性的人民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应该出一些人家不出的有重要价值的书，应该出丛书、丛刊、系列书。很多想法都很新。后来的期刊群都是范先生那时候就有的一个规划。他说这个出版社我们建议分成两块，一块是完全国家投资的国家出版社，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做编辑出版；另外一块是跟民营甚至外资合作的联营公司，可以做更多更丰富的产品，甚至可以联合开书店、做印刷，等等。
最后还有一段，关于这个公司，以后应该考虑上市，当然上市的具体计划我们再另行报告。这就是我们的前辈，从解放区、国统区一直做到建国以后，这样一个老前辈在1985年的想法。你说先进性有没有？不单是先进性，他的专业性，他的理想的出版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做刊、做书，都是在这个灵感下做的。
他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
想尽办法让领导同意
董秀玉：我从1978年跟着他做杂志，其实并不是只做一本《读书》，还跟他做了很多书，如1981年的《西行漫记》，以及后来的《傅雷家书》。我知道整个细节，真的很感动。
他是第一个听楼适夷说傅敏到英国哥哥家去的时候，发现很多傅雷写给他的信，他们在整理。楼对范说：“其实你们可以出版。”第二天傅敏立马就接到范用的电话，说“我要到你那里来拜访”。傅敏马上跟楼适夷核实，因为他不认识范用，也不知道他是三联书店总经理。
这种敏感和眼光是编辑必须要有的，他能抓住最重要的东西。那时候的稿子很乱，也很模糊，都是复印件。傅雷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很多繁体字，范用一看就先做准备工作。他让一个老编辑把这个手稿重新抄一遍，抄了七万多字。一共十五万字，抄了一半，把不清楚的部分统统规规矩矩地抄，然后排长条样，回来校了四遍。拿给傅敏说，对外文和一些专用名字、姓名等，你再看一遍。等到看完这一遍改清完了，长条样放那儿，他把这些准备好了。
第二个问题是证明问题。傅聪当年出国是到波兰参加钢琴比赛，没有报告自己跑去英国。那时很严重，是个罪名。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没法出书，再好的东西没法出。
范用就把长条样印了一二十份，发给文化界重要岗位上的老同志，造成舆论——看看这种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教材，应该留给后世。然后一个个问大家怎么办。他们讨论半天，后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说我们就以请傅聪回来讲学的名义打报告。如果上面同意了，就把帽子摘掉了，他回来讲学都可以，出国就没问题了。这是大家想出来的主意，就打报告给胡耀邦，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就批复回来。总的意思是说傅聪情有可原，说他在外面表现还是很好的，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要欢迎。
吴祖强马上给范用打电话。范用说快去给我拿抄件，拿回抄件附在原来的长条样上，让原来的老编辑写一份详细的审查报告，他再加批注进一步说明。同时他自己也写一段话，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老同志包括什么什么人看了都很赞成，而且耀邦同志已经批示”。他把批示附在最后，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了，非常细。他不是给领导出难题，而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所以很快就批下来了。这件事情对我教育很大，教我怎么做个好编辑。
王为松：已经超出编辑的工作职责范围了。
董秀玉：他自己亲自做，这也是编辑的职责。现在我们遇到问题，有难度，真的想做，你就要想尽办法打通，让领导同意你的观点，而不是把难题给领导。对编辑是个好教材，我深受其益。
巴金的《随想录》
“在国内出，我给你一字不改”
王为松：听得出来范用先生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编辑，而且是一个好的出版经营者（现在叫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出版战略家。由此再想，我们谈范用先生，最后还是要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进步出版的传统，这个进步传统在三联的身上可能体现得更加集中。
董秀玉：他做《西行漫记》《干校六记》《傅雷家书》，还有《中国文化地理》也是很特别的书。《编辑忆旧》封面是他自己做的，是个播种者。编辑就是播种者，这是他的理念。《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这种讲座式的书也是他做的，当时没有条件，好像第一版还是黑白的。
巴金的《随想录》，范用问巴金：“为什么你不在国内出？我给你一字不改。”说得那么轻巧，但那种担当和承担的责任是很大的。范用看着很猛，其实很智慧，把这个问题跟领导说通，真的做到了。当时还出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本书也是几十年了。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那本书很重要很重要，英国出版社的，那么厚一大本彩色的历史地理，三联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另外书画系列也是他开的。还有“学记”，就是学者的研究性的著作，也是他开创的。
都是开创性的。丛书里面比如“大家小书”是范用先做起来的，不光《干校六记》，最主要的是《经典常谈》《语文常谈》，就是朱自清、唐弢那批人写的。“读书文丛”开创了书刊互动，也是他提出来的，《读书》上那么多好文章，有好的作者我们就要都出。还有当时的“文化生活译丛”，这套书延续得非常好，很多精彩的书。
汪家明：还有《诸神复活》，郑超麟最早的一部。
董秀玉：还有作家的杂文集。他要做的丛书、套书、系列书和重点书，都是开创性的，专业性特别强，选的都是大著作。
1978年到1985年期间，我除了跟他做这些书，另外做杂志。
《读书》做了以后是《新华文摘》。那时候真是紧锣密鼓，1978年准备做《读书》，1979年《读书》创刊，同年又做《新华文摘》。《新华文摘》是现在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文摘类的杂志。最早是胡愈之做的《新华月报》。后来胡愈之说应该改成文粹性。这也是范用做起来的。
1981年他很想做回生活杂志，试刊《生活》半月刊，他说要办一本有个性的杂志，说我们需要思想性的散文，锐气不能弱于当年邹韬奋。我们亲手操作每个环节，后来因为条件的关系没做成，可是我心里知道，他真想把《生活周刊》给做出来。
王为松：《三联生活周刊》董老师去做了。
董秀玉：后来回北京三联做了《生活周刊》、书店，也都是范先生早就给我们指了路。
《生活周刊》的确那时候很难，因为三联太穷了，一分钱都没有。但是范先生就是这样，认定要做的事情百折不挠好好做下去。那时候五任投资人，这个不行再找那个；五任主编，从1993年申请小刊号开始做，真正做成是1995年。
屋顶的白雪，不代表屋内没有生火
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力量
董秀玉：我那时候怕失败，不敢跟他说。又没钱，不知道会有多少困难，就偷偷先做起来。
1993年5月范先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日前参加联谊会，老同志很高兴地告诉他，三联在《读书》之后将再出版《生活》和《新知》两个刊物，他很高兴。当年韬奋先生等办《生活》等一系列周刊，是针对民族解放、反帝反专制独裁，为争取民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生活》活在千千万万老一辈读者心中，我们在三联工作过的人也很怀念。当然今天办《生活周刊》不要模仿过去，但是韬奋精神是什么，这一点你们一定会考虑到。相信付出的时候必将继承发扬韬奋精神，预祝你成功。后面具体地说，这件事最好也告诉一下邹夫人——写封信或者专程去上海一趟，跟她聊一聊，谈一谈，让老人家高兴高兴，知道你们三联也在办“生活”。把杂志办成什么样子，都告诉她，免得有人谈起，她还要打听。
另外他说在《生活》创刊号，能否用一点篇幅图文并茂地概要介绍韬奋先生和生活的系列周刊，或者写一篇沈粹缜先生的访问记，或者是当年和韬奋先生共同办《生活》的一些同志，胡耐秋、程浩飞两个人还健在，你都要去。后面又说了一些鼓励话。他就是这么细致的一个人。
《生活周刊》的创刊号我写了个编辑手记给他，让他放心。我把这个手记寄给他以后，他给我打电话：“小董，今天家里有他们送我的好咖啡，你来喝吗？”那个时候去喝咖啡，他会给你加一点白兰地。咖啡加白兰地我第一次是在他那里喝到。
王为松：那天我看柳苏写的回忆文章，他说范用是属于什么书都敢出的人，还说他家里有一副对联，“大胆落墨，有酒盈樽”。
汪家明：李辉提过，范用身上有一种浪漫的东西。他穿衣服，有时候穿个浅绿色、粉绿色的衬衣，戴个围巾，特别讲究，其实都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是就是好看，搭配得好。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很多人收藏他自制的贺卡，很讲究，有一种情调，富有诗意，充满童心，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追求，这是浪漫的。喝点洋酒，就跟外国人一样，干喝，要那个味道。按过去批评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是他确实有这种情调。
王为松：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屋顶的白雪，不代表屋内没有生火。整理/雨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