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大唐的衰亡，藩镇割据总是被当成首要原因。藩镇作为唐王朝特有的行政体制，给中唐以后的朝廷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和灾难。令如日中天的大唐王朝走向衰微的起点，正是臭名昭著的安史之乱。之后的四镇之乱，也曾将唐朝皇帝（唐僖宗）再次赶出长安。各镇节度使手握军、财、政三项大权，在追求大一统的中国式政治审美看来，简直丑陋到惨不忍睹。这种审美当然也影响了当代国人对唐王朝的评价——藩镇实乃大唐王朝的恶疾。但有趣的是，从中唐到晚唐，唐王朝在藩镇割据之下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唐王朝在藩镇割据的负面作用下又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呢？
【安史之乱】
藩镇林立是怎样形成的
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爆发了安史之乱这种祸害了大半个天下的叛乱后，唐朝反而又在继续增设藩镇。如唐玄宗在逃亡中，下令设置山南东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黔中、淮南等节度使，由永王李璘、盛王李琦挂印。太子李亨即位后，在长安东部又设置了同、华节度使，长安西部设置了京畿、凤翔、邠宁等藩镇。在战况胶着时期，又在河南设置了宣武、郑陈、豫许、东畿等藩镇，安禄山南侵江淮时期，又在山南东道等设置藩镇。永王李璘企图割据自立，又在淮南，淮西设置藩镇。整个战乱时期，唐朝前后设置了40多个藩镇。如果藩镇真如大众认同的是一种恶疾，唐王朝此举岂不是自掘坟墓？
藩镇的设立，在唐睿宗时期已经开始。景云元年，命薛衲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隋唐五代史纲》）。到了天宝年间，北方边镇已有十大节度使。除了南方的剑南及岭南五府经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卢、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都兵强马壮。到安史之乱前，已经形成了安禄山统领的幽州、平卢、河东，哥舒翰统领的河西、陇右这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安史之乱，正是一起由幽州以及部分平卢、河东军队发起的大规模军事叛乱。
面对来自东北军团的叛乱，唐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的哥舒翰集团来抵御，于是西部集团奉诏守潼关。但安禄山能征善战，哥舒翰的军队在灵宝之役中遭遇惨败，哥舒翰本人也兵败被俘，西部势力几乎遭到毁灭。这样一来，玄宗之后与叛军对抗的肃、代两位君主除了仰仗回纥的军队外，只能依靠这些边境节镇和新增设节度加强对各地的管理,以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行径岂不是饮鸩止渴？唐朝用一味毒药压制另一味毒药，大设藩镇削弱自身统治力、助长地方割据，早晚不得把自己给毒死的？
但事实恰好相反。如果我们将战后的各大藩镇与之前的大军区藩镇相对比，会明显看出一种势态：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这些边境大军团的实力，无论是来自叛军方面的东北节镇，还是阻击叛军的西北节镇，都已经大为削弱。而且，由于广设藩镇，东西两大军事集团被打散。即使反叛，也无法重现安史的规模。此外，唐朝中央也着力打造一支直属军队，即神策军。神策军专门用以镇压桀骜的藩镇，使得唐朝的中心由原来的边镇重新回归到了中央。
【神策军是唐朝中央可以直接调动的武装力量】
藩镇依旧维系着唐朝的统治
藩镇的出现，与盛唐时期国土的急剧扩张有关。经过南征北讨，唐王朝一方面让自己的领土达到了汉族王朝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规模。而另一方面，沉重的统治成本也令中央财政难以为继。在此种情况下，下放军权、行政、财政大权，能够更高效的决策管理领土内的各项事宜。
在常人的观念中，一个人同时掌握军权、行政、财税，岂不就是自立为王了？然而事实上，唐先后设立的藩镇有八十九个，参与割据、叛乱的只有十一个且多被讨平。长期割据的只有河朔三镇（即安史之乱余部），大多数藩镇并未参与割据，而且基本都听从唐朝中央的指挥，执行中央政令。他们或为唐朝戍边，或者为唐王朝提供钱粮，仍有序地维持着整个唐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行。这段相对和谐的历史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藩镇对于唐朝的军事职能：
藩镇作为军事职能，最突出的功绩莫过于平定了安史之乱。郭子仪、李光弼被誉为“再造王室，勋高一代”。鲁灵守南阳，保全了南方。高适、来琪消灭李磷，保卫了东南。叛乱的虽然是藩镇，但平叛的主力却也是藩镇。
【再造唐朝的郭子仪】
战后，唐朝中央在河朔三镇部署了河东、河宁、宜武、忠武、武宁, 河阳、义城、天平、昭义、横海、淄青、义武等镇，“尽宿厚兵,以塞虏冲（《樊川文集》）”，防遏河朔这股割据叛乱祸水向全国漫延。
对外族战争中，唐朝也依靠藩镇取得了多次大胜。张仲武、李载义、刘济还数次击败契丹、奚。唐朝灭亡前，刘仁恭还曾令契丹献马乞盟。
郭子仪、崔宁、李晟、韦皋、史敬奉等也率领藩镇多次重创吐蕃军；九世纪中期，吐蕃内讧，唐朝重占秦、原、安乐、维、扶、河、渭等州，张议潮占北庭（西域东部）、河西、陇右，归附于唐朝。
从唐德宗开始，回鹘再次开始称臣于唐朝。九世纪中期，黠戛斯击破回鹘，黠戛斯入贡于唐朝；部分回鹘西迁，大量回鹘南迁。南迁的回鹘与唐朝发生冲突，唐朝张仲武、刘沔、石雄等数次击破回鹘，俘获大批回鹘王室贵族。
唐朝与南诏战争的最后阶段，唐朝宋威、高骈等数次大破南诏军，南诏到了“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屡覆众，国耗虚”的地步，唐将高骈的数次大胜，令“南诏气夺”，不敢再战，骠信（南诏首领）送子入朝为质。
藩镇对唐朝也履行上缴赋税的义务：江南一带的藩镇，虽然没有边疆藩镇的骁勇，但其富庶繁华却无他地可比，“军国费用，取资江淮（《韩昌黎文集》卷四）”。江南藩镇雄厚的财力，负担了中央的内务、军费等开支。例如，贞元初年，关中大饥。幸赖江东韩滉“遭挽资储,千里相继”（《册府元龟》）,府无虚日地将粮食进至长安,解救了德宗的燃眉之急。当唐德宗听说资米已经入陕西，激动得大呼“吾父子得生矣（《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元和年间，唐宪宗决意扫平割据已久的河朔三镇。因军队调用过多，费用不足，淮南李鄘先后贡献了年绢六万疋，金五百两，银三千两，后又把“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廷”。其他各藩镇也积极捐款，仅元和十二年,唐廷就从东南诸镇得钱一百八十万贯。宣歙王遂更进助军钱三万四千贯,羡余粮一百万石。当时官军征讨李师道，年需军粮三百万石，王遂一次进奉就解决了三分之一的开销。荆南王潜亦进钱七十万贯。因为各节度使的捐献，“自是王师无匮乏之忧（《新唐书》卷一五八）”。
【河朔三镇是安史之乱留下的产物，安史之乱后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
藩镇推动了社会进步
藩镇的割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央集权的衰落，高层的手并不能直接管理百姓，但对于民间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我们从中唐时期的社会面貌中也可以看到，社会并未陷于残破衰败，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王素在《略论安史之乱》中指出:魏晋至唐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农奴制时代,封建政府为了防止豪强兼并,贫富分化以及人口流散,运用强制手段,把广大农业劳动者紧紧地束缚在国家土地上,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使他们沦为国家的农奴。
初唐时期的均田制（土地国有，个人耕种一定年限后国家收回土地）就是如此。人民没有永业田（属于自己的土地），几乎变成了国家的农奴。藩镇化后，这类需要由中央集权强制推行的政令失效。为了维持正常的财政收入,780年,唐政府推行了“两税法”。
两税法的精髓在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资产为差”。变相承认了人口迁徙的自由和土地买卖的自由，使得百姓不再束缚于土地中，可以自由来去。
藩镇化时期，唐朝的商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央集权时期，各王朝往往会贯彻实行“重农抑商”的决策。当统一的中央集权存在时,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总能坚决地执行抑商。而中央衰弱的唐朝中后期，却给商业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如当时广陵的铜镜、家具，丹阳的锦、绫、细纟宁，会稽的越罗、绛纱，豫章的名瓷、酒器名扬天下。这些手工业品集中到扬州，经大运河运往各地，扬州也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
我们如今对唐朝藩镇的偏见，比如认为它是“盛唐”的掘墓人，实为大一统情怀作祟，忽视了藩镇的正面作用。中晚唐虽然因藩镇割据而内乱不止，但对外战争却远未像宋明两代那样经常出现军队不战而溃的情况。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藩镇制度对军队的管理相对高效，不像中央集权那样因为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而导致军政贪腐以至于兵无斗志，上了战场后一触即溃。从这个角度来说，藩镇在相当时间里阻挡了正在兴起的北方势力，保护了中原千万百姓。
【唐朝皇宫——大明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