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6年，宋徽宗抚琴而坐，灵活的手指如同胡蝶般自琴弦上拨过，神情专注，姿态认真，如此做派更像一个琴师，而非一位皇帝。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居庸关北边，金兵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再次向南前行，攻入大宋。而这一次，他们的胃口已经大到能吞下整个北宋。
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开封，不顾宋徽宗开出的求和条件，将整个赵氏皇族与后宫妃妾、达官显贵三千余人，一同押解北上。令岳飞至死不敢忘的“靖康之耻”，就此来开帷幕。然而在数年后，北宋文人回想起这些屈辱时，却把矛头指向已经离世四十余年的前任丞相王安石，怒骂如果不是他的变法，北宋也不会迎来如此大的耻辱。北宋文人将所有的责任推到早已化为一碰黄土的王安石头上，其实并不算牵强。
嘉祐三年，时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入京述职，为宋仁宗送上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详细的总结自己在多地当官的经验及此前大宋急需解决的问题。王安石表示，如今北宋需要一场彻底的变法，如此才能令整个国家焕然一新。然而，宋仁宗在看过此书后，并未采取他的主张。
十年过去，年仅19岁的宋神宗继位，和所有新君一样，他希望自己的一生能有所作为。面对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两的国库，神宗再不敢相信百年前宋太祖、宋太宗二人制定的“祖宗之法”，他当即召令王安石进京，为他提供所有便利，实施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具体针对五个方面。北宋朝中官员数量繁重，其中大部分是拿空饷，并不做事。如果重新整顿官府，将无用之人踢出去，自然能减少一笔不菲的开销。除此以外，减少苛捐杂税，令农人生活渐好；大兴水利，巩固农耕之本；强健军队，裁掉无用之人；重振科举，令寒门学子有出头之日。这些变法，无论放到什么年代，都是好事。
然而王安石的这五条变法，却永远不可能实现。在宋神宗卯足劲想变法时，满朝大臣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抛去反对派歇斯底里的指责，支持变法一派中也屡屡互相攻击，早成一片散沙。习惯高高在上的高太后自然不愿讲大权让给旁人，一旦神宗回到后宫，她就拉上皇后曹氏哭诉王安石坏了祖宗家法，害了天下百姓。同王莽一样，王安石的变法实在太先进，触犯了权贵根本利益，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
历史没有如果，但假设王安石的变法取得成功，还会有北宋末年的靖康耻吗？宋神宗去世后，年仅8岁的哲宗继位，一向痴迷朝政，被《续资治通鉴》誉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掌握了整个大宋的最高决策权。她立刻起复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司马光一改文人做派，迅速废除王安石此前进行的所有新法，也完全洗刷掉宋神宗生前富国强兵的所有的梦想。
年迈的高太后离世，被压抑九年的小皇帝宋哲宗终于有了独掌大权的时机，变法派因此得以喘机，逐步恢复新法。然而宋哲宗的支持却已经变了味，父亲神宗是希望国富民强，而哲宗只是为了打压曾经侮辱自己多年的旧臣。司马光等人在死后被一贬再贬，活着的保守派也被流放岭南。然而变法派内部又开始争执，朝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心神俱疲的宋哲宗掌权不过六年，就早早撒手人寰。
国不可一日无君，宋哲宗没有留下儿子，向太后力推神宗的十一子赵佶。19岁的赵佶素来喜爱书画，但即位之初也曾有英主之象，除奸佞，开言路，点燃一把火，却再没有添柴。登基的第二年，宋徽宗赵佶宣布“崇宁者，崇熙宁也”，如此做派，显然是想恢复神宗之法。此时蔡京靠着右相曾布推荐，一举成为赵佶宠臣，他恢复旧制，改用王安石新法，以“变法”为名，排挤政敌。而赵佶也全心全意相信着蔡京，将朝中大小事务交于他，每日只顾得弹琴，切磋诗词。
自神宗起，三任皇帝都曾想变法，却全部失败。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必然性”。如果王安石的变法能够成功，靖康耻自然能避免，可惜王安石变法注定失败。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都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这就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