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徐皓峰:1973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影视代表作有《倭寇的踪迹》《师父》《刀背藏身》,编剧代表作有《一代宗师》等,小说代表作有《国术馆》《道士下山》《逝去的武林》《武人琴音》等。
“我们一样,都不相信录音笔。”看到记者全程笔录采访,徐皓峰突然说道。
徐皓峰当过记者,是一期杂志最多时有5篇稿出自他手的那种记者。那时的他也一切靠笔录,他的《逝去的武林》,全部采访都是笔录完成。这算是一种文学训练——受访者可能说了40句话,只有2句是重点,需要迅速筛选出来记下来。这是一个与受访者对话的过程,更是一个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一支笔,一个本,用徐皓峰的话说:“在写作上,我没有老师,这(笔录)就是我的学校和老师。”
大学毕业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徐皓峰去现代文学馆应聘。舒乙馆长开玩笑说:这儿工资低,分不了房,唯一“福利”是将来能生男孩(当时文学馆工作人员基本生了男孩),没辙,就这风水。
徐皓峰想了一段时间,可阴差阳错,没能去成。
从那年起,徐皓峰开始写小说,原计划是:如果两年内发表不了一篇作品,说明自己没这个才能,就转去做别的。
两年多过去了,徐皓峰果然没能发表作品,他已经转行去做“别的”了,突然接到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的电话——他的小说能发表了。正是这个电话,将徐皓峰又拉回文学圈。
从第一篇小说发表到如今,20多年弹指一挥间。沿着“野路子”,徐皓峰先后写出《道士下山》《国术馆》《大日坛城》《大成若缺》《刀与星辰》……终有一天,他意识到:小说中还有一种东西,叫分寸感。
中年后,人对写实主义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方知“分寸感”的魅力。于是有了《白色游泳衣》(果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此外重写了《大日坛城》《国术馆》两部长篇(即将出版)。在徐皓峰看来,《白色游泳衣》对他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从“写创意”转向“写分寸感”。
越强横的人,生命越脆弱
北青艺评:您是如何想起写《白色游泳衣》的?
徐皓峰:《白色游泳衣》是两个中篇小说的合集,其中一篇叫《白色游泳衣》。写这本书,我大概用了2个月,但它的源头很早。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1985年前后),北京所有游泳馆都有一个标语:禁止穿白色游泳衣。
当时中国与巴西、古巴等国关系好,从那边带回的泳衣大多是白色的,严丝合缝,入水不透。为什么要禁穿?我问过很多人,包括游泳馆的管理员,都说不出所以然。也许,那时的常识就是:白色泳衣入水后会透,可能引发打架。
少年时代的疑问一直没得到解答。这就像雨果去巴黎圣母院游玩,看见北钟楼的墙上,刻着一个希腊单词:命运。问了所有人,都不知是谁刻上去的,以及为什么刻上去。于是雨果写出《巴黎圣母院》,用文学的方式,自己回答自己。
我写《白色游泳衣》,也是如此。
北青艺评:《白色游泳衣》聚焦于老北京胡同的玩家,您和他们接触过吗?素材从何而来?
徐皓峰:玩家是个老词儿,清代就有,京津通用,也叫混混儿、嘎杂子等,但后面的话不能当面叫。后来作家王朔改了一个字,变成顽家,改得很好,因为玩家已是新一代,和过去不太一样。
我没遇到过玩家,到我懂事时,这拨儿风已过去。玩家这一页翻得特别快,似乎只有2年时间,以后青年人就下乡了。那时的人真像花草树木,死生特别快,可能一场病,或者喝醉酒。越强横的人,生命越脆弱。再往后,新时代来了,到我成长时,已没人打架,想扬名立万,只能去广州淘货、当“倒爷”。
我对玩家的了解,来自家庭背景。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主人公,我的父亲是军人,我的母亲出自封建官僚破落户,她从小在胡同中长大,一个闺蜜是“奶奶”。今天称居委会工作人员为“大妈”,过去都称“奶奶”。
“奶奶”是尊称,年龄未必大,许多人也就四十来岁。玩家对“奶奶”很服气,他们跟别人犯混,但会听“奶奶”的,因为他们的父辈都很尊重“奶奶”。
从母亲的闺蜜那里,我对玩家有了间接了解。
消灭玩家的,是“倒爷”
北青艺评:玩家真的是一片武林吗?为什么后继乏人?
徐皓峰:其实,武林是刻意制造出来的概念。我二姥爷习武,结果被赶出家门。在过去,大户人家把习武者看成是亡命徒,是社会边缘人物。我二姥爷出身官宦之家,他父亲对他说:练武便落入下九流,今后你的叔叔们、伯伯们都不知该怎么和你说话,等于把他们也拉低了。
民国时,在政府和军队的推动下,习武者成了社会明星,才有了武林——此前没有武林,直到民国后才有。武林是文人想象出来的,目的是满足市民阶层谈奇说怪的趣味。
对我二姥爷这些习武者来说,武林不过是生活的现实,他们有自己的比武、收徒、交往、辞世等方式,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1949年后,大多数玩家消失了,没想到10多年后,街头突然又出现了打架的人,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批人。从没人教过他们,他们是凭空出现的,随着新的文化出现,比如香港录像带、吉他等,自然后继乏人。消灭玩家的不是大院子弟,而是“倒爷”。
北青艺评:玩家的层次较低,为什么要写他们呢?
徐皓峰:写他们,是想解决我自己生命中的困惑。
随着年龄日长,看到更多从前的资料,发现玩家还有另外一面。当时西方社会有出现许多迷茫的年轻人,而玩家中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和世界几乎同步。
比如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很快被译成中文,内部发行,即“灰皮本”。今天六七十岁的老玩家,很多人看过。那时没别的书可读,五六年内,他们只看这一本书,所以凯鲁亚克对他们精神的影响很大。
写《白色游泳衣》,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写了22年,终于找到分寸感
北青艺评:《白色游泳衣》和您以往的小说在写法上有所不同,这是刻意的吗?
徐皓峰:《白色游泳衣》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过去我是靠创意来写作,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开始更注重分寸感。我一连写了4个中篇,《白色游泳衣》是第四篇,写完后,我有了“终于可以写长篇”的自信。所以今年我把10年前的两个长篇又重写了一遍。
北青艺评:您说的“分寸感”指的是什么?
徐皓峰:我没接受过小说写作训练,接受的是导演训练,即从独特的场景、独特的事件等来看问题,强调创意。我写小说,也用这套思路,一直写了22年,才意识到,小说还有更本质的东西。
所谓分寸感,指人物心理层次铺陈、事件转换铺陈等。有了分寸感,感觉我现在写的层次比以前更多了。
很难具体描述什么是分寸感,这和画画一样,你学半年,也能画得很像,但要达到那种概括能力,至少得画20年。练武也有类似说法,即:赢人不靠技巧,靠功夫。所谓功夫,指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小说的创意、细节、点子等,都是可以分析的,通过正确操作就能完成,但故事的递进关系、人物的心理转变等,能否做到自然,能否协调好,只能靠分寸感。
分寸感是学不出来的,只能靠多写,只有通过量的积累,才能实现。
他们都是反抗者,只是未曾谋面
北青艺评:在《白色游泳衣》中,您多次提到凯鲁亚克,他对您的影响很大吗?
徐皓峰:我高中时读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只是匆匆翻过,没留下太深印象,它对我的影响不如《百年孤独》。我中学读的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有美术史课,看欧洲艺术家的传记,不论在故事性上,还是在传奇性上,都大大强于《在路上》。
《在路上》采用反文学的写作方式,不易读,它打破了小说写法的许多传统,比如我努力追求的分寸感,在凯鲁亚克看来,根本不需要,所以人们评价《在路上》是“没有文学,只有感受”。
其实,凯鲁亚克也是记者出身,专业报道橄榄球,他的《达摩流浪者》是标准的记者文学,文笔简洁、准确,有概括性,从一点小事出发,逼着你往下看,悬念设置非常好。在此阶段,凯鲁亚克和前辈作家干的是同样的事。但写《荒凉天使》时,凯鲁亚克到荒山里当火情通报员,整整坐了63天禅,宣布自己开悟了,所以《荒凉天使》的阅读障碍也变得更大。
《荒凉天使》很吸引我,它的创意性很强,是未经提炼的文字。
之所以在《白色游泳衣》中多次提到凯鲁亚克,因为当时白人青年都在追求觉醒,通过达摩、印度哲人、观音等,获得开悟。当时北京的玩家们也在追求开悟,只是属于另一个系统,即:世界不再是以前认为的那个样子,他们的世界观改变了。
我想,这批觉得自己已开悟的、生活在北京的孩子,他们看到凯鲁亚克后,会怎么想?这是我写这篇小说的一个原动力。我没见过这种情况,但我想,它会很有趣。
我的小说是练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
北青艺评:您刚才说,接受的是导演训练,为何要写小说呢?写这个又不赚钱。
徐皓峰:写小说是我翻身的唯一底牌。
考导演系,最重要的是创作考试,要考一下午,全国考生都在比,看谁的小说写得好。我写了一个短篇,拿到了高分。上大学时,我们有剧作课,我一直是高分的学生。我不是出身于文艺世家,又缺乏社会活动能力。大学四年,我唯一练出来的就是剧作能力,可剧本只和电影厂发生关系,与大众不发生关系。我写小说,因为当时想,说不准成名了,也许会有人投资给我拍电影。那时我才24岁,直到36岁,才实现了这个目标。
我写小说属于“野路子”。在美院附中时,有很多国际艺术评论杂志,经常能看到一些评论文章,很多作者成了今天的大腕,那是美术评论最繁荣的时代。但我的一位国画老师说,评论只能让你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而想知道你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只能靠创作。
这句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那时底子薄,还没养成阅读文学的习惯,通过老师的提醒,我找到了自我。
北青艺评:很多作家是通过阅读世界名著走上创作之路的,您不是这样吗?
徐皓峰:青春时我对文学有阅读障碍,看不下去经典文学名著和文史哲的书。那时我是一个看议论文的人,鉴赏不了文学。写小说后,更不愿看,怕受别人影响,写不出自己的东西。这些话过去不敢公开讲,太露怯。我对文学的理解,完全是通过写作,逐渐形成感觉。写到了,才看明白:原来作家的得意之笔在这里。此前总是理解偏,看不出别人好在哪。
我的小说是练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
我当过很长时间的记者,一直用笔记录,不论走到哪,总是带着个本子。我不相信录音笔,一边采访一边记,感觉最准,用录音笔,感觉至少减掉一半。那时一星期会有四五天在外面采访。
不重写,总觉得亏欠了生活本身
北青艺评:您为什么要重写《大日坛城》和《国术馆》呢?
徐皓峰:《大日坛城》是10年前的旧作了,当年之所以要写它,主要有三个因素:其一,吴清源的《自战百局》,虽然讲解的地方不多,却如小说精读,曾引起很大反响;其二,唐朝密宗的《大日经》;其三,宫本武藏的《五轮书》。
当时我想,把围棋盘、曼陀罗和五轮书结合起来,用文学的力量让三者发生关系,这多有意思。那时我还是靠创意来写小说,文学功力太弱。10年后再看,觉得很惭愧,原来那三本书,哪一本我也没看懂。现在觉得懂了,所以我要重写。也许再过10年,我又会感到惭愧,发现我今天的“懂”,不过是瞎蒙。
至于《国术馆》,写于12年前,当时我还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中的一员,受他影响,在创作中更多关注两点:其一是性,其二是长段子。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时代新风”,但它破坏了小说原有的文本。
12年后,发现写性已成消费,而长段子式的小说比比皆是。
我们这代人的局限性是,崇尚现代主义,却只受过写实主义训练。中年后,再看当年的“时代新风”,发现曾经最时髦的写法并不适合这篇小说。《国术馆》取材于现实,曾进行过大量采访。不重写总觉得亏欠了生活本身,所以这次去掉了那些“时代新风”。
北青艺评:您还是道教研究者,这对您小说创作产生了怎样影响?
徐皓峰:早年只有两本道教专业杂志,即《中国道教》《上海道教》,我在上面都发表过文章。按大学设定的标准,只要在专业杂志上发表3篇以上的论文,就可以算是最低档次的专业研究者了,我恰好凑够了这个数。
这对写小说倒没太大影响,但差点改变了我的生活。上海一家与道教相关的出版社曾找到我,说拍电影没意思,给我们当编辑来吧。这对我确实很有诱惑,我曾非常认真地想,是否接受邀请。
我正式发表过5篇道教论文,但都是杂文化的论文,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
武侠片要生存下去,应该诞生一批大编剧
北青艺评:您写了很多武侠小说,导演了许多武侠电影,但“武侠热”似已消逝,您怎么看?
徐皓峰:武林和武侠文化是臆想出来的、庞大的脉络,上世纪80年代有武侠小说后,存在时间非常短,当时北京街头有好多租武侠小说的摊位,但两年后,这些书就租不出去了。“武侠热”很快被学术热、音乐热、现代美术热等盖过去了。大家把它聊成一个源远流长的脉络,其实它是昙花一现,从来不是一个可延续的主流文化。
把武侠背景说成一座高山,所以我的出现,似乎也成了高山的一个重大转折,但这个高山并不存在。
武侠片作为类型片,已经被其他的类型片稀释掉,你看现在西部片基本就没有了,因为原有的西部片内涵在新的时代已经不成立,观众完全不感兴趣了。如果长期不注重武侠片的内涵更新,武侠片会逐步消失。
北青艺评:如何才能让武侠片不消亡?
徐皓峰:武侠片要生存下去,必须写出完整的故事,而且故事要切合时代的一种大众情绪,这样才能和当今的人发生作用。
武侠片的拍法已经全世界都承认了,下一步,武侠片必须建立自己独特的文戏,就像是希区柯克的惊悚间谍片,或者是美国的黑色电影,主要是胜在文戏,然后才能作为一个能延续下去的类型。所以武侠片要生存下去,应该诞生一批大编剧。
北青艺评:您一边拍电影,一边写小说,会不会觉得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少,也许不久的将来,它就会死去?
徐皓峰:在美术史上,早有人高呼绘画死了,但喊了几百年,绘画仍在。电影诞生时,人们也在喊,歌剧、芭蕾舞将灭亡,因为电影是更便捷的艺术形态,可今天歌剧、芭蕾舞仍存在,也仍在发展。电影与小说是不同的媒体,给人带来的感官刺激完全不同,人类需要阅读,阅读会产生不同的快感。当然,小说可能会变得更小众了,但小众也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