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至9月，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在山西省大同与蒋军展开了一场持续多日的鏖战。
当解放军向大同城外的南大庙进攻时，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怎么对付敌人的坦克。
蒋军经常出动数十辆坦克，以猛烈的火力疯狂射击，让解放军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
这些坦克，是阎锡山从投降的日军手里接收过来的。
坦克的驾驶员和炮手、机枪手都还是日本兵，原班人马，技术熟练。
那些日本兵是渴望回国的，但是回国无望，不得已，就在他们长官的一声令下，编入到阎锡山手下晋军的序列里了。阎锡山给了他们优厚的待遇，加之他们又存在着一种“活一天算一天”的心理，所以就豁出命干了。
日本造的坦克，吨数并不重，其形象也不那么吓人。但不管怎么说，它是钢骨铁壳的“活动碉堡”，机枪和步枪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子弹打上去，也不过是在它的钢板上留下一点痕迹而已。手榴弹对它也毫无作用。
解放军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重炮，即使有那么几门步兵迫击炮，炮弹也少得可怜，在第一次向南大庙进攻的时候就全部打完了。
攻打南大庙的，是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八旅。这支部队来自于冀中，一部分战士是游击队员出身，擅长地道战，机智勇敢，在抗日战争时期名头是很响的。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跟坦克较量过，也没有见过这怪模怪样的铁家伙。面对着敌人坦克的威慑力量，他们一筹莫展。
从太阳出山，到太阳落山，南大庙的战斗，始终处于僵持的局面。
指挥南大庙战斗的是第八旅副旅长宋玉琳（1955年授少将军衔），仗没有打好，他有些沮丧。
他感到这指挥所里实在是闷热，其实也是由于心里焦躁所至，于是决定走出屋子，在外面散散步、透透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此时天已经黑了下来，眼前一切景物都变得模糊不清。
宋玉琳一边继续思考着对付敌人的办法，一边信步往前走去。没想到一脚踩空，他突然失去重心，一头栽倒下去，重重地摔了一跤。
宋玉琳在黑暗中用手一摸，这才发现自己刚刚不小心踩到一条沟里，好在身上并没有摔伤。
他心中自嘲：“一条小土沟，让我摔了个大跟头，可真够狼狈的。”
这时，他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竟由自己不小心摔的这一跤悟出一个破敌之策：要想拿下南大庙，关键的是如何能够使敌人的坦克就范，为什么不在南大庙的背后挖一道反坦克壕呢？没有坦克的掩护，敌人的步兵不就好打了吗……
他思虑再三，终于拿定了主意，兴奋地做了一个坚定的手势，立即返回营指挥所，命令一名参谋：“快，要前线指挥部！”
电话很快接通，前线指挥部讲话的，正是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现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杨成武。
宋玉琳说：“司令员，南大庙老是拿不下来，关键是敌人有坦克支援。”
杨成武说：“这我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对付敌人的坦克，你能想出办法吗？”
宋玉琳说：“我有办法了！在南大庙的北面300米的地方，挖上一条壕沟，就是反坦克壕，三米五宽、一米五深、五华里长就完全够了……”
“什么时间开始行动？”
“今天晚上就动手。”
“这么大的工程量，你要用多少部队？”
“三个营足够了。”
“你们需要挖多久？”
“我们打算在天亮以前就完成全部的土工作业。”
杨成武还是审慎地问道：“宋玉琳，你能够作到人不知鬼不觉吗？”
“没问题，”宋玉琳满有把握地说，“那是一大片空地，夜色跟锅底一样的黑，人走到对面都看不见。再说，我们挖反坦克壕的位置，离敌人少说也有四里路的距离。另外，我们要给部队宣布一条严格的纪律：不准喧嚷，不准抽烟……”
杨成武高兴地说：“就照你说的去办！”
宋玉琳马上组织部队实施，三个步兵营，900余人，利用墨染一样的夜色，悄悄地运动到南大庙的背后。
在300米处，部队一路横队展开。这一带都是较为松软的黄土地，非常适合土工作业。
挖土的时候，不用担心会碰上岩石，土质也不坚硬，每一锹下去掘起来的黄土不松不散，如同一块厚实的大方砖。
把那“大方砖”累砌到壕沟的一侧，又形成了一道土墙。
挖土不费劲，但当挖到一定的深度，把土方堆放到沟沿上，却要付出很大的力气。
因为有时间的限制，战士们不能歇息，必须争分夺秒地干。人人都两臂酸痛，汗流浃背，有人索性光着膀子干。
结果，他们竟比预定的时间就提前挖好了五里长的反坦克壕。
副旅长宋玉琳带着挑剔的眼光，亲自检查了几遍后，满意地说：“乌龟壳子，有能耐你们就来试试！”
天亮以后，蒋军的“乌龟壳子”果然来了。
第一辆坦克没有警惕，轻而易举地就陷进了反坦克壕里。
坦克里的驾驶员不论怎样地加大油门，坦克屁股后边即使冒出多大的黑烟，也无能为力，彻底瘫痪在那里了。
这个时候，跟在坦克后面的蒋军就遭到了解放军火力的杀伤，侥幸活下来的一部分士兵，就四散溃逃了。
此后，蒋军的援兵就再也没有从大同城里出来。这一来，解放军就放心大胆地围困了南大庙。
在副旅长宋玉琳的指挥下，八旅指战员终于在第二天上午一举攻克了南大庙，直逼大同城下。
战斗结束后，将士们纷纷称赞：宋副旅长不小心摔了一跤，摔得还真值，悟出了一个巧妙的破敌之策，把敌人的先进武器打成了“死乌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