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边疆时空】张朝阳｜东汉时期胡人已深入长沙
张朝阳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2010），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兴趣广泛，包括秦汉史、法律史、出土文献、中外文化交流史等。
长沙五一广场于2010年出土了6862枚简牍（以下简称“五一简”），是东汉长沙郡及临湘县的档案文书。最新刊布的一批简牍中，有一则珍贵的中外交流史料，录文如下：
为良民，财物付苟瑟丐瑟，钱十万，谢胡松十万，根知妻劳以外国俗烧丧?，更嫁为罗调妻，带当勉为民。有书案解：不处苟瑟与根知有亲无，根知何故以钱（《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简522，中西书局2018年版）。
该资料表明，外国侨民曾深入汉王朝中南腹地，值得深究。我们需要厘清以下5点信息，以便挖掘史料所蕴含的重要史实：
（1）人名与人物关系。一共出现了6个人名：“苟瑟丐瑟”“谢胡松”“根知”“带当”“劳”“罗调”。这些名字显然不类汉人，很像是音译的外国人名。这些人因为死者“根知”而联系在一起，其关系结构如下。A）财产关系：“根知”是死者；“苟瑟丐瑟”和“谢胡松”是遗产受益人；B）婚姻关系：“劳”是“根知”遗孀；“罗调”是“劳”再婚丈夫；C)主奴关系：“带当”是“根知”家庭奴婢（详见后文论证）。
（2）丧葬习俗。文书提到“以外国俗烧丧?”，即就是按照外国习俗火葬死者。华夏人信仰入土为安，盛行土葬。典籍中虽偶有火葬记载，但都是作为非我族类的奇风异俗，为华夏人所不屑。例如《墨子?节葬下》：“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退，然后成为孝子。”东汉时代的汉人不太可能“以外国俗烧丧?”。因此，笔者认为确信所涉人物皆为来华外国侨客，即当时人所说的胡人。
（3）奴婢放良。“带当勉为民”一句何解？笔者认为“带当”是人名，“勉”的意思则略为曲折些。“勉”的本义为尽力，但经常通假于“免”字。例如《大戴礼·曾子立事》：“七十而无德,虽有微过,亦可以勉矣”。 这里的“勉”通假“赦免”之“免”。由“赦免”，“免”引申出放良奴婢之词义。汉初《亡律》有：“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东汉《太平经》亦曰: “奴婢顺从君主，学善能贤，免为善人良民。”所以“带当勉为民”应该理解为：将（奴婢）“带当”放良为民。有此权力的显然是“根知”，而“带当”是随同来华的胡奴。
（4）寡妇再嫁。“根知”有遗孀名叫“劳”。“劳”火葬了“根知”之后，再嫁“罗调”。汉代寡妇再嫁为法律和习俗所许可，本不足为奇。但“劳”是模仿汉俗，还是其母国本有再嫁之俗？既然不接受汉人土葬而保留火葬，可见“劳”固守本民族风俗，再嫁很可能是其固有之旧俗。此外，按汉俗，妇人再嫁有权带走财产，至少包括自己的嫁妆。汉《二年律令》规定：“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复取以为户。弃妻，畀之其财。”但案例中的“劳”似乎没有带走“根知”任何遗产，显然她的再嫁并非效法汉俗之结果。
（5）遗产分割。“根知”（临终前）曾将大笔财产转给他人：10万钱给了“苟瑟丐瑟”，10万钱给了“谢胡松”。20万是一大笔钱。当地物价如下：“牛二头直钱万二千”“布九匹，匹直钱三百”。20万钱可以购买33头牛或666匹布。这一大笔钱的分配或许就是引发纠纷的原因。
从财产较多以及役使奴婢，可知“根知”颇为富裕。简牍开头明言“为良民”，可见这些人（“带当”除外）不是胡奴，似乎是胡商。仅一个案例就牵扯到6人，又可见他们人数不少。这些人来自何方？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印度文化区之佛教徒或耆那教徒。
首先，“以外国俗烧丧?”表明“根知”等人既是外国人又施行火葬，而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的，最有可能是印度文化区。虽然先秦典籍提到华夏边缘的个别部族曾有火葬之俗，但东汉时代，这些部族或已消失或已内属，不属于“外国”。我们还可以排除当时非常活跃的中亚大族-粟特：粟特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死后流行天葬，排斥火葬。该教经典之《文迪达德》(Vendidad) 第5章45节训示说：将死者放在鸟兽出没的高山顶上, 让狗噬鸟啄。因此，我们把目光投射到与东汉交往频繁的印度文化区。
印度人相信燃烧尸体能使死者升天，而印度产生的各大宗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皆实行火葬。如《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344-413）卒于长安,“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这受印度影响的文化区在当时非常广袤：贵霜帝国统治着印度西北地区并把佛教传布到中亚；中部、南部印度并存很多政权；同时东南亚还有若干印度化的移民据点。这个空间构成了“根知”来源地的最大可能区间。
其次，根据“根知”遗孀改嫁他人，可以进一步排除婆罗门教徒。该教禁锢女性，主张从一而终，禁止寡妇再嫁，甚至鼓励自焚殉夫（萨蒂Sati）。例如婆罗门教《摩奴法典》明确宣布妇女无权再嫁：“对于一个有德的妇女，本法典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嫁二夫的权利（第5章162节）。”这样看来，“根知”等人应该是佛教徒或耆那教徒。两者对妇女的态度皆较为开明，赋予女性一定的自主，允许妇女离异、再嫁。
除此之外，考虑到湖南汉墓出土有若干胡人俑，胡人侨居长沙郡应该有一定的历史，“根知”等人应该不是孤立的个案。例如， 1973年常德南坪东汉“酉阳长”墓出土有胡人顶灯俑，该俑高鼻深目，赤身裸体，头顶灯盘，跣足倨坐，一派“非我族类”的形象。1976年衡阳县道子坪1号东汉墓又出土了胡人牵马俑，该马夫高鼻深目，颌下胡须蜷曲，耳朵上还带着耳环，充满异域风情。长沙出土简牍中还见到“胡客”买酒，“酒孰，胡客从宏沽酒一杅，直卅”。（五一简 366）临湘市场上还出售胡果，“胡果一斗，直十五”（五一简370）。这些资料佐证了五一简522所记录的外侨历史。
因此，笔者认为，在东汉时代，胡人曾深入长沙。他们很可能来自印度文化区，信奉佛教或耆那教，有一定的人数，组建有家庭，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习俗。他们为何而来，又如何而来？囿于现有资料，暂无法回答，但或许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联。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19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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