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第19届全国高校土地资源管理院长（系主任）联席会暨2020年中国土地科学论坛上，四位省内外公共管理学“大咖”，对用好“寸土寸金”的中国土地资源，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跟随记者，听一听专家们都说了些什么——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丁煌：公共管理发展进入新阶段——公共治理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丁煌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命题提出后，很多学科都尝试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进行阐释，土地资源管理也大量涉及公共资源管理。
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发展进入新阶段——公共治理（governance）。理论上，国家治理是公共管理本源的研究，是有理论基础的，是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定形态。公共管理学科实际上有三大变动。最简单的判别标准是主体的变化。公共管理想要构建的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格局中，“共”指的就是多主体。
因此，治理理论可以参考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基于科学理论指导、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规律的国家治理；二是公共治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三是多元化公共管理主体间存在权力相互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公共管理语境下的政府在公共管理系统中扮演“元治理”的角色。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冯淑怡：我国农村集体收益中土地收益占比很高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冯淑怡
中国农村土地存在大量增值收益。无论从理论上说“土地是财富之母”，还是从现实中说农村土地确实是农村最基本、最重要的财产。近年来，我国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在进一步增加农村集体土地的增值收益，推动土地资产从“沉睡”到“盘活”。
根据我国基本制度安排，农村土地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掌握着大量的增值收益。村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是代理村集体成员在管理和使用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一方面，我国农村大部分资产主要依附于农村土地，是从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转化而来。另一方面，集体收入有一部分由出租经营性建设用地承担。所以，农村集体收益中土地收益占比很高。
作为村经济组织的成员，怎么充分保障分享收益的权益？要最终优化农村集体土地治理路径，我们认为可以从充分界定农村集体资产剩余索取权、提高农民“两权”匹配程度、提高管理着“两权”匹配程度三方面入手，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治理主要路径。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龙花楼：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关联土地利用转型和乡村振兴的纽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龙花楼
土地利用转型指的是土地形态的时空变化。因此，土地形态是土地利用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土地利用形态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相对应的，也就是，不同时间的土地利用形态都对应这个区域特有的经济发展阶段。
乡村重构是为了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资和非物质要素，从而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优化地域空间格局，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内部功能的提升，城市与乡村间结构的协调和功能互补的过程。
我认为，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关联土地利用转型和乡村振兴的纽带。在乡村社会经济重构过程中，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必然会带来地域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人口、土地、产业三个核心要素的组合调控，影响乡村的经济形态、空间形态、社会形态，进而实现乡村重构，实现乡村振兴。
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军：贵州森林等公益性资源保护支出增长显著
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然资源资产在具体制度和体制方面，也都进行了各项改革。其中，为明确委托代理行使所有权的资源清单、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机制，贵州、福建、江西、海南四省成为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的试点。
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了三个结论：贵州森林等公益性资源保护支出增长显著，但仍存在投入不足；矿产资源地方收入不足以抵偿矿产资源保护等专项支出；土地出让收入支出年均有一定剩余，其中民生性支出比重逐年上升。
因此，建议严格依据公益性资源区划，将公益类国土面积与经营类国土面积规划分类，茶语管理机构的职能严格分开，适合经营的自然资源按照特许经营方式委托专业公司和机构经营，特许收入作为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用于公益性资源保护。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赖盈盈
编辑 孙远铭
编审 王璐瑶 李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