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心目中，西晋是一个以短命和混乱而著称的朝代。实际上，西晋也曾有一段世人称颂的“治世”，这就是司马炎刚登基时候的“太康之治”。
所谓“太康之治”，由于其发生在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年——289年）而得名。这段历史又被称为“太康盛世”、“太康繁荣”。说句实在话，它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比起来可实在不怎么样。这个盛世是一个暗流涌动的盛世，它建立在流沙之上，根基不牢，一旦有点什么情况就会崩塌。
司马炎
司马炎虽然登基称帝，但是却并不能安卧。在外还有东吴在南割据一方，北面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是急需解决。在内，为了完成取代曹魏的事业，从司马懿开始一直到自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世家大族个个人心不安，惶恐万分。尤其是曹氏子弟更是急需安抚的对象。
为此，司马炎刚等级就下诏让已经被废为陈留王的曹奂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他还让刘禅的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缓解了这些世家大族们对西晋政权的恐惧乃至反感。西晋攻灭东吴孙氏政权后，三国复归一统，历经了长时间战乱的广大群众终于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晋武帝司马炎首先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一、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严禁私募佃客。二、招募原吴、蜀地区人民北来，充实遭受战火蹂躏的北方。三、废屯田制，使屯田民成为州郡编户。《晋书·食货志》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在促进农业生产、加强财政制度等诸方面中最重要的措施，莫过于占田令。
西晋统一局面
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颁布占田令“以名占田”，分王室、官员及平民三种。（1）王室：王、公、侯，应以封国为家，但可在京城有房屋一栋。大国国王得郊田15顷、次国得10顷、小国得7顷；（2）官员：依照官员的品第准许其占据一定面积的田地、荫客数及荫户数；（3）平民：人民向国家登记户口，并呈报所占田亩数。占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70亩，女子30亩。可以见得，占田制既保护了政府收入，又保护了士族特权。占田制在曹魏原来屯田制破坏后，允许农民占有开垦无主荒地。对于贵族官僚而言，确认与保护他们的已占有的大量土地与人口，从制度上保障了其经济利益。干宝的《晋纪总论》中对“太康之治”有一段记载：“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可见在太康年间，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相比于战乱期间，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权贵的利益也有了某些保证。
八王之乱
为了笼络人心，司马炎大封功臣，而且和当年的西周、西汉一样对子弟进行分封。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诸王手握兵权，对中央不利。对此司马炎也想到了，他想用当年汉武帝的推恩令，让大国最后都变成小国。可是他在位的时间太短了，这项措施没有能贯彻下去。而且建国之后晋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挥霍无度，奢侈成风，边境少数民族也虎视眈眈。这些都是所谓盛世之下的隐忧。后来赵王司马伦篡位，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等人纷纷起兵，各地的都督也趁机以“清君侧”的名义试探中央的反应，最后造成八王之乱，国家分裂。再加上边疆的少数民族内迁，更是容易让他们在乱世有机可乘最终酿成了五胡乱华。可以说司马炎的太康之治不仅名不副实，还为子孙留下了很多的问题，乃至于成了国家动荡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