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初期百姓经历了数十年大战，百废待兴，高祖便与萧何定下休养生息之策，以黄老的无为思想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到了汉文帝时期，是汉朝经济政治的转折时期，在文帝和朝中君臣的治理下，二十三年间，国家发生了极大的发展，为后来武帝时期对匈奴战争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司马迁曾评价汉文帝："汉兴，至孝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癛癛乡改正服封禅也"。司马迁评价文帝仁德，为盛世打下根基。《孝文本纪》中赞扬文帝说"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 。自孝文帝以后，汉朝政治"家风"开始传承。
一、 汉文帝专以德治天下
1、汉文帝自身德行高尚
文帝是刘邦第四子，文帝未即位时，正直诸吕叛乱，汉朝名将周勃，陈平等人平定叛乱后，文帝的恭谦有礼的谦逊品德在朝中有极高的声名，因此也就被拥立为帝。而文帝从小跟随薄太后长大，在思想观念，处世态度，和价值观都受到母亲谦让，内敛，仁孝的影响。登基后的文帝倡导节俭，宫中费用花销二十多年未曾增加，宫中宫女自己纺织，文帝更是带领群臣作表率，一切以百姓生计为中心。
文帝体恤孤寡，对于相关的孤寡人群给予了极大的抚恤。《孝文本纪》中言："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如何？"。文帝在位时积极减免税收，来缓解百姓压力，汉初盛行"黄老之学"，文帝认为繁杂的礼节只是看着文雅，却白白耗费民力，因此下令一切从简。
2、施政方针上德行贯穿多个方面
文帝执政期间，在军事上秉持着慎用武力的原则，致力于减少战争，来保障和平。他积极遣使和匈奴沟通，订立和亲政策，希望以此来达到和匈奴和平共处的局面。同样的，《史记》中记载："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不能宁息，四荒之外不能不安其生，二者之咎，皆朕之薄德而不能远达也"文帝认为自己德行不够才导致四方战乱为此不安，所以积极实行仁政。
同样的，在刑罚律法上，文帝也秉承了德治的观念，汉代以前刑罚种类极多，关于肉刑的多达百种，文帝十三年废除肉刑。《史记》记载"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因此文帝断狱都主张从轻处罚，一切的判定都是主张以教化为主，教导犯人改过自新。
文帝对所有的罪过都怀着一种悲悯的心态，他将一切人的错误归咎于自己的德行不够，而无法安定天下，让百姓从此安乐。文帝的大爱和大德具有普世行，以社稷为重，具有尧舜之遗风。
文景之时 ，人们就高度评价文帝之德，从景帝、武帝、元帝时到东汉班固 ， 汉人也都称颂文帝盛德。司马光曾言，汉文帝庙号"太宗"符合《礼》 "宗有德"的规范。元朝王桢说： "文帝所下之三十诏 ， 力田之外无他语，减租之外无异说，逐末之民，安得而不务本？ 太仓之粟安得不红腐？"清代 ， 文帝被评价为"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文帝之名历朝历代皆承认。由此可见，文帝"施德惠天下"之举有多么大的力度。
二、 汉朝"家风"自文帝始
1、罪己诏成为文帝后汉代惯例
文帝好"黄老之学"和以及"刑名之言", 刘向在《正失》中言文帝"本修黄老言，不甚好儒术，其治亦尚清净无为"。这使他经常忧虑政治有无效果，从而借以灾异来针砭时弊，更改政治中不合理的因素。
在汉代，我们时常可见汉代皇帝在天生异象或者地方遭遇大灾难时，都会下道罪己诏来自我反省自己在治国理政中的过失，此举看似可以认为是皇帝作秀，以此来获得百姓的信任，从而减少地区因不满朝廷而造反的可能。但在文帝时期汉文帝时的日食、地震、水旱以及年谷不登等都比武、昭、宣、元、成、哀、平时期少，但是汉文帝仅仅因为一二次日食和年谷不登就下诏自责，董仲舒的天之谴告说也不过如此。
文帝下罪己诏，更改时政，极大的利用灾异之说，进行对内的改革，有效防止朝廷中的反对派，能保障文帝德政的平稳推行，减少阻力，更好的利于改善百姓生活。汉皇帝以灾异纠 时弊之政治措施很多。据 《西汉会要》,汉文帝的政治举措，如整顿管理举贤良方正、选拔孝廉廉、 尊高年赐牛酒布帛、赐孝弟力田钱帛、恤鳏寡孤独、 劝农桑、减轻徭役，振贷贫民、募民入粟、弛山泽等在后来多得到遵行，成为汉代政治之常例。
2、罪己诏多惧词
文帝、光武帝、明帝等在日食时的自责诏，这些诏书多自责"吾德薄致灾"、"朕之失德"、"朕之不德"等，把自然灾祸和社会动乱都引于自身。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忧惧、战战兢兢、小心谨慎、畏惧天人 。《元帝纪》中元帝诏书自责"元元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政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 "
在文帝时此举被用来进行政治革新，而到了文帝后，尤其是武帝后，儒家受到重用，大臣就会借用文帝时期罪己诏来约束皇帝。自然变异有自身原因，不是上天有意之谴责即天谴，但是灾对皇权是一种很重要的制约力量，因此在诏文中要表达对上天敬畏，才能有效抚慰百姓，安定政治。
三、 结语
《食货记》中东汉荀悦评论说："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 "。汉代历代皇帝都注重百姓民力，赋税在历代王朝都是较低的，而文帝时期，是汉朝盛业的开始，在文帝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上，为后来的盛世打下基础，具有极大的基础作用，正是如此，才形成了文帝以后，"施德惠天下"的政治局面，才有了文帝以后，以德治国的汉朝政治的"家风"。
参考文献：
1、《孝文本纪》
2、《史记》
3、《食货记》#文帝#汉文帝#司马迁收藏
文帝体恤孤寡，对于相关的孤寡人群给予了极大的抚恤。《孝文本纪》中言："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如何？"。文帝在位时积极减免税收，来缓解百姓压力，汉初盛行"黄老之学"，文帝认为繁杂的礼节只是看着文雅，却白白耗费民力，因此下令一切从简。
2、施政方针上德行贯穿多个方面
文帝执政期间，在军事上秉持着慎用武力的原则，致力于减少战争，来保障和平。他积极遣使和匈奴沟通，订立和亲政策，希望以此来达到和匈奴和平共处的局面。同样的，《史记》中记载："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不能宁息，四荒之外不能不安其生，二者之咎，皆朕之薄德而不能远达也"文帝认为自己德行不够才导致四方战乱为此不安，所以积极实行仁政。
同样的，在刑罚律法上，文帝也秉承了德治的观念，汉代以前刑罚种类极多，关于肉刑的多达百种，文帝十三年废除肉刑。《史记》记载"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因此文帝断狱都主张从轻处罚，一切的判定都是主张以教化为主，教导犯人改过自新。
文帝对所有的罪过都怀着一种悲悯的心态，他将一切人的错误归咎于自己的德行不够，而无法安定天下，让百姓从此安乐。文帝的大爱和大德具有普世行，以社稷为重，具有尧舜之遗风。
文景之时 ，人们就高度评价文帝之德，从景帝、武帝、元帝时到东汉班固 ， 汉人也都称颂文帝盛德。司马光曾言，汉文帝庙号"太宗"符合《礼》 "宗有德"的规范。元朝王桢说： "文帝所下之三十诏 ， 力田之外无他语，减租之外无异说，逐末之民，安得而不务本？ 太仓之粟安得不红腐？"清代 ， 文帝被评价为"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文帝之名历朝历代皆承认。由此可见，文帝"施德惠天下"之举有多么大的力度。
二、 汉朝"家风"自文帝始
1、罪己诏成为文帝后汉代惯例
文帝好"黄老之学"和以及"刑名之言", 刘向在《正失》中言文帝"本修黄老言，不甚好儒术，其治亦尚清净无为"。这使他经常忧虑政治有无效果，从而借以灾异来针砭时弊，更改政治中不合理的因素。
在汉代，我们时常可见汉代皇帝在天生异象或者地方遭遇大灾难时，都会下道罪己诏来自我反省自己在治国理政中的过失，此举看似可以认为是皇帝作秀，以此来获得百姓的信任，从而减少地区因不满朝廷而造反的可能。但在文帝时期汉文帝时的日食、地震、水旱以及年谷不登等都比武、昭、宣、元、成、哀、平时期少，但是汉文帝仅仅因为一二次日食和年谷不登就下诏自责，董仲舒的天之谴告说也不过如此。
文帝下罪己诏，更改时政，极大的利用灾异之说，进行对内的改革，有效防止朝廷中的反对派，能保障文帝德政的平稳推行，减少阻力，更好的利于改善百姓生活。汉皇帝以灾异纠 时弊之政治措施很多。据 《西汉会要》,汉文帝的政治举措，如整顿管理举贤良方正、选拔孝廉廉、 尊高年赐牛酒布帛、赐孝弟力田钱帛、恤鳏寡孤独、 劝农桑、减轻徭役，振贷贫民、募民入粟、弛山泽等在后来多得到遵行，成为汉代政治之常例。
2、罪己诏多惧词
文帝、光武帝、明帝等在日食时的自责诏，这些诏书多自责"吾德薄致灾"、"朕之失德"、"朕之不德"等，把自然灾祸和社会动乱都引于自身。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忧惧、战战兢兢、小心谨慎、畏惧天人 。《元帝纪》中元帝诏书自责"元元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政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 "
在文帝时此举被用来进行政治革新，而到了文帝后，尤其是武帝后，儒家受到重用，大臣就会借用文帝时期罪己诏来约束皇帝。自然变异有自身原因，不是上天有意之谴责即天谴，但是灾对皇权是一种很重要的制约力量，因此在诏文中要表达对上天敬畏，才能有效抚慰百姓，安定政治。
三、 结语
《食货记》中东汉荀悦评论说："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 "。汉代历代皇帝都注重百姓民力，赋税在历代王朝都是较低的，而文帝时期，是汉朝盛业的开始，在文帝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上，为后来的盛世打下基础，具有极大的基础作用，正是如此，才形成了文帝以后，"施德惠天下"的政治局面，才有了文帝以后，以德治国的汉朝政治的"家风"。
参考文献：
1、《孝文本纪》
2、《史记》
3、《食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