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剑以专杀是宋代时出现的，当时并不是什么制度，而是临时措置.宋仁宗庆历（1041至1048 年）时，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上备边六事，其第一事是驭将帅，讲到驭将以威的时候，举曹彬、李汉琼讨江南，宋太祖赵匡胤召曹彬至前，立李汉琼等于后，授以剑曰：“副将以下，不用命者得专载之”的例子。
认为，"太祖虽削武臣之权，然一时赏罚及用财集事.皆听其专，有功则赏，有败则诛”。因此提出“自今命将，去疑信，推恩恵，务责以大效，得一切便宜从事。偏裨有不听令者，以军法论，此驭将之道也”,这里讲的宋太祖授剑，并没有说是尚方剑，也没有提到有隆重的授剑仪式，更不是典制所规定的制度，只是一种权宜。
一．为什么传说中尚方宝剑很珍贵
1.尚方宝剑权利巨大，相当于皇权专政
采取重典治国的策略，不遗余力地推行专制政策，对所有威胁皇权专制和社会稳定的各类人物实施打击，以致大开杀戒。朱元璋不允许臣下专断，更怕臣下欺瞒，认为：“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七。因此，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
他将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当然不允许臣下有"专断”、“专杀”权永皇帝专控权力，使中央和地方政。军、监各部门缺少独立办事能力，在和平安定时期，这种文书上下传递。待批审议，只是耗费时日、浪费资财，还不至于出现大的祸乱。
然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之时，这种制度的弊病就显露出来，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臣下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2.社会政治的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需求
基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需要，辽萧太后东京留守耶律抹只以“西南路招讨使大汉剑，不用命者得专杀”，在辽宋战争中，诸将的各自为战，击败宋军，并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基于此，史家认为：“汉世户口殷盛，刑务简阔，郡县治民。无所横扰，劝赏成刑，事多专断，尺一诏书，希经邦邑，龚.黄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伪繁起, 民减昔时，务多前世，立绩垂风，难易百倍”。
认为应该授予在外军政官员一些专断的权力，如此则会“用功寡而成器多”。为了应付国内动乱和外患，历代王朝在一定的情况下授予一些将领和地方大员以专断、专杀大权，本来是迫不得已的事，因此在局势有所稳定时，收回专断、专杀权力便成为王朝的当务之急。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始终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要点和三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主要表现在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和由中央直控的监察制度上。三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与人治的矛盾，二是官僚分职任事与皇权专制的矛盾。三是统治阶层的权力和财产分配的矛盾。这些矛盾直接影响官场的风气。
在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官僚秩序初建，君主和官僚均拥有很高的个人成信和名望，故这三种矛盾还不突出，官场风气还不至于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随着官僚秩序的巩固和官僚队伍的扩充。君主的威严还在，而官僚威信却随着人事的更替而变动，三种矛盾也就变得十分突出，官场的排挤倾轧、争权夺利也变得非常激烈，官场的风气也随之败坏，官僚们那种对权和利的欲望也从各方面表现出来.賜尚方剑制度的出现与实施，充分体现了上述要点和矛盾。
二．浅析明朝时的中央集权
对于明朝专制集权制，迄今为止溢美之词较多。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 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
当然更多的人还以明朝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汉文化的复兴来证明明代的专制主义的集权制。笔者认为，这种高度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遏制了封建国家政府行政行为潜力的充分发挥，特别是当所谓那些“明君”、“贤君” 消亡以后，这种制度就使国家机器陷于一种瘫痪状态而无法运转，从而阻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封建制度自盛转衰。
明朝高度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使得皇帝成为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没有他们,政府机构就不能运转。皇帝成为国家机构这一杠杆运动的支点，他们既是皇权的象征，同时又是需要日常亲政以决定和推动治理庶务的这一套制度的行政官员。
如果缺少这一环节，即假设皇帝缀朝或驾崩,这套制度就难以运转，要么就是某种并不合乎人意的替代物来替代皇帝自己的统治行为，即出现宦官或外戚干政，这样就会使统治出现危机。明朝的高度集权，打破了经过隋唐几代苦心营造起来的正常运转的文官体制，即三省六部掌国家政令的封驳及制订敕、策及议决国家大事，而九事三监奉政令具体处理庶务这一体制。
在这种体制中，如果最高统治者一皇帝缀朝或病亡，国家机器会照常运转。而明则不同，因为明所建立的体制使得政务无论大小，都得由皇帝一人决断。这更说明，如果明朝皇帝赐给一个人尚方宝剑，对于那个人来说是一种极高的殊荣。
实际上,隐藏在明代集权制度背后的是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极其广泛的事务中都能做到作出精明的决定,从任命数以千计的各级文武官员到全面或细小的政策的修订，尽管许多时候只是动手盖一下玉玺，可没有一个玉玺印，什么事都办不成,而且有许多重大的事情如边防问题、赋税问题等，皇帝都得作详尽而周密的考虑、分析，然后作出决定。
如此庞杂事务，即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无法办到。故而我们今天对明初废除丞相制不得不重新进行认真的思考，高度集权制是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然而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是一样有利？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明朝高度集权制同样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进而影响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作为社会性的人，其本身的发展是要求生存环境的，如清新而宽松的政治空气等。这样,人才会滋长出旺盛的生命力,积极地参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不过，这种清新的空气在明代是不存在的。
明代高度集中的皇权不仅要求人们在行为上服从皇帝，而且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也不能有任何不利于皇权集中的言行出现，君主试图用一条看不见的线束缚每一个人，为达到上述目的，明统治者除颁布“大明律”外，还在意识形领域进行强权控制,这一时期，厂卫特务机构的出现即上述皇权思想发展的结果。
从明朝政治史中我们还看到，因高度集权，不信任百官，转而任何宦官，特务机构便由他们把持，宦官多数是呈病态，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対于君主加强皇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只有他们能被紧紧束缚时，才能为某位君主工作,没有这种制约，他们被赋予的广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使得他们在后世君主手下能轻易地滥用自己的权力而损害皇帝利益,破坏国家的形象，为祸于百官，瓦解百姓的士气。
由于宦官控制了特务机构，他们在成祖以后因君主的无能而加剧了政府的腐败，国民的人性更加受到压制。纵观明朝，其社会经济缓缓地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除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影响外,不能不说与人性受到压制，个性得不到发展，使人没有创造性且在高压之下丧失整个国民性有关。
三．总结
总之，尚方宝剑是中国古代人治的产物，它作为专制皇权的象征、皇帝的化身、重臣的利器，在明代曾发生过相当的效用，也被中国老百姓作为对皇权的膜拜、清官断案神器的期盼和民间惩恶扬善的良好心愿搬上戏剧与银幕。
明朝末年，尚方宝剑频赐大臣，钦差巡按四处出巡，来时惊天动地，走后昏天黑地，老百姓哭天喊地。正如主席所讲：“钦差大臣 满天飞！”历史再次表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治产物的尚方宝剑不解决根本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体现中国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