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3.《 易》中卦辞的“德义”
除了从整体上诠释和追寻《易》德及《易》道之外，孔子诠释和追寻《易》德和《易》道还有另外两种方式：一种是从一卦的卦辞入手；一种是从一卦的爻辞入手。在六十四卦的卦辞中，孔子所诠释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干”、“坤”、“损”、“益”等卦的卦辞。相比之下，他对卦的爻辞的诠释则要多得多。下面先讨论第一种方式。
孔子通过诠释一卦卦辞追寻一卦之德的言论，有《二三子问》中的“晋”、“同人”、“谦”“小蓄”、“未济”；有《要》中的“损”和“益”；有《衷》中的“干”和“坤”；有《缪和》中的“困”和“蒙”，等等。在帛书《衷》篇中，孔子把“干”、“坤”两卦视为掌握《易》之要义的主要途径。在八卦或六十四卦中，唯有“干”、“坤”两卦的六爻纯粹是由阳爻或阴爻组成。孔子将其看作是最能体现阳阴、刚柔特性的两卦，认为两者代表了天地的不同变化，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同是在《衷》篇中，孔子认为“干”卦集中体现了“刚”和“方”的德性，它是“汤武之德”的反映；“坤”卦集中体现了“从顺”的德性，是最高的谦让之德(“文之至也”)。虽然“干”、“坤”各以刚柔为突出的德性，但两者的“德”都不会偏向极端，“坤”柔而能“方正”，“干”刚而能“谦让”。孔子说：“坤之至德，柔而返于方；干之至德，刚而能让。”(《衷》)
孔子所关注的另一对卦是“损”和“益”。按照《要》篇的记载，孔子研读“损”和“益”时掩书而叹，对几位弟子说，一定要好好认识“损益”之道，两者蕴藏着“吉凶”的秘密。按照孔子的说法，“益”所体现的是从春到夏万物的生长之道，“损”所体现的是从秋到冬万物的衰老之道。两者一正一反，相反相成。“益”始于吉而终于凶，“损”始于凶而终于吉。君主从“损益”之道中能够认识天地的变化(四时的循环和万物的生老)，也能够认识人间的得失关系。孔子注重《易》的“损益”之道，在《说苑·敬慎》中也可以看到。这里的记载也是说，孔子读《易》，读到“损”、“益”时，“则喟然而叹”。所不同的是，在他身边的弟子子夏，特意问他为什么感叹。孔子回答：“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按照这一回答，孔子肯定的是能够做到减损的人，因为他能够从中得益，而增益的人则会缺失。子夏对这一回答有疑问，反问说：“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进一步解释说：“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从孔子进一步的解释可知，他将“损”之道同谦虚、虚静结合起来，认为谦虚、虚静能够无往而不胜；与此不同，“益”的盛大则容易走向自满，进而走向衰败。《说苑·敬慎》下文记载，孔子与弟子子贡参观周庙，看到庙里的“欹器”，问守庙者它是什么器皿。当他得知是“右坐之器”时，就说他听说这种器皿“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让子路去试验，果其如此。于是，孔子又感叹说：“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贡又问“持满之道”和“损之道”。孔子的回答也是用《易》的“损益”之道，并直接从人的美德上去说。“持满之道”是“挹而损之”；“损之道”是“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对于孔子来说，“持满之道”是“损益”之道，也是“谦”之道。
《易》的“损益”一般是指减少和增加。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论述殷对夏礼、周对殷礼既有损、又有益所用的损益，也是指减少和增加，两者原本都是需要的。但孔子对《易》的“损益”之道偏重于从谦虚上看“损”，从自满上看“益”，表现出明显的重“损”轻“益的”倾向，这与他对《易》的“谦”德的注重不无关系。这就关涉到孔子对“谦”卦美德的诠释。这是孔子在帛书《易传》中又重点诠释的卦辞。在帛书《二三子问》和《缪和》中，我们都看到了孔子对“谦”德的高度赞赏。如在《二三子问》中，孔子解释“谦”卦的“卦”辞“谦，亨，君子有终，吉”，说“谦”是谦卑和顺从。人做到了谦，就一定吉祥；否则，如果他骄傲和傲慢，就一定有凶(“谦一事而四吉，骄一事而四凶”)。正是因为谦吉骄凶，天、地、鬼神和人都厌恶骄傲、热衷谦虚：“天乱骄而成谦，地彻骄而实谦，鬼神祸[骄而]福谦，人恶心骄而好谦。”
在《缪和》中，孔子对“谦”德的诠释，是在回答张射的请教时作出的。张射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自古至今，天下之人“皆贵盛盈”；为什么《易》说君子有谦德就能亨通(“谦，亨。君子有终”)。《缪和》记载孔子回答张射的问题有好几段话。孔子的说明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谦”德上升为天地的法则(“天之道崇高神明而好下，故万物归命焉；地之道静博以尚而安卑，故万物得生焉”)，并同《二三子问》相类似，认为天道、天道、鬼神和人道都厌恶“盈”而赞助“谦”：“子曰：‘天道毁盈而益谦，地道销[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者，一物而四益者也；盈者，一物而四损者也。’”“谦”卦“彖”传与此前四句的说法相类似，但这里记载是孔子说的话。二是将“谦”德同“圣君”、“圣人”、“君人者”、“君子”等联系起来，说他们是“谦”德的提倡者与实践者。如在圣君、圣人那里，他们“卑体屈貌以舒逊，以下其人。能致天下之人而有之，此□[□□]享也。非圣人，孰能以此终?”在君人者那里，他们“以德下其人，人以死力报之。其亨也，不亦宜乎?”在君子那里，他们“能成盈而以下，非君子，其孰当之?”在孔子看来，圣人、君子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位有势，但他们对人又都谦卑、谦和。这既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其成功之道。可见，在对《易》卦的诠释中，孔子对“谦”德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美德和价值。
在帛书《易传》中，孔子还诠释了“晋”、“同人”、“小蓄”、“未济”、“困”和“蒙”(见《缪和》)等卦辞。前四者见之于《二三子问》，而且对其“德”的诠释比较简要。如对于“晋”卦的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孔子有一个总的解释：“此言圣王之安世者也。”对其中的“番庶”，孔子解释：“圣人之莅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灾，民□不伤，甘露时雨难骤降，飘风苦雨不至，民总相觞以寿，故曰‘番庶’。”这一解释，强调圣王遵循自然秩序，就能为百姓带来风调雨顺，使民健康长寿。对“同人”卦的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孔子的解释是：“此言大德之好远也。所行[者]远，和同者众，以济大事，故曰‘[利涉大川]’”。按照这一解释，有大德的人就能和同天下、成就大业。对于“小蓄”卦的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射取彼在穴”，孔子解释为：“此言圣君之下举乎山林畎亩之中也。”强调圣君躬身田野、视察民事。对于“未济”卦的卦辞“未济，亨，[小]狐涉川，几济，濡其尾，无[攸]利”，孔子解释为：“此言始易而终难也，小人之贞也。”强调做事情绝不可先易后难。
相比之下，《缪和》对“困”卦的卦辞(“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和“蒙”卦的卦辞(“蒙，亨。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三渎，渎则不吉。利贞”)之德的解释则稍微复杂一些。缪和向孔子提出一个问题，问孔子天下之人(愚智、贤不肖)都希望“利达显荣”，而《易》的“困”卦说“大人吉”，这是为什么?孔子首先解释，“此圣人之所重言也”。在孔子看来，天道有阴阳、短长、晦明等矛盾性和相反相成性，人道同样如此。他举例说，汤、周文王、秦穆公、齐桓公、勾践、晋文公等都经历过困境，但他们又都在困境中激发自己、成就自己，将困境转化为动力和力量：“夫困之为达也，亦犹[□□□□□□]□。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其此]之谓也。”孔子对“困”卦的卦辞的类似解释，又被保存在《说苑·杂言》中。《杂言》记载了事情发生的场景——孔子及其弟子“厄于陈蔡”。在此困境之下，孔子还弦歌不断，子贡感到不解而提出疑问，孔子用齐桓公等人的故事告诉子贡，人在逆境中会产生勇气(“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智不广；庸知而不遇之”)。当孔子及其弟子摆脱陈蔡之厄时，子贡对同学说，大家不要忘记这次跟随夫子所遭遇到的“此难”，孔子不赞成子贡的说法，纠正说困境能够考验人，能够让人奋发。一些了不起的人正是在逆境中成就了他们自己，“困”卦说的正是这一真理：“恶，是何言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孔子对“蒙”卦的卦辞之德的解释，是在回答吕昌的问题时作出的。吕昌先讲了一个道理，说“夫古之君子，其思虑举措也，内得于心，外度于义，外内和同，上顺天道，下中地理，中适人心……故有嘉命……”，但“蒙”卦的“蒙”不合乎这一道理，却又说“利贞”，这让他困惑不解：“以昌之私以为，夫设身无方，思索不察，进退无节，渎焉则不吉矣，而能亨其利者，固有之乎?”孔子回答说，按照一般的道理，人的品行好(“夫内之不咎，外之不逆，貊貊然能立志于天下，若此者，成人也。”)他就会有好结果；人的品行不好，他就不会有好结果。但一个人的言行如何，并非一成不变(“是则可以也，而有不然者”)。蒙昧者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无知，也能成就自己：“弗知而好学，身之赖也，故曰‘利[贞’。□□]君子于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岂能已哉！日夜不休，终身不倦，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孔子对“困”卦和“蒙”卦之德的解释，都说明他十分强调转不利为有利的积极进取精神。
孔子对卦辞之德的解释和追寻，所涉及的卦辞不多，其中多加致意的是“乾坤”之德、“损益”之德和“谦”德。孔子对“困”卦和“蒙”卦卦辞之德的解释，更是意味深长，可以说是孔子人生的写照。太宰问子贡，孔子是不是圣人，为什么他博学多能。子贡回答说是。但孔子听说后则指出，太宰也许更了解他，他“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从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这一个故事可知，孔子的多知是好问好学的结果。人生下来都蒙昧无知，但只要后天好学，就有知而吉。孔子一生曲折坎坷，但这也磨炼了他，使他能够体认“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的真理，使他能够认识到“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说苑·杂言》)这一道理。
4. 《易》中爻辞的“德义”
孔子诠释《易》道、追寻其德的第三种方式是从爻辞入手来进行。我们先看一下其在帛书《易传》中的分布。其中，《二三子问》有：“干”之初九、上九和其他四爻；“坤”之上六和六四(还有初六、六二、六三)；“蹇”之六二；“鼎”之九四和上九；“屯”之九五；“同人”之初九和六二；“大有”之六五；“豫”之六三；“中孚”之初二，等等。在帛书《系辞》传中孔子论及的爻辞有：“中孚”之九二；“同人”之九五；“大过”之初六；“谦”之九三；“解”之六三和上六；“咸”之九四；“困”之六三；“噬嗑”之初九，等等。《衷》篇论及的有：“干”之上九以及集中对各爻的诠释；“大过”之九三；“鼎”之九四；“姤”之上九和初六；“渐”之九三；“屯”之上六；“坤”之各爻辞，等等。《要》篇论及的有：“否”之九五；“鼎”之九四；“益”之上九；“复”之初九，等等。《缪和》论及的有：“涣”之九二和六四；“困”之六三；“丰”之九四；“屯”之九五；“中孚”之九二；“谦”之初六；“归妹”之上六；“复”之六二；“讼”之六三；“恒”之初六和九三；“坤”之六二，等等。《昭力》论及的有：“师”之六四和九二；“大蓄”之九三和六五；“比”之九五；“泰”之上六；“干”之初九，等等。
根据孔子在上述帛书《易传》中对一些爻辞的诠释及对爻德的追寻，结合传世文献《文言》，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干”、“坤”两卦的爻辞都有所诠释，并且主要集中在帛书《二三子问》和《衷》篇中。《文言》中记载了孔子对“干”卦六爻之德的诠释。这说明，孔子不仅重视“干”、“坤”卦两卦的卦德，而且也重视它们的爻德。现将孔子在不同地方的解释列出并对比一下。
按照孔子对“干”卦爻辞的诠释(见下表1)，我们可以强调如下几点：其一，孔子对“干”卦的爻辞最为重视，这也符合其所说的“干”和“坤”是认识《易》的门户这一主张。正因如此，他对“干”卦爻辞的诠释也最多。其二，在不同文本的记载中，孔子对同一爻辞的诠释有多有少、有繁有简，最简的是一句话，稍繁的是一段话。孔子对“干”之六爻爻辞及其德义的诠释也是有繁有简，有多有少。如在《衷》中，孔子对“干”的爻辞的解释，有的非常简要，如说“匿也”、“德也”、“用也”、“息也”、“隐[而]能静”、[见]而[能]上”等；但也有文字稍多的，如在《文言》中，孔子直接用“德”去看待“龙”和“君子”的特性及活动。其三，就其基本倾向来看，孔子在不同地方的解释在整体上有其一致性。如对“潜龙勿用”的诠释，《二三子问》用“行灭”，《衷》用“匿”和“不可(有为)”，《文言》用“龙德而隐”，都旨在强调“潜龙”没有适当的时机，只能沉潜、隐伏以等待时机。再如对“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解释，《二三子问》用“务时”而又有“静”，《衷》用“用”而“息”，《文言》用“进德修业”而“因其时而惕”等，都是强调人一旦有了时机就要积极行动，同时又要小心谨慎。其四，孔子在不同文本中对“干”卦爻辞的解释，在整体上说明“龙德”的表现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待时而静、因时而动到动极而过。这同孔子在《二三子问》中赞美“龙德”以多变著称相一致。
表1 孔子对“干”卦爻辞的诠释
除了“干”卦，孔子对“坤”卦爻辞的诠释也是极多的(见下表2)。这说明：其一，孔子十分重视“坤”卦爻辞的德义。只是在《文言》中未记载这是孔子对它的诠释；此外，《二三子问》所记载的孔子的解释用的是“孔子曰”，《衷》用的是“子曰”。其二，同孔子对“干”卦爻辞的解释相类似，他对“坤”卦爻辞的诠释也有繁简之别。如在《衷》中，孔子解释“含章可贞”说是“言美情也”，解释“括囊，无咎”说是“语无声也”。孔子只用了几个字，要言不烦。而对于另一些爻辞，孔子的解释则稍微复杂一些，《二三子问》也是如此。如孔子解释“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先是从总体上说明，然后又分开说。其三，孔子对“坤”卦爻辞和爻德的解释，强调其文采、文静、柔和、慎言等价值。
在帛书《易传》中，孔子对其他卦爻辞的德义的诠释，涉及许多不同的美德。正如上文所强调的那样，孔子诠释《易》的德义和道义，主要是就君子特别是为执政者而言的，其所说的德也集中在君子之德和君主之德方面。同样，孔子对《易》卦爻辞的德义的诠释也是如此。概括起来，可以强调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易》主要是成就君子之德与君王之德。显然，缺乏美德的人，即使有其位也不能安于其位。如在《要》篇中，孔子提出“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这一论断之后，引用“鼎”卦九四爻辞“鼎折足，复公莡，其形渥，凶”，诠释说这是“言不胜任也”。为了能够胜任其位，以德配位，那就要不断积德，厚其德。如在《缪和》中，对于“谦”卦九三爻辞“劳谦，君子有终，吉”，孔子诠释说，这是以高位而谦卑对下，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禹之取天[下也]，当此卦也。禹[劳]其四肢，苦其思虑，至于手足骈胝，颜色[黎墨，□]□□□而果君[天]下，名号圣君，亦可谓终矣，吉孰大焉?故曰：‘劳谦，君子有终，吉。’不亦宜乎?”
表2 孔子对“坤”卦爻辞的诠释
其二，孔子对《易》卦爻辞的诠释，强调“知几知微”，强调知时、得时。在帛书《系辞》中，孔子主张“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他诠释“豫”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说：“介于石，毋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传世本《系辞》所记孔子的这一段话与此有差别，主要在于“君子见几而作”前，还有孔子的这几句话：“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在孔子看来，人善于认识事物的先兆(“几”)、端倪，即是善于认识事物的微小变化(“微”)，从而把握住时机(“见几而作”)。孔子对“涣”卦九二爻辞“涣奔其机，悔亡”的解释，同样将其与时机联系起来：“涣者，散也。奔机，几也，时也。古之君子，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夫福至而能既焉，奔走其时，唯恐失之。故当其时而弗能用也，至于其失之也。虽欲为人用，岂可得也哉。……圣人知福之难得而奔也，是以有矣。故《易》曰：‘涣奔其机，悔亡。’则[□]言于能奔其时，悔之亡也。”(《缪和》)掌握了时机，就是“得时”，就获得了机会。但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得时处顺，又需要有忧患意识，以防事物转向反面。孔子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要》)“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三，孔子从爻辞中探寻良好的君臣关系。孔子强调，君王首先要有厚德，并以此来赢得臣僚的忠诚。他说：“夫《易》，上圣之治也。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以长有利，而名与天地俱。”(《缪和》)但君主如果像“屯”卦九五爻辞所说的“屯其膏”那样，那就是“自润者”，就会有凶险：“夫处上位者，厚自利而不[自]恤下，小之犹可，大之必凶。”因此，君主要厚待臣，要同臣分享利益，要像“中孚”九二爻辞所说的那样，“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使大臣能得到应有的利益：“夫爵禄在君、在人，君不徒与，臣不[徒受。圣君之使]其人也，?焉而欲利之；忠臣之事其君也，欢然而欲明之。欢?交通，此圣王之所以君天下也。”(《缪和》)这样就能建立起良好的君臣关系：“夫明君之畜其臣也不虚，忠臣之事其君也有实，上下通实，此所以长有令名于天下也。”(《缪和》)与此同时，君主还要提防那些图谋不轨的大臣。《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话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据此，孔子反对结党。与此思想相一致，对“涣”卦六四爻辞所言“散涣其群，元吉”，孔子指出，结党是亡国败家之法：“夫群党朋族，□推以[□□□□□]比周相誉，以夺君明，此固亡国败家之法也。”对此，明君所要做的是严禁结党，一旦有结党，就要消除它，这才能吉祥：“明王圣君之治其臣也不然。立为刑辟，以散其群党；设为赏庆爵列，以劝其下。群臣、黔首、男女，夫人竭力尽知，归心于上，莫敢朋党，恃君而生，将何求于人矣?其曰‘涣其群，元吉’，不亦宜乎?”(《缪和》)
孔子通过《易》爻辞追寻德义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只是考察了其中的几个方面。再回到孔子对一些卦辞德义的追寻，对《易》整体特性和德义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孔子诠释《易》德的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孔子的思想及其伦理世界由此也得以扩展，泽及后世。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孔子#君子#易传收藏
孔子所关注的另一对卦是“损”和“益”。按照《要》篇的记载，孔子研读“损”和“益”时掩书而叹，对几位弟子说，一定要好好认识“损益”之道，两者蕴藏着“吉凶”的秘密。按照孔子的说法，“益”所体现的是从春到夏万物的生长之道，“损”所体现的是从秋到冬万物的衰老之道。两者一正一反，相反相成。“益”始于吉而终于凶，“损”始于凶而终于吉。君主从“损益”之道中能够认识天地的变化(四时的循环和万物的生老)，也能够认识人间的得失关系。孔子注重《易》的“损益”之道，在《说苑·敬慎》中也可以看到。这里的记载也是说，孔子读《易》，读到“损”、“益”时，“则喟然而叹”。所不同的是，在他身边的弟子子夏，特意问他为什么感叹。孔子回答：“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按照这一回答，孔子肯定的是能够做到减损的人，因为他能够从中得益，而增益的人则会缺失。子夏对这一回答有疑问，反问说：“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进一步解释说：“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相比之下，《缪和》对“困”卦的卦辞(“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和“蒙”卦的卦辞(“蒙，亨。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三渎，渎则不吉。利贞”)之德的解释则稍微复杂一些。缪和向孔子提出一个问题，问孔子天下之人(愚智、贤不肖)都希望“利达显荣”，而《易》的“困”卦说“大人吉”，这是为什么?孔子首先解释，“此圣人之所重言也”。在孔子看来，天道有阴阳、短长、晦明等矛盾性和相反相成性，人道同样如此。他举例说，汤、周文王、秦穆公、齐桓公、勾践、晋文公等都经历过困境，但他们又都在困境中激发自己、成就自己，将困境转化为动力和力量：“夫困之为达也，亦犹[□□□□□□]□。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其此]之谓也。”孔子对“困”卦的卦辞的类似解释，又被保存在《说苑·杂言》中。《杂言》记载了事情发生的场景——孔子及其弟子“厄于陈蔡”。在此困境之下，孔子还弦歌不断，子贡感到不解而提出疑问，孔子用齐桓公等人的故事告诉子贡，人在逆境中会产生勇气(“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智不广；庸知而不遇之”)。当孔子及其弟子摆脱陈蔡之厄时，子贡对同学说，大家不要忘记这次跟随夫子所遭遇到的“此难”，孔子不赞成子贡的说法，纠正说困境能够考验人，能够让人奋发。一些了不起的人正是在逆境中成就了他们自己，“困”卦说的正是这一真理：“恶，是何言也?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孔子对“蒙”卦的卦辞之德的解释，是在回答吕昌的问题时作出的。吕昌先讲了一个道理，说“夫古之君子，其思虑举措也，内得于心，外度于义，外内和同，上顺天道，下中地理，中适人心……故有嘉命……”，但“蒙”卦的“蒙”不合乎这一道理，却又说“利贞”，这让他困惑不解：“以昌之私以为，夫设身无方，思索不察，进退无节，渎焉则不吉矣，而能亨其利者，固有之乎?”孔子回答说，按照一般的道理，人的品行好(“夫内之不咎，外之不逆，貊貊然能立志于天下，若此者，成人也。”)他就会有好结果；人的品行不好，他就不会有好结果。但一个人的言行如何，并非一成不变(“是则可以也，而有不然者”)。蒙昧者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无知，也能成就自己：“弗知而好学，身之赖也，故曰‘利[贞’。□□]君子于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岂能已哉！日夜不休，终身不倦，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孔子对“困”卦和“蒙”卦之德的解释，都说明他十分强调转不利为有利的积极进取精神。
孔子对卦辞之德的解释和追寻，所涉及的卦辞不多，其中多加致意的是“乾坤”之德、“损益”之德和“谦”德。孔子对“困”卦和“蒙”卦卦辞之德的解释，更是意味深长，可以说是孔子人生的写照。太宰问子贡，孔子是不是圣人，为什么他博学多能。子贡回答说是。但孔子听说后则指出，太宰也许更了解他，他“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从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这一个故事可知，孔子的多知是好问好学的结果。人生下来都蒙昧无知，但只要后天好学，就有知而吉。孔子一生曲折坎坷，但这也磨炼了他，使他能够体认“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的真理，使他能够认识到“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说苑·杂言》)这一道理。
4. 《易》中爻辞的“德义”
孔子诠释《易》道、追寻其德的第三种方式是从爻辞入手来进行。我们先看一下其在帛书《易传》中的分布。其中，《二三子问》有：“干”之初九、上九和其他四爻；“坤”之上六和六四(还有初六、六二、六三)；“蹇”之六二；“鼎”之九四和上九；“屯”之九五；“同人”之初九和六二；“大有”之六五；“豫”之六三；“中孚”之初二，等等。在帛书《系辞》传中孔子论及的爻辞有：“中孚”之九二；“同人”之九五；“大过”之初六；“谦”之九三；“解”之六三和上六；“咸”之九四；“困”之六三；“噬嗑”之初九，等等。《衷》篇论及的有：“干”之上九以及集中对各爻的诠释；“大过”之九三；“鼎”之九四；“姤”之上九和初六；“渐”之九三；“屯”之上六；“坤”之各爻辞，等等。《要》篇论及的有：“否”之九五；“鼎”之九四；“益”之上九；“复”之初九，等等。《缪和》论及的有：“涣”之九二和六四；“困”之六三；“丰”之九四；“屯”之九五；“中孚”之九二；“谦”之初六；“归妹”之上六；“复”之六二；“讼”之六三；“恒”之初六和九三；“坤”之六二，等等。《昭力》论及的有：“师”之六四和九二；“大蓄”之九三和六五；“比”之九五；“泰”之上六；“干”之初九，等等。
根据孔子在上述帛书《易传》中对一些爻辞的诠释及对爻德的追寻，结合传世文献《文言》，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干”、“坤”两卦的爻辞都有所诠释，并且主要集中在帛书《二三子问》和《衷》篇中。《文言》中记载了孔子对“干”卦六爻之德的诠释。这说明，孔子不仅重视“干”、“坤”卦两卦的卦德，而且也重视它们的爻德。现将孔子在不同地方的解释列出并对比一下。
按照孔子对“干”卦爻辞的诠释(见下表1)，我们可以强调如下几点：其一，孔子对“干”卦的爻辞最为重视，这也符合其所说的“干”和“坤”是认识《易》的门户这一主张。正因如此，他对“干”卦爻辞的诠释也最多。其二，在不同文本的记载中，孔子对同一爻辞的诠释有多有少、有繁有简，最简的是一句话，稍繁的是一段话。孔子对“干”之六爻爻辞及其德义的诠释也是有繁有简，有多有少。如在《衷》中，孔子对“干”的爻辞的解释，有的非常简要，如说“匿也”、“德也”、“用也”、“息也”、“隐[而]能静”、[见]而[能]上”等；但也有文字稍多的，如在《文言》中，孔子直接用“德”去看待“龙”和“君子”的特性及活动。其三，就其基本倾向来看，孔子在不同地方的解释在整体上有其一致性。如对“潜龙勿用”的诠释，《二三子问》用“行灭”，《衷》用“匿”和“不可(有为)”，《文言》用“龙德而隐”，都旨在强调“潜龙”没有适当的时机，只能沉潜、隐伏以等待时机。再如对“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解释，《二三子问》用“务时”而又有“静”，《衷》用“用”而“息”，《文言》用“进德修业”而“因其时而惕”等，都是强调人一旦有了时机就要积极行动，同时又要小心谨慎。其四，孔子在不同文本中对“干”卦爻辞的解释，在整体上说明“龙德”的表现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待时而静、因时而动到动极而过。这同孔子在《二三子问》中赞美“龙德”以多变著称相一致。
表1 孔子对“干”卦爻辞的诠释
除了“干”卦，孔子对“坤”卦爻辞的诠释也是极多的(见下表2)。这说明：其一，孔子十分重视“坤”卦爻辞的德义。只是在《文言》中未记载这是孔子对它的诠释；此外，《二三子问》所记载的孔子的解释用的是“孔子曰”，《衷》用的是“子曰”。其二，同孔子对“干”卦爻辞的解释相类似，他对“坤”卦爻辞的诠释也有繁简之别。如在《衷》中，孔子解释“含章可贞”说是“言美情也”，解释“括囊，无咎”说是“语无声也”。孔子只用了几个字，要言不烦。而对于另一些爻辞，孔子的解释则稍微复杂一些，《二三子问》也是如此。如孔子解释“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先是从总体上说明，然后又分开说。其三，孔子对“坤”卦爻辞和爻德的解释，强调其文采、文静、柔和、慎言等价值。
在帛书《易传》中，孔子对其他卦爻辞的德义的诠释，涉及许多不同的美德。正如上文所强调的那样，孔子诠释《易》的德义和道义，主要是就君子特别是为执政者而言的，其所说的德也集中在君子之德和君主之德方面。同样，孔子对《易》卦爻辞的德义的诠释也是如此。概括起来，可以强调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易》主要是成就君子之德与君王之德。显然，缺乏美德的人，即使有其位也不能安于其位。如在《要》篇中，孔子提出“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这一论断之后，引用“鼎”卦九四爻辞“鼎折足，复公莡，其形渥，凶”，诠释说这是“言不胜任也”。为了能够胜任其位，以德配位，那就要不断积德，厚其德。如在《缪和》中，对于“谦”卦九三爻辞“劳谦，君子有终，吉”，孔子诠释说，这是以高位而谦卑对下，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禹之取天[下也]，当此卦也。禹[劳]其四肢，苦其思虑，至于手足骈胝，颜色[黎墨，□]□□□而果君[天]下，名号圣君，亦可谓终矣，吉孰大焉?故曰：‘劳谦，君子有终，吉。’不亦宜乎?”
表2 孔子对“坤”卦爻辞的诠释
其二，孔子对《易》卦爻辞的诠释，强调“知几知微”，强调知时、得时。在帛书《系辞》中，孔子主张“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他诠释“豫”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说：“介于石，毋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传世本《系辞》所记孔子的这一段话与此有差别，主要在于“君子见几而作”前，还有孔子的这几句话：“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在孔子看来，人善于认识事物的先兆(“几”)、端倪，即是善于认识事物的微小变化(“微”)，从而把握住时机(“见几而作”)。孔子对“涣”卦九二爻辞“涣奔其机，悔亡”的解释，同样将其与时机联系起来：“涣者，散也。奔机，几也，时也。古之君子，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夫福至而能既焉，奔走其时，唯恐失之。故当其时而弗能用也，至于其失之也。虽欲为人用，岂可得也哉。……圣人知福之难得而奔也，是以有矣。故《易》曰：‘涣奔其机，悔亡。’则[□]言于能奔其时，悔之亡也。”(《缪和》)掌握了时机，就是“得时”，就获得了机会。但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得时处顺，又需要有忧患意识，以防事物转向反面。孔子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要》)“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三，孔子从爻辞中探寻良好的君臣关系。孔子强调，君王首先要有厚德，并以此来赢得臣僚的忠诚。他说：“夫《易》，上圣之治也。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以长有利，而名与天地俱。”(《缪和》)但君主如果像“屯”卦九五爻辞所说的“屯其膏”那样，那就是“自润者”，就会有凶险：“夫处上位者，厚自利而不[自]恤下，小之犹可，大之必凶。”因此，君主要厚待臣，要同臣分享利益，要像“中孚”九二爻辞所说的那样，“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使大臣能得到应有的利益：“夫爵禄在君、在人，君不徒与，臣不[徒受。圣君之使]其人也，?焉而欲利之；忠臣之事其君也，欢然而欲明之。欢?交通，此圣王之所以君天下也。”(《缪和》)这样就能建立起良好的君臣关系：“夫明君之畜其臣也不虚，忠臣之事其君也有实，上下通实，此所以长有令名于天下也。”(《缪和》)与此同时，君主还要提防那些图谋不轨的大臣。《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话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据此，孔子反对结党。与此思想相一致，对“涣”卦六四爻辞所言“散涣其群，元吉”，孔子指出，结党是亡国败家之法：“夫群党朋族，□推以[□□□□□]比周相誉，以夺君明，此固亡国败家之法也。”对此，明君所要做的是严禁结党，一旦有结党，就要消除它，这才能吉祥：“明王圣君之治其臣也不然。立为刑辟，以散其群党；设为赏庆爵列，以劝其下。群臣、黔首、男女，夫人竭力尽知，归心于上，莫敢朋党，恃君而生，将何求于人矣?其曰‘涣其群，元吉’，不亦宜乎?”(《缪和》)
孔子通过《易》爻辞追寻德义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只是考察了其中的几个方面。再回到孔子对一些卦辞德义的追寻，对《易》整体特性和德义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孔子诠释《易》德的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孔子的思想及其伦理世界由此也得以扩展，泽及后世。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