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代学界考证，轩辕皇帝的八世孙虞舜，大约生活在4200年前。
关于虞舜时期最早的文献，《尚书·虞书》收录了寥寥几篇，内容却很丰富。其中有一些上古时代的刑法规定。
当时的刑法还不成系统，《虞书》有句话，“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意思是先王对刑罚的使用极其慎重。
大舜雕像
那个古老年月的民风淳厚无比，因此死刑犯少之又少。《虞书》对死刑的说法是，“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只有个别屡教不改的恶人会被处死。
一千多年后，西周初期的刑法渐趋完善，死刑罪名达到五百条，《周礼》记载，“司刑掌五刑之法……杀罪五百”。
周穆王时期的《吕刑》提到，“大辟之罚其属二百”，大辟就是死刑，周穆王削减了很多死刑罪名。
周穆王巡游图
先秦的刑法一向比较宽松，被处决的死刑犯比例不高。可是距离死刑复核制度的出现，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中国自古有“刑不上大夫”的理念。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曾下令，针对二千石（郡守级）以上的高官犯事，要经过最高司法部门廷尉审核之后再定罪，尤其是死刑。廷尉不敢决定的，就奏报皇帝复核。
然而，这和平民百姓的权利毫无关系。到汉文帝年间，平民犯死罪第一次获得复核的权利。这是美名流传的廷尉张释之的功劳。
张释之祠堂
有一次，汉文帝乘车路过一座桥，有个人在桥下走过。拉车的马儿受惊，差点把汉文帝颠下去。文帝大怒，把那个路人交给廷尉审判，打算处死他。张释之说，如果为此处决一个平民，就破坏了法令的公平。随后张释之把闯祸的平民罚款了事。
所以《汉书》为此写道，“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就是说，平民的案情有疑问的，也有机会重审。这不光是刑罚使用少了，更大的意义是减少了冤案。
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形成制度，皇帝也不会过问平民的死罪。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平民百姓犯罪，生死主要还是掌握在地方官手里。
这样又过了将近四百年，到了全民耳熟能详的三国时代。魏国的第二任皇帝曹叡对刑法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虎啸龙吟》里的曹叡
青龙四年（236年），曹叡颁布了一道“议狱从宽简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三国志·魏书》）
曹叡要求，除了谋反及凶杀罪之外，余下的死罪由廷尉及各地狱官仔细查问。如果案件有疑点，犯人想请求宽大处理的，由曹叡亲自裁定。
当然，这只是曹叡对刑法的一种表态，虽说具有进步意义，同样没有制度化。而且，死刑犯的案情是否能上报到曹魏那里，取决于廷尉和地方狱官的心情。
配图
平民百姓只好继续等待下一次刑法变革。这一等又是两百年。
南北朝时期，北魏重用中原士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年间，司徒崔浩主持拟定律令，其中有这样的法规，“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魏书·卷一百一十一》）
这里明文规定，魏国所有的死刑判决一律上报，由皇帝亲自过问，罪犯无翻供无怨言才执行死刑。至此，死刑复核制度在北方的魏国初步形成。
南北朝魏、齐形势图
有了北魏做出的铺垫，到隋唐时期，天下的死刑判决进一步得到重视，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制度。
隋朝存在的时间比较短，这里只简单说一下。隋文帝杨坚开皇十五年颁布的刑法规定，“死罪者，三奏而后决。”（《隋书·卷二十五》）
“三奏”的意思是，死刑犯的案情第一次上报皇帝复核之后，就算维持原判，在行刑之前，还要向皇帝奏报两次。
隋朝灭亡后，唐朝初期没有采用隋朝的“三覆奏”制度。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初，效法上古时代“三槐九棘”之官共同断案的办法，让中书、门下两省所有五品及以上的官员开会审核死刑。（《旧唐书·志三十》）
唐太宗剧照
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一场会议就决定是否处决犯人。此外，古代皇帝掌握着最高的生杀大权，即便贤明的君王，也有可能因一时之忿而杀人，往往把人杀了之后又后悔不迭。如果没有“覆奏”制度，冤案势必增多。
唐太宗对此有切身体会，他错杀了一个正直的法官之后，赶紧下令修改了刑法。
那是贞观五年（631年），有人向朝廷举报了一桩“大不敬”的案件。河内人李好德口出狂言，诽谤朝廷。
唐太宗下令严办。唐朝沿用北齐以来的大理寺制度，相当于前朝的廷尉。大理寺丞张蕴古负责此案。不过大理寺丞的官位不高，上面还有三层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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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古发现，李好德是个精神病人。史载“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总之精神不正常，所以才胡说八道。于是张蕴古向唐太宗奏报：“李好德有疯癫之病，应该依照法令不予追究。”
李好德躲过了一劫，本来事情就结束了。没想到，过不多久，侍御史权万纪告了张蕴古一状。他声称，张蕴古和相州刺史李厚德交情不错，而李好德是李厚德的弟弟，张蕴古涉嫌包庇犯人。
太宗皇帝闻言怒不可遏，当即下令处死了张蕴古。然后又后悔得无以复加。
从唐太宗语气沉重的一番话可以发现，前朝的“三覆奏”并不完善。他说：“人生不能复生。我因生气错杀好几个人了，好生后悔。近世处决死囚，名为三覆奏，但不一会儿功夫就奏报三次，人君来不及思量。三奏有何益？”
于是唐太宗下诏，此后处决犯人实行“五覆奏”。五覆奏在京师实行，具体办法是，处决犯人的前两日，每日奏报一次，到行刑那天再奏报三次。
京师之外的地方，采用“三覆奏”，行刑前一天奏报一次，行刑当日再奏报两次。这样一来，留给皇帝斟酌的时间增多，冤死者就大大减少了。当然，“大逆不道”的罪犯没有这个权利，只有一次例行奏报的机会。（《旧唐书·志第三十》）
从西汉张释之做廷尉算起，针对平民行之有效的死刑复核制度用了八百年才形成。宋朝总体继承了唐朝的死刑复核制，到明清时期有所改变。
参考文献：
《尚书》
《周礼》
《汉书》
《隋书》
《旧唐书》
《文献通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