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西汉刘姓诸侯王出于对朝廷的不满，故而联合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事件。
现代的我们都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场事件，其根本原因正是“分封制”的弊端所致，诸侯的势大逐渐动摇了“封建皇权”的利益，但“分封制”终归也只能算是一个诱发因素。
毕竟“分封制”虽然确实会造成诸侯与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失衡，这是不争的事实，可问题是发动战争是需要理由的，“分封制”显然并不能作为战争的理由。
总不能说是因为分封制有弊端，是你统治者自己做错了，所以我就要打着“分封制不适合统治”的旗号来造反吧？显然行不通，“民心”这关就过不去。
七国之乱示意画像插图
而从七国之乱爆发之初所打着的“诛晁错，清君侧”旗号，以及窦婴、袁盎等诸多西汉重臣的主张来看，显然都指向了同一个人，也就是汉景帝刘启执政时期的御史大夫“晁错”。
他们都认为是因为晁错所提出的《削藩策》太过强势，以至于激怒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诸侯王，逼得这些诸侯王不得不反。
这还不算完，甚至后世的很多学者也都认为是晁错的错，是因为晁错没有考虑周全，急于求成，所以才导致了这场事件的爆发，诸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田锡”，便是其中之一。
可事实真就是如此吗？“七国之乱”这个锅，真的该由晁错来背吗？
晁错示意画像插图
七国之乱是因为晁错吗？
诚然，正如晁错自己所说的，“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晁错的言论明显有着“快刀斩乱麻”的意思。
既然诸侯王要反已是事实，那为何不如趁诸侯王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时候直接就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
可通过西汉初期的“异姓王叛乱”以及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所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理念来看，“晁错”眼中的这个诸侯王造反的“萌芽”属实有点大。
毕竟不管怎么说，“刘姓诸侯王”就正是汉高祖刘邦为了分化“异姓诸侯王”的实力而册封，虽然单个刘姓诸侯王的综合实力不如那些“异姓诸侯王”，但胜在数量多呀。
汉高祖刘邦示意画像
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但凡跟刘邦沾亲带故，诸如兄弟子侄什么的，几乎都被册封成了诸侯王，好比荆王刘贾、代王刘仲、楚王刘交、吴王刘濞、燕王刘泽等。
而这些诸侯王若是联合到一起的话，其势力定然不弱于那些异姓诸侯王，只不过汉高祖刘邦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正如刘邦自己所说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虽然在刘邦执政时期，这些刘姓诸侯王还相对安分，但是从汉文帝刘恒执政时期的情况来看，“尾大不掉”已成事实，吴王刘濞“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等行为便可以称得上是个证据。
否则“贾谊”也就不会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理念了，汉文帝后来也就更不会接受贾谊的《治安策》了。
所以若是把贾谊“治安策”的“文削”理念、汉武帝刘彻的“推恩令”、晁错的《削藩策》、以及西汉初期诸侯王局势结合到一起来看的话，晁错的《削藩策》确实有那么点急于求成的意思。说“晁错”考虑不周全也没错。
汉景帝刘启示意画像插图
以至于汉景帝刘启自己都信了，继袁盎之后，又采纳了丞相陶青、中尉陈嘉等大臣的提议，将晁错“腰斩于东市”。
但“七国之乱”就因此而结束了吗？并没有，吴王刘濞反而还趁机自立为“东帝”，直接就宣布称帝了。
正如当时的谒者仆射“邓公”所说，“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吴王刘濞早就密谋造反十余年，会因为一个《削藩策》就动用天下诸侯的兵马来逼迫汉景帝诛晁错吗？
俗话说的好，“小不忍则乱大谋”，篡权夺政这样的大事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诸侯王势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汉文帝执政时期的“削藩”难道就不叫削藩了吗？
虽然看似汉文帝的手段比较柔和，可真要触动了这些诸侯王的利益，他们还会管什么借口、理由、是不是名正言顺吗？显然不会。大家别忘了，汉武帝的推恩令之所以会成功，乃是因为汉武帝背后还有着十分强势的“军事实力”。
这也就足以证明，七国之乱的爆发虽然确实跟晁错有关，但晁错却并非是主要原因，而是类似于“分封制”一样，可以被视为诱发因素，所以这个锅由晁错来背难免有些过头。定然还另有原因。
汉文帝召刘贤入宫
七国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
那么真正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无他，正是“汉景帝刘启”自身，正如司马迁所说，“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七国之乱的因，早在汉景帝刘启还是太子之时就已经种下了。
汉文帝时，汉文帝刘恒曾下诏让吴王刘濞的嫡长子“刘贤”入宫，每天也没啥事，就是陪着时任皇太子的刘启弈棋、遛鸟啥的。
可正是因为这弈棋，结果弈出事情来了，因为都是年轻人，争强好胜必不可免，结果也就导致刘贤在跟刘启弈棋之时争强好胜，从而忘记了自己跟刘启的身份差别，对刘启不恭，由此而激怒了刘启，拿起棋盘就向刘贤挥了过去。
刘启与刘贤弈棋
没成想，一时失手，棋盘甩到了刘贤的脑袋上，刘贤不治身亡，如此一来，吴王刘濞的嫡长子没了，而刘启又是皇太子，未来要继承西汉大业的继承人，怎么治罪？“天子与庶民同罪”固然不错，可人都是有私心的。
封建时期的帝王就更是如此，你让汉文帝把“皇太子”给问罪了？那肯定不可能呀，所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而吴王刘濞气不过，又无力反抗，所以也就只能是从此称病在家，拒不上朝，而且据《汉书》记载，后来也确实表明吴王刘濞是在装病，就是不愿意见汉文帝以及汉景帝。
另外，为什么吴王刘濞要把刘贤的棺椁又送回长安安葬，明白就是想给“刘贤”讨个说法，如果把这个“因果关系”延伸到后面的“七国之乱”的话，那么意思就很明显了。
什么分封制的弊端、晁错的“削藩令”，其实都只是“七国之乱”的一个诱发因素，毕竟分封制的弊端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在晁错之前，贾谊也已经提出了削藩，虽然方法比较“文”，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没有晁错的《削藩策》，只要吴王刘濞觉得时机成熟，那么他就肯定会反，“嫡长子身亡”的仇可真不是随随便便几句话或者表面上的“皇权压制”就能过去的。
更何况当时汉文帝为啥别的不找，专门找刘贤去长安陪刘启，明摆着就是因为吴王刘濞“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已经对汉文帝手中的“皇权”形成了威胁。所以才想办法把刘贤弄到长安，目的就是为了将刘贤作为“质子”，威胁吴王刘濞。
同时亦是足以证明吴王刘濞的反心早就已经有了，或者是已经有了策划谋反的迹象。
而晁错提出《削藩策》之时，西汉皇室显然已经无法对“吴王刘濞”产生什么有效的胁迫，而吴王刘濞经过多年的暗中谋划，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差的就是一个契机。
好巧不巧，晁错的《削藩策》，便是吴王刘濞打着“诛晁错、清君侧”大旗的契机，也唯有这样，他才能以“奸臣当道”的理由名正言顺的获得其他宗室以及民心的支持。
否则若是打着为“刘贤”报仇的旗号造反的话，先不说其他诸侯王愿不愿意陪他冒这个风险，“民心”这块他就过不去，更何况“刘姓诸侯王”终归属于西汉皇室的分支，同室操戈这一说于情于理也都说不过去。
所以借晁错来背这个“七国之乱”的锅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但实际导致“七国之乱”的主要原因，却属实是因为吴王刘濞的嫡长子“刘贤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