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弗洛伊德之死，点燃了美国50年来最为激烈的反种族歧视之火；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陷入持续衰退，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重新洗牌。2020年虽然刚过去一半，却注定是值得历史学家书写的一年。而今年也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纪念，此情此景下，重温二战史显得很有必要。
日前，译林出版社推出增订版《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这部史学经典记录的是1933~1945年间，被称为“第三帝国”的纳粹德国迅速兴起又急速覆亡的历史，自1960年在美国首次出版以来，全球累计销量已经超过千万册。
《第三帝国的兴亡》为何能经久不衰，并在一个甲子后不断再版？译林出版社编辑王维说，首先是作者威廉·夏伊勒把这段历史与他的职业和生活经历紧密交融在了一起。
1925年，21岁的夏伊勒靠在一艘运牲畜的船上打工，从美国来到欧洲，成为一名记者，在欧洲一待就是15年。1933年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后，夏伊勒把报道视角转向纳粹德国。1938年德国强并奥地利时，他是唯一在维也纳的美国记者，为了发出这一重大新闻，他从维也纳经柏林飞到伦敦，才发回报道。夏伊勒也出现在第三帝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比如《慕尼黑协定》签订，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被吞并。战前，在柏林，他还多次现场听过希特勒的演讲。
夏伊勒在纳粹德国生活了6年，直到1940年获悉盖世太保在罗织针对他的间谍罪，才于当年底和家人一起离开柏林。旅居德国期间，他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后来成为写作另一本书《柏林日记》的重要来源。1945年，夏伊勒重返柏林，报道了纽伦堡审判。
此外，夏伊勒还抓住一个罕见的历史机遇。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前言里，他说：“如果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我的这种个人经历还不会诱使我尝试写这本书。”
这件“绝无仅有的事”，是指大量纳粹德国的珍贵档案被发现。历史上，掌权的政府往往只公布对其有利的资料，而第三帝国的外交部档案、希特勒的会议记录、电话记录、德国海军档案等资料，在战争结束之际被美国军队缴获，这一时期许多重大事件的原始面貌得以留存。除了这些素材，夏伊勒在写作时还参考了德军将领、战犯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纽伦堡审判席上的证词。
“亲眼见证第三帝国的个人经历，加上丰富的历史材料，促使夏伊勒终于动笔，从1955年到1960年，用了5年时间写成这部1200多页的大书。”王维说。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经出版就造成强烈轰动，第一年就加印20次，售出200万册。同时，美国图书界和史学界也给予高度认可，该书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图书奖等重磅奖项。
很快，《第三帝国的兴亡》也被大洋彼岸的中国读者注意到，1999年去世的翻译家董乐山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妻子凌婉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董乐山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华社担任翻译工作。他在新华社图书馆的英文书架上看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后非常激动，一口气花了两个星期将其读完，然后主动给世界知识出版社写信，自荐要求将其翻译成中文。
1965年 ，《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文版首次出版。但因为夏伊勒是“资产阶级记者”，且书中对“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讳莫如深，未作揭露”，并对斯大林本人“进行了恶毒的歪曲和诬蔑”，很长一段时间都作为“内部读物”发行，只供一定级别的干部阅读。不过，这些并不妨碍读者的喜爱，“文革”期间该书一版再版。197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恢复正常出版工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成为该社公开印行的第一本书。此后，又历经多次再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就曾说，这本书“使我的人生转折”。俞敏洪也说，他上大学后看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
该书另一责编王蕾介绍，此次出版的增订纪念版，不仅对照英文原版重新校订了译文，还把全书三千多条人名、地名，按照通行的译名法则进行修订。此外，首次加入了200多张历史照片，从视觉效果上重现第三帝国兴亡的历史场景。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开头，夏伊勒引用了思想家桑塔亚那的名言。确实，当前受疫情和经济因素等的影响，极端民粹思想、种族歧视现象都有大幅抬头的趋势。这些国际现象，与二战前的历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王蕾说，当下再读此书，依然能从历史中获得不少反思和教训。“根据夏伊勒的描述和总结，纳粹德国的诞生有着历史、思想、心理、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因此希特勒才能趁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德国政府动荡之机，拉拢德国工商金融界巨头，令纳粹党从寂寂无名的小党一跃而为第一大党，进而窃取德国的执政权。”
二战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悲剧性事件之一，共造成全世界约6000万人死亡，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全球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重读这段历史，肯定会让人们更加珍惜和平，对极端势力保持警惕。”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增订版）》
[美]威廉·夏伊勒 著
译林出版社 2020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