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磊先生 | 文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曾温暖过我的岁月”。电影《摆渡人》中，这是一句难得出现了两次的台词，也正是对于“摆渡人”最直观的理解。
雪中送炭，总是胜过锦上添花。
2020年，这世界不缺摆渡人。比如赶赴武汉的医生、守护堤坝的战士，还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相较其他人，他们不起眼，但捍卫的却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就是生活本身。
为众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外卖骑手的努力，所有人都在看在眼里，于是，这半年，也成为外卖骑手“职业认同感”增长最快的半年。
7月16日，2020年717骑士节启动仪式在武汉举行，这是最特殊的一个骑士节，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促成这个节点到来的，有骑手，有政府、媒体、公众、平台，而在这个节点之后，是行业的新机会，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新答案。
01 职业认同感来源何处？将心比心的善意，上上下下的肯定
直到现在，还有人能认出带着口罩的高治晓，“您上过杂志吧？”面对这种情况，这位“名气最大”的外卖骑手，总是不好意思的轻轻点下头，然后转身，快步离开。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3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发布抗疫群像，高治晓作为唯一的华人面孔登上封面。
这样的经历，让高治晓有点不知所措，有些难为情，又觉得有种骄傲在心里激荡。
这是高治晓做外卖骑手的第五年，今年春节，他和妻子退了车票，留在北京，整个疫情期间，一直在岗奔波。疫情最严重时，订单很少，但没断过，于是，高治晓也没停下脚步，他给穿着全身防护服的医护人员送餐，给困顿于家中的老人送餐。
距离新冠病毒最近时，高治晓觉得自己仿佛“能听见细菌落在冲锋衣上的声音”。但他又觉得很值得，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换来了从未有过的“认同感”。这位16岁时就从宁夏来到北京的外地人，做过帮厨、保安、传菜员，最困难时，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但挣到的钱大部分寄回了老家，在北京，他始终是个透明的“外来者”。
这一切，在疫情期间被改变了，有的客户会将购买的水果分给高治晓表示感谢，有人在领取外卖后会远远举起大拇指挥挥手，还有一位客户，直接定了两份餐，然后领餐时告诉他，有一份是为他点的。当然，也有轻松时刻，有客户留言请外卖小哥为他画一只小老虎，“我就画了一只小猫，不知道他看出来没有。”
3月19日，新一期的《时代周刊》出街，穿着黄色制服带着口罩高治晓出现在封面上，《时代周刊》称赞，骑手们有“非凡的使命感”。
高治晓只是数百万“摆渡人”之一。数据显示，2020年1月1日至5月25日，美团平台上新注册且有收入骑手的总数就已超过百万，有20.8%的骑手每天配送距离超过50公里。
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破碎的时光，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之间的距离。疫情期间，是骑手连接起用户、商家与平台，而他们迸发的能量，甚至比平时人们认为的更多。
骑手中，有坚持送餐并在微博上记录武汉故事、登上国新办发布会的骑手老计；有日送202单打破记录的90后“武汉单王”骑手何文文；有作为抗疫群像代表，登上《时代》周刊的骑手高治晓；有大年初一步行50公里，从老家回武汉坚持送餐的骑手李丰杰；有疫情最严重的56天内平均每天配送超过50单，累计配送3019次医院订单的武汉骑手王作兵……
有在武汉的医护人员说，“如果说我们是‘逆行者’，那么外卖小哥其实也是。”这句暖心的话背后，其实是社会对于这个职业的日渐认同。
社会的认同是大趋势，但职业的“正常化”，才是坚硬的内核，这需要政府的有力推动。欣喜的是，它如期而至。
3月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网约配送员、健康照护师等16个新职业。这是自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二批新职业。
这意味着，外卖骑手，或者说“网约配送员”，作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新基础设施”得到了国家认可，这个自然生长出来的职业，有了合理的发展路径。此后，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定级；相应的补贴、保障、政策红利；更科学、更完善的成长路径都会在政策和平台的推动下出现、落地。
如今，站在“骑手节”的历史节点上往回看，一切都已经发生，且正在加速。而这，也让职业认同感，由外部，而内生。
02 自我认同是更大的驱动力，而这来自“有恒产者有恒心”
张满堂不是没想过放弃骑手这份工作。
2018年，张满堂快三岁的儿子浩浩依然不会开口说话，去医院检查后，他被诊断为重度听力障碍，医生的建议是，尽快做人工耳蜗，否则有聋哑的危险。
通常情况下，国产人工耳蜗费用大约在7到8万元左右，而进口的人工耳蜗费用不低于20万元。这个价格，对于从农村到城市做外卖骑手的张满堂并不友好，尽管月收入不低，但它依然不能骤然负担如此高昂的医疗费用，为了节省开支，家人提议回老家，但张满堂还是有些犹豫。
“回老家，儿子的听力还能治好吗？”
就在张满堂犹豫不决时，美团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到了他，介绍了“袋鼠宝贝公益计划”。
袋鼠宝贝公益计划是美团在2019年717骑士节上发布的外卖骑手子女公益帮扶计划，为全行业外卖骑手子女遇到的大病、意外伤害等困难提供公益帮扶，不管是来自美团，还是饿了么，外卖骑手满足相应条件便可申请。
这成了张满堂的救命稻草——除了计划本身的帮扶之外，一位爱心人士通过袋鼠宝贝公益计划知道了浩浩的故事，并捐赠了17万元。去年，浩浩成功植入人工耳蜗，然后，他进入一家康复学校，进行听说相关训练，如今效果还不错。
在2020年717骑士节上，美团介绍，一年来，袋鼠宝贝公益计划共计为美团、饿了么、达达等平台的49名骑手子女提供了近100万元紧急医疗公益救助金。同时，美团公益基金会也对接合作伙伴为资金缺口较大的骑手子女发起个案公益筹款，累计超过389万。
这是对个人命运的改变，而今，美团又将之拓展到骑手的家庭、故乡和未来。
美团宣布，“袋鼠宝贝公益计划”将升级，在原有保障骑手子女健康基础上，增加了对骑手子女教育的保障。另外，美团配送还将向贫困骑手主要来源地的学校发起公益捐赠，捐赠物品包括学生课外读物、学习用品、学校课桌椅、体育器材和设施等。
收入之外，照顾不到家人曾是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最大的后顾之忧，也是影响行业发展的障碍之一，而今，它正在慢慢消融。
顾后，尚需瞻前。实际上，随着职业正常化的推动，骑手的前途也日渐宽广。
在2020年717骑士节的启动仪式上，人社部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表示，未来骑手群体将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被纳入技能人才队伍，并可按照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不断提升技能，在“多劳多得”的基础上实现“技高多得”，同时还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训补贴，参加政府及行业组织的职业技能大赛，更有机会通过竞赛被认定为高层次人才，享受政府购房补贴、积分落户等政策。
“平台也可据此为骑手职业发展设计更加完善的成长路径，构建更加科学的职业培训与激励体系，帮助广大骑手实现更加体面和更高质量就业。”杨志明说。
曾几何时，外卖骑手尚且是一个“临时职业”，而今，却在社会认同、政府支持、平台保障的赋能下，成为外乡人在城市里的一份“恒产”。
“有恒产者有恒心”，可以想象的是，自我认同的骑手会在这个职业上走得更远，而这也会推动行业奔涌向前。
但2020年717骑士节不能简单视作外卖行业的新起点，从宏观上看，骑手与城市之间的“良性循环”，甚至可以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找到一些良药。
03 推动职业认同，就是推动融入，也是推动城市化进程
7月16日，美团发布了《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美团平台上的有单骑手达到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来自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新增骑手近8万人。上半年，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仍有45.7%的骑手月收入到达4000-8000元，并且有7.7%的骑手月收入超过一万元。
这意味着，有数百万人，甚至数百万个家庭因为“外卖”被改变了命运，被改变了身份，也改变了固有的生活方式，而“职业认同感”，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无意间，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与城市化有关的无数个小问题，困扰着外来的新城市人、城市的原住民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如何融入”、“如何接纳”、“如何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推动城市化”，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如同乱麻，缠绕在整个历史进程中。
外卖骑手，成了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揭示出某些问题的本质和解法。
你看，真正的城市化并非居住地的变化，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外来者来到城市不止想赚钱离开，也希望获取更好的教育、医疗和资源，当然，他们还希望获得政府、媒体、居民的认可。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需要多方的付出和努力。
外卖行业的出现曾是一个开始，它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给了外来者物质基础；而职业正常化和认同感的形成，则让外来者获得了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入口。
简单来说，正是稳定的收入、相应的保障和认同感，让外卖骑手获得了融入城市的希望，也增加了他们的使命感，让服务和行业升级。
类似的场景，历史上也曾经上演。比如在一百年前的美国。
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迎来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刻，流水线的普及，让工业发展，城市迅速扩张，操持着南方口音的外地人来到底特律、洛杉矶和纽约，成为产业工人，也成为服务业从业者。最初，他们的生活并不稳定，白天以零工糊口，夜晚则靠旧报纸、硬纸板和烈酒御寒。
这让他们跟城市格格不入，矛盾不断激化，嫌隙难以弥合。
美国政府尝试了很多办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却是福特公司无意间解开死扣。当年的福特推出了5美元的日薪，让产业工人获得了优渥的生活和稳定的愿景，也催生了消费时代的到来和财富转移的发生。越来越多心怀希望的美国人安定下来，购置寓所，参与社区活动，重视教育。
这个良性循环的后果就是美国迎来了“咆哮的20年代”，城市化的进程被大大加速，而在“美国梦”的精神内核被畅销书作家詹姆斯·亚当斯提出，并以此为基础，迎来了属于自己的20世纪。
获得了稳定收入和完全保障，并正在建立职业认同感的外卖骑手，比当年的汽车产业工人更有希望。
如今的高治晓，依然住在一间墙皮脱落的小隔间里，这里不到八平米，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衣柜，房租水电加起来每月1500元左右，但他的心态已经变了，在经常能感受到的善意中，他开始尝试留下来。
另一位骑手张满堂也放弃了离开的念头，尽管生活成本更高，但他觉得，儿子在大城市能获得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机会，这让他有机会改变命运。
更多的骑手成为了乡间的榜样，那些失去教育机会的年轻人，那些希望改变命运的中年人，可以沿袭着这条越来越宽的道路来到城市，成为一样的摆渡人。
时代洪流里，远方有希望，而奋斗则是船桨。每个摆渡人在这里，既渡他人，也渡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