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上，发生了围绕战略要地荆州的争夺战，从公元208年开始，到公元222年以夷陵之战而结束，长达14年之久。在这14年中，魏、蜀、吴三国时而信誓旦旦、握手言欢；时而号角齐鸣、金戈铁马；时而化敌为友，拔刀火并，三国时期的外交斗争就是这样地风云变幻，气象万千。
人们会问：为什么吴蜀能够结盟，而魏吴或魏蜀却不能结盟？为什么吴蜀联盟破裂后仍然复缘，尽管身上带有夷陵之战那样大的创伤？而魏吴联盟，寿命却那么短暂呢？
考诸史实可知，“鼎立”是三国时代最突出最重要的外交思想，用现代的外交术语讲，就是保诗均衡。从外交的角度去审视荆州争夺战，魏蜀吴三国的刘备、曹操、孙权、曹丕这四位掌权者的水平高下立判。
魏吴或魏蜀不能结盟是因为魏国是大国，昊蜀都是小国，小国之间才有相连的命运，小国同大国结盟既难于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又有随时被吞并的危险。
吴蜀之所以能够结盟，完全是为着互相需要和共同利益，对方的存在也是自我存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个小国或弱国要单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抵抗大国或强国的，只有命运相连的其他小国或弱国共为唇齿，才能化劣势为一定程度上的优势，保持一种政-治格局上的均衡态势。
吴蜀两国都正确地认识到：复兴汉室和短时间内铲除曹操的可能性都已经不大，唯一的上策就是筑起一道坚强的联盟堤坝，抵挡曹操势力的吞并浪潮，吴蜀两国力图保持这种均衡，而魏国力图打破这种均衡，这种矛盾斗争构成了整个三国时期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
实践证明，一个小国或弱国在有限实力的基础上，只要施展巧妙的外交斗争策略、方法、手段，这就等于增加了自己的物质力量，加强了自己与大国或强国争衡的地位。
既然吴蜀两国都遵循“只可与援，不可与图”的联盟外交原则，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又发生了荆州争夺战和亲痛仇快的夷陵之战呢？
上面已述，夺取荆州，全据长江，鼎足江东，一直是东吴坚定不移的方针，或者说是基本国策，当初借荆州给刘备，纯属权宜之计，只是希望刘备作为一支抗魏力量而存在。这一点孙刘两家心里都明白。
刘备夺取益州后，力量空前增强，孙权越来越感到盟友已从长江上游威胁着东吴的安全，因而数次提出归还荆州的问题。刘备依据“隆中对”的要求，不肯还荆州，想赖；赖不掉就拖。这就表明蜀汉的基本国策同东吴的基本国策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尖锐的冲突。
刘备集团的一些清醒人士看到了这一点，庞统等人曾劝刘备放弃荆州，立足益州，专心治蜀，走汉高祖的老路。
而刘备等人却主张走汉光武的老路，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帜，招揽人心。“隆中对”正是反映了这种思想。在诸葛亮未出茅庐之前，“隆中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随着时局的变化，“隆中对”同它所要求的社会条件的差距越来越大，完全有必要修改，但刘备却死抱着不放。相反，“隆中对”的制定者诸葛亮本人在思想上有了变化，不然他决不会在辅政之初就迅速恢复了吴蜀邦交正常化。
另外，“隆中对”规定“外结于孙权”，却又赖着借人家的荆州不还，道义上说不过去，又不深切地体谅人家的处境。从根本上危及了联盟大厦的基础。这本身就反映了蜀汉的基本国策同现实的不一致，同外交政-策的严重不一致。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吴蜀之间才爆发了荆州争夺战和夷陵之战。假如刘备适时地归还了荆州，就不会有关羽被杀；假如刘备及时地修正了“隆中对”的某些观点，使之与外交政-策一致，与盟友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夷陵之战。三国鼎立的时间极有可能延长。
孙权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老谋深算，纵横捭阖，常作惊人之举。只要是为了吴国利益，他能辱，能屈，能伸，能强，善观火候，见机而行，伺机而退。陈寿忍不住称赞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
曹操是聪明的观望者，他明知荆州是矛盾焦点，故安于旁观，静待事态发展，不抽一根指头，因为他一进去，吴蜀就会互相妥协，同心对曹。即使在魏吴联合进攻关羽的情况下，由于事态不明朗，他便退了一步，让昊蜀之间的仇恨加深加重加浓。他同孙权的结盟是由于关羽威胁着两国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才使两个冤家一度结成盟友。随着这种威胁的消失，各自又回到了原来的堡垒里。
曹丕写文赋诗还够得上上乘，办外交简直是下乘，刚愎自信，为孙权所利用。孙权卑辞奉章，主动联魏，曹丕虚荣心得到满足，不加深思就答应了。夷陵战后，他气势汹汹地要挟孙权送子入侍，他以为吴蜀联盟已彻底破裂，孙权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听他的话，服从他的意志，谁知孙权掉回头去，同坚定的联盟首领诸葛亮重新结盟。
曹丕失算于前，败策于后，落得两头皆空，好气煞也。倘若曹丕稍为聪明一点，夷陵战前伙同蜀一起伐吴；或者夷陵战后，趁蜀元气大伤伐蜀，三国鼎立的时间又是极有可能缩短。
三国时期的鼎立有其政-治和军事的因素，但外交斗争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这个角度去看，曹操和孙权是同一个级别的对手，而刘备、曹丕的外交手段、政-治水平明显不如前面这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