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解禁“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合资企业数量限制”，已经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事情，又怎能再称之为“机会”？真正的机遇往往隐身于汽车行业之外。
文/《汽车人》吴毓
“2020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于7月下旬实施，承诺中的“取消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如约而至，“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及合资企业数量限制”也将在24个月后“解禁”。但对于中国汽车企业而言，在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供给的背景下，寻找真正的发展机遇，需要望向汽车行业之外。
开放股比的背景
随着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汽车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大型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的发展趋势愈加明确，“乘员、车辆、货物、运营平台与基础设施实现智能互联与数据共享”的进化潮流更不容质疑。与此同时，我国汽车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掌握不足，产业链条存在短板，创新体系仍需完善，国际品牌建设滞缓，企业实力亟待提升，产能过剩风险显现，商用车安全性能也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社会趋势和产业背景下，工信部等三部委在2017年4月印发《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汽车行业继续扩大开放、鼓励引用外资、引进相关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加强与国外企业战略合作的基础，并提出“完善内外资投资管理制度，有序放开合资企业股比限制”的设想。这可以被视为“放开股比限制”的首次亮相。
14个月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发布，正式提出“2020年取消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并明确承诺“2022年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应该承认，发改委与商务部的“迅速动作”，是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战略的坚定执行，不仅向在华外资企业送上一颗“定心丸”，更奠定了今天持续扩大改革开放的基础。
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欧美日韩厂商对于技术转移或多或少都存在忧虑。合资公司的大多数员工，很难仅凭自己的工卡直接刷开母公司的门禁，特别是出入研发部门，往往需要额外的申请与授权；而跨国公司在华机构的员工，却可以凭工卡随意出入海外的母公司。当同一现象出现在多家公司时，巧合的几率已经无限降低。
在合资股比对半（话语权对半）的情况下，转移的技术会不会脱缰，被用于自主品牌的发展？合资企业的规划会不会越界，母公司的既有发展战略能不能得到彻底贯彻？如果控股比例调高，则可以内心稍安，有利于掌控运营主导权，也可以设立严格的技术“门槛”。
显然，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开放外资股比的限制，邀请跨国公司进入“深耕中国的2.0时代”，深度“绑定”跨国企业——既可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相抗衡，更可以加速推动电动化、智能化在中国市场的成熟落地。
对于跨国车企，大多数现金与资源已经转向了电动、智能和互联的研发与测试，为了提高效率而共享资源甚至战略合作（合资）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丰田与比亚迪成立合资公司、本田入股宁德时代、日产携手欣旺达……都是在最近6个月出现。即使企业有大笔的“闲钱”，是否值得向传统车企增资，还需要画个问号。
由商用车制造企业试水“开放外资股比限制”，利益相关方都在谨慎观察。中国政府希望能在2年的时间窗口内发现不足、修正短板，乘用车合资企业则希望洞悉政策的风向，在现有的样板中发现新的机遇。
开放“金融”的机遇
客观地说，解禁“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合资企业数量限制”，已经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事情，又怎能再称之为“机会”？真正的机遇往往隐身于汽车行业之外。
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中，有一项变化尤其值得关注。“2019版”已经确定将于2021年取消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2020版中已经提前“下岗”。法无禁止即可行——负面清单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止项，其他行业领域的经济活动都被许可。这意味着，金融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已经全部取消。
在中国汽车市场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从高增长转向微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时刻，“开放金融市场”将为汽车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海外市场，汽车企业的运作是真正的“四轮驱动”，汽车租赁、金融贷款、二手车销售是运营的主力，而新车销售仅仅是其中的一只脚。
通过金融公司、租赁公司与二手车公司的协同，打包车辆的租、贷与回收的产品组合，汽车企业由此向消费者提供多种购车、用车形式，形成独立于新车销售之外的产业链。这既可以维持制造产能在规模平衡点之上，也能保持新车终端成交价格稳定，保护经销商利益，还能保证新车换代时的市场定位不变。
在美国市场，汽车金融公司的利润收益贡献率占比超过母公司的30%，是公司内最重要的利润“奶牛”。虽然汽车贷款覆盖85%的新车交易和超半数的二手车交易，但评估新客户的信贷风险、将多家银行的服务与用户的需求相匹配，始终是车贷中的痛点。
在商业数字化领先的中国市场，大数据将使得汽车金融服务实现快速超车，并帮助车企走出“降低成交价=拉高销量”、“新车换代时才发现成交价已无上升通道”的死循环。海量的交易信息可以清晰勾勒用户的生活方式、消费喜好，帮助销售部门、战略部门推出更好的产品组合；而在线的交易形式也将减少简化操作流程、降低用户抱怨，使得“千禧一代”获得更好的消费体验。
可以预期，有了金融市场的开放，金融工具将更多地进入经销商渠道，二手车市场也将迎来利好，租赁共享市场将被注入新的运营理念、商业模式……汽车制造的产业链条将迎来更广泛的版图。
稀土市场的机会
如果说，“放开股比与合作伙伴限制”是已经上桌、形态确定的前菜，“放开金融业股比限制”是正在装盘、备受期待的主菜，那么“稀土资源的有条件有限制开放”就是仍在烹制、尚有变数的甜点。
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中，取消了“禁止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核燃料生产”的规定，但“禁止投资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勘查、开采及选矿”的规定仍然存在。
在新能源发展成为共识，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氢燃料电池百花齐放，小型化大功率驱动电机的需求走高……国外资本与技术正持续关注中国稀土开采，也会更加深刻地重塑汽车产业链的走向。
钴金属并非稀土，近年却倍受车企的重视，几乎每一项技术进步、每一波战略合作，背后都有它的影子。通用汽车与LG化学合作开发动力电池Ultium——NCMA四元锂电池（镍钴锰铝），通过加入铝，将电池中的钴金属含量减少约70%。特斯拉也在今年2月透露，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电动汽车中将会使用“无钴”电池。在特斯拉的定义中，无钴，不一定是磷酸铁锂电池。
一台苹果手机使用5-10克钴，一台笔记本电脑使用30克钴，一台纯电动车使用大约9000克钴……车企努力降低钴金属的含量，一方面是由于钴金属价格昂贵，减少使用就可以削减动力电池的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钴开采过程中潜在的道德风险——大量使用童工、迹近掠夺的报酬、没有安全措施、持续暴露于有毒金属中。
当智能手机、电动车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消费者正在更加严格地审视整个产业链，要求供应链消除道德风险，要求生产链具有更低的碳排放。苹果、LG化学、福特、通用汽车、三星SDI、BMW、亚马逊都承诺建立负责任和人道的供应链管理，并鼓励其供应商参与努力改善人权。
如果发展新能源车必须的钕元素的开采可以实现“有条件开放”，必将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的进入，不仅汽车行业获得道德可控、碳排放可追溯的钕供应链，中国也可以借力优化开采工艺、发展高端产品，真正实现供与需的双赢。
无论是今天取消“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还是即将执行的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及合资企业数量限制”，都是在证明中国政府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让汽车行业真正地走进市场，让社会资源能够惠及可持续的项目。
对于合资车企而言，与其为“股比变化”而忧虑，不如擦亮眼睛去发现那些被忽视的行业机会、被埋没的市场机会。真正的机会并不在汽车行业内。（文/《汽车人》吴毓，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