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潜心读书时，我们就会越来越喜欢书，那是因为在读书的同时我们得到了心灵的满足。
当我们浪迹天涯时，就会越来越喜欢远游，那是因为在远游的同时，我们得到了心灵的丰富。
我们为什么奔向草原和大海？因为草原的广袤与大海的辽阔给了我们心灵的富足。
我们为什么要借山而居，那是因为青山的诗意和美好给了我们心灵的富足。
古往今来的人始终在追求心灵富足的生活。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当一个人的内心丰盈富足，精神饱满明媚，他的思想、他的灵魂也必然高贵而神圣。
432年前，29岁的陈继儒第三次乡试落榜。他的确是个快意的人，干脆把自己的儒生衣冠都拿去烧掉，以示心志，绝意仕途。
从此在小昆山的南面过起了“焚香宴坐，怡然自足”的隐居生活。
在他退隐小昆山的第二年，好朋友董其昌参加了乡试，第三年又参加会试，并且考中了进士，也做了朝官。
但他仍不为所动，一意在山中栖心学问，杜门著述，习字作画，名气日重。
陈继儒不仅文章练达，小词也极有风致，还精通书法和绘画。
后世之人多认为陈继儒柔中带刚的绘画风格和水平要高于董其昌的。当时的内阁大臣太仓王锡爵再三延请陈继儒入府，担任其子王衡的老师。
刑部尚书王世贞生平亦雅重陈继儒的才华，还有一批三吴名士也欲争陈继儒为师友。
后来朝廷多次诏征，让他出仕做官，但他都称病拒绝，情愿过一个“但看花开落，不言人是非”的生活，做一个觉洒随性、心灵富足的山人。
他在山中写下的《小窗幽记》指点迷津、以言醒世，与洪应明的《菜根谭》，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一起并称“处世三大奇书”。
今天读来，仍有醍醐灌顶之感。
在陈继儒去世206年后，西半球上，28岁的亨利·戴维·梭罗借了一柄斧头。
孤身一人，走进瓦尔登湖边的山林，搭起小木屋，以星空当锦被，与野兽为邻，开荒种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
彼时的美国正处在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型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脚步，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也不断进步。
但蓬勃发展的工商业造成了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人们都在为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而整日奔忙。
而年轻的梭罗，渴望回归自然，探索一种精神自由和心灵富足的生活。
冬天，当梭罗看到一些动物在雪地上留下生活的足迹时，他便自言自语说：“也许它们爱这一片湖水，理由跟我的是一样的吧”。
把自己也比作野兽，多么可爱。
春天来临时，瓦尔登湖终于开冻了，他说：春光来临之前的一切琐碎事，都在春光的照耀下变得微不足道。
太阳的光线形成了直角，温暖的风吹散了雾和雨，就这样，新的生命开始了自已的生活。
想必这些细腻的触感，非孤独所不能观察到的，也是非心中有温情所不能体会到的。
这份与湖水相依的生活持续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后，他离开了这片森林，带回了一个笔记本。
作为对宇宙万物好奇、与对生命意义探寻的证据，这个笔记本让圣雄甘地叹服，让托尔斯泰狂喜，让整个世界震惊。
一百年后，一个叫徐迟的诗人，受费正清先生的邀请，翻译了这本笔记，大受震惊。然而接下来的乱世让这颗钻石淹没在了尘埃里。
真正让它重见天日，是五十年后的1989年，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去山海关卧轨，他随身携带的就有梭罗这个笔记本——《瓦尔登湖》。
一夜之间，千千万万人被这面丰盈的湖水惊醒了。
虽然梭罗的独居生活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当他自嘲重新成为文明社会的“寄居客”时，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交给了自然史研究和写作。
梭罗身材不高，很坚实，浅色的皮肤，严肃的蓝眼睛。晚年，他脸上留着胡须，与他很相宜。据说，他能够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别人用尺量得还准。
他能非常精准地用眼睛估计两棵树的高度。他也能像一个牲畜贩子一样地估计一头牛或是一头猪的重量。
一只盒子里装着许多散置着的铅笔，他也可以迅速地用手将铅笔一把一把抓出来，每次恰好抓出一打之数。
他善于游泳，赛跑，溜冰，划船。他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比我们臆度的这些还要精妙。
与其他大多数人相比，梭罗更善于思考，不甘心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花费于生计。他提倡人们将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业。
他用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独居生活向世人说明了这样一个现实：人们的确将生活的意义搞颠倒了，只有心灵富足的生活，才能给予人们更长久的幸福。
对今天的人来说，生活中的任何追求都应该是以追求心灵的富足为最终目标。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追求物质财富、七情六欲，但任何对于物质财富和欲望的追求都应该回归到心灵富足的层次才有意义。
在我们有了足够的食物、衣服和躲避风雨的住所之后，任何追求如果没有更高层次的意义，最终将会归于无聊和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