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国时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坚，南北朝的刘宋文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下的某个时段。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文景之治持续了近40年。事实上，文帝刚刚即位时，天下还相当残破，真正的盛世出现在景帝时期，并由汉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汉代治世持续近70年，其中盛世大约30年。
唐代盛世史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个阶段并不接续。贞观之治从627年到649年，持续22年，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阶段，成就并没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续大约30年。
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续时间最久，然而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持续也不到100年。即使从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过130多年。
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祥。
“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20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变化。《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虑到逃亡等因素，历史学家一般的推断是秦汉更替过程中的战乱使中国人口损失了约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于经济损失，更是惨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说，老百姓没有一点存粮，连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马匹，宰相出门都得坐牛车。
中国历史上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这个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632年)，魏征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而清人入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后期帝王的懒惰登峰造极，万历更是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历史纪录。而清代皇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一个帝王群体，个个未明而起，勤奋不懈。有明一代朋党之祸最烈，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而从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续不懈地大力打击朋党，使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朋党之祸最轻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司马炎篡位不久，攻灭吴国，结束三国混战历史，晋武帝也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个一统全国的帝王。在统一之初，他积极进取，顺应民意，减免徭役，一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隐隐然出现了“盛世”征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劲，一个大规模的盛世就会水到渠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备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出众的素质。晋武帝迅速陷入物质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晋贵族文恬武嬉，大肆挥霍，兴起了一股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比富风”。因此不出人们意料，武帝死后不久，西晋便陷入了混乱之中。
因此，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质超强的君主缔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众，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宫之中，妇人之手，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并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个开国之君外，汉文帝、汉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实在是中国帝王中的异数。
事实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盛世的出现，都是几代人的接力努力达到的结果。
中国盛世出现的规律是，一个英明强悍的开国帝王为新王朝立定规模，打下基础。开国帝王去世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磨合动荡调整期，再由另一个精明强干的子孙打开王朝发展的瓶颈期，将王朝推上盛世。汉代刘邦开国，确立了清静无为的治国思路，但也留下了诸侯分裂的政治隐患。刘邦去世后，出现了吕后、惠帝时期的动荡。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将“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击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势力，消除了政治体制上的重大隐患，从而催生出武帝时代的极盛。唐代的盛世，经高祖、太宗开基立业，奠定基础，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动荡调整，直到玄宗时才达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尔衮和顺治打下基础。而康熙继位，解决了权臣和三藩这两个发展的瓶颈问题，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解释了。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汉武帝前期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752年，也就是唐天宝十一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5200万。但八年之后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500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户人家，“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败之迅速可以想见。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腐败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3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往往被称为“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与中国的盛世比起来，西方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则没有这么短命。
伊丽莎白时代与乾隆时代有许多巧合。伊丽莎白女王与乾隆同是25岁即位，与乾隆一样，她也是一位理智又灵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兰内部因宗教分裂而处于混乱状态，对外则面临与法国的战争和与苏格兰及西班牙的紧张关系。她以高明的妥协策略使英国摆脱了宗教战争的阴影，又以灵活的外交与周围大国周旋，结束了与法国的战争，为英国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期。
当她逝世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她的统治期因此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
与中国的盛世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
原因是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一部英国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进史，虽然英国社会始终存在种种无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进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英国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重提“盛世”二字，许多时候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
一个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通过自我宣传来为自己壮胆。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
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于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这些当初精心撰写的谀词，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统治时期，另一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康熙时期，对盛世二字并不那么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后，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了，他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宜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正是这种难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后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
“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左传》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则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无一不证明着中国人治循环规律的牢不可破。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的衰败来临了。
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国文明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是只有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这一条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社会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虽然中国自我运转的规律仍然在深层次地起作用，但是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的旧有轨道。正如梁启超说：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作者：张宏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