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景说史
序言:
在岳飞的军事生涯中，抗金斗争固然占据主要地位，而平定各地变乱，也占据了相当比重。在南宋初期兵荒马乱的形势之下，各类武装势力此起彼伏，与官府抗衡，其情况也相当复杂，从研究岳飞的生平事迹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在不少场合下，官逼民反，固然是一个重要史实，但反叛的性质似乎也不能仅依此而确定，因为在一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各种武装力量的兵源主要都来自于农民。下面就去看看岳飞平定各地变乱。
一、破王善、张用等军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岳飞等军在东京留守杜充的驱迫下，与王善、张用等军发生冲突，进行了一场本可避免的战斗。正如《要录》记载所说:“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杜充苛酷而多猜忌，他对王善等军不能在抗金的大前提下推诚相待，却将他们视为异己势力，必欲使用武力而后快。他认为张用“一军最盛，终必难制，乃有攻之之意”。
《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春正月，贼首王善、曹成、张用、董彦政、孔彦舟率众五十万，薄南薰门外，鼓声震地。充抚先臣曰:‘京师存亡，在此举也！’时先臣所部才八百人，众皆惧不敌，先臣谓曰:‘贼虽多，不整也，吾为诸君破之！’左挟弓矢，右运铁矛，领数骑横冲其军，贼军果乱。后骑皆死战，自午及申，贼众大败。”
岳飞在建炎三年的整个上半年，参加了对付王善等军的内战。一支本可以用于抗金的武装，却在杜充的错误政策下，与宋军自相残杀。王善最后投降金朝，他本人固然有其罪责，而杜充也不能辞其咎。由于岳飞骁勇善战，实际上解救了杜充个人的危困，杜充虽然对武将十分粗暴，却又不得不倚重于他，加上两人都是相州人，故人称岳飞为“杜充爱将”。
二、降服戚方
史料记载戚方“勇悍善射，初投为教骏兵士”，这是属骐骥院的厢军兵士。在北宋末南宋初的乱世中，他投奔“九朵花徒党”，又“杀其为首人”，“投杜充，用为准备将”，后当统制。建康陷落后，他就乘乱作乱，到处流窜，残杀官民，无恶不作。
《宋史》卷26《高宗纪》记载，六月十四日甲申，“岳飞破戚方于广德军”，十六日丙戌，“戚方诣张俊降”。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六月，宋廷“诏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往捕之，仍命统制官岳飞听俊节制”。《鄂国金佗稡编》卷5《鄂王行实编年》对岳飞战败戚方的过程叙述颇详:“广德守臣亦奉书，以方之难来告。会有诏，命先臣讨之。先臣以三千人行，寨于苦岭。方时发兵断桥以自固，先臣射矢桥柱，方得矢，大惊，遂遁。先臣命傅庆等追之，不获。俄益兵来，先臣自领千人出，凡十数合，皆胜，方复遁。先臣穷追不已，方生路垂绝，知必为先臣所诛，会张俊来会师，方乃间道降俊。”
戚方投降后，所统兵马全数归于张俊，“献金玉珍珠不可计”给张俊。后来他又取悦宋高宗宠信的宦官，因此官运享通，最后官至武人极致的节度使。戚方由兵为盗，或盗或官，贿赂宦官，献媚上司的经历，在南宋前期政治中，确实具有某种典型性，也是反映当时军政腐败的一个侧面。
三、讨伐李成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冬，李成勾结南下的金军，在淮南攻城略地。面对李成和金军的强大攻势，东京留守司军在杜充的率领下节节败退。为了抵御李成和金军的不断蚕食，宋廷命令岳飞等人进行有效抵抗。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初，至洪州，李成将马进来挑战，俊坚壁不出，后用飞计，渡江击之于玉隆观，败之”
岳飞一军在抗击李成一战中有重要作用，在击破李成的生力军后，率部往西北部方向追击李成，途经洪州武宁县，使当地百姓免遭蹂躏，最终迫使李成渡江逃到蕲州。李成投降伪齐后，虽得到重用，而从此也不得不收敛其称孤道寡的野心，甘当刘豫和金朝的鹰犬。在整个讨伐李成的战斗中，岳飞在张俊军中的功劳最大。
四、招降张用
张用自叛离杜充后，先后与王善，以及“义兄弟”曹成、李宏、马友等分道扬镳，率领部伍在京西和淮西一带抄掠，人称“张莽荡”。当张俊与岳飞率得胜之军回师时，张用的部伍恰好转移到江州瑞昌县和洪州分宁县一带，张俊即命令岳飞给张用写信招降。随后岳飞不用一兵一卒成功招降张用。
张用归降宋朝后，被授予武官衔拱卫大夫、相州防御使，任张俊部下的统制，后又以翊卫大夫、相州防御使的头衔改任添差浙西路兵马副钤辖、福建路兵马都监等闲官，他并未在民族战场上建功立业。
五、击破曹成
《金佗续编》卷5《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省札》记载，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二十九日，宋廷发下省札，命令驻扎洪州的岳飞“日下将带见统全军兵马，起发前去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
南宋朝廷这项重要的任命，是为了剿除荆湖一带的盗匪。当地最强的盗匪是曹成，其次是马友、李宏和刘忠。前三人曾经还是义兄弟，到了后面却嫌隙很深，互相攻伐，他们表面上还接受朝廷官封，实际上却叛服无常。
岳飞当时率领所部七千余能战之人追击曹成几万人马。由于双方兵力相差颇大，按宋廷命令，岳飞本可以等待韩世忠大军抵达后，共同征讨。但岳飞为援救广南，还是决定孤军进讨。岳飞虽是孤军深入，但曹成军却毫无抵抗之力，只能分散向广南东路和荆湖南路逃窜。曹成也被迫向进兵荆湖的韩世忠军投降。
在击破曹成的战斗中，岳家军以少击众，长途奔袭，千里转战，赢得很高的军事声誉。李纲称赞说，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异时决为中兴名将”。
六、江南西路的吉州和虔州平叛
江南西路的吉州和虔州，面积约占全路十一州军的一半，地处与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和福建路的交界，“地形险阻，山林深密”，自北宋到南宋，历来被视为“盗贼之渊薮”。南宋初，两州变乱不绝，故统治者称“虔、吉之民，素号顽狡”，“阖境之内，鲜有良民”。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经许多官员的举荐，宋廷命岳飞前往平叛。岳飞先是击败以彭友和李满为首的吉州变乱武装势力后，再移军虔州。岳家军在虔州的军事行动也是势如破竹，岳家军完成镇压任务后，于当年六月二十六日班师回朝。
《金佗稡编》卷5《鄂王行实编年》特别记载了一段岳飞建议取消屠城的记事:“初，庙堂以隆祐震惊之故，有密旨，令屠虔城。先臣既平诸寇，乃驻军三十里外，上疏请诛首恶，而不是赦胁从，不许。连请不已，上乃为之曲宥，就诏先臣裁决。六月，先臣始入城论囚，即诸酋罪之尤者数人，各置之法，余悉称诏贳之。市不易肆，虔人欢声如雷。至今父老家家绘而祀之，遇讳日，则裒金饭僧于梵舍，以为常。虽更权臣之祸，亦不变。”
隆祐太后孟氏在建炎四年逃到虔州时，卫兵与乡民发生冲突，她曾受惊吓。因此高宗命令岳飞屠虔城，但岳飞多次请奏化解了虔城被屠城的命运。岳飞在吉、虔州平叛之后，一直得到当地百姓的怀念。岳飞在整个军事行动中，始终维持严格的军纪，“士卒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釡盎而去。太守供张郊饯，师行将绝，谒未及通，问殿后者:‘大将军何在？’笑曰:‘已杂偏裨去矣。’”岳飞不愧是中兴诸将第一，他不仅解救了大批强迫为盗者，且珍惜生命，不随便杀戮，故人们对他长久地怀念，就不足为怪。
七、瓦解杨么军
《梁溪全集》卷75《杨么占据洞庭系湖北路本司已遣军马把截奏状》记载李纲上奏说:“土贼杨么、黄诚等占据洞庭、青草、三江之险，聚众数万，出没鼎、灃、潭、岳、荆南、峡州数千里之外之地，为荆湖腹心之大患。”
绍兴三年，杨么军击破宋将王燮的进攻，歼灭了崔增和吴全的水军后，声势更盛。宋朝统治者认为，杨么“为腹心害，不先去之，无以立国”。杨么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宣传，“以妖术蛊惑愚民，其立说谓从之者无税赋差科，无官司法令，愚民乐从”。
《金佗续编》卷5记载了杨么还与伪齐勾结，准备在绍兴四年七月间发起对岳州、鄂州、汉阳、黄州等地，与伪齐大军南北夹击宋军。岳飞正是根据从杨么水寨中逃脱的宋军俘虏王中和袁海的报告，提出先发制人，粉碎杨么与伪齐南北夹攻的计划。
《金佗稡编》卷10《乞复襄阳札子》记载岳飞上奏说:“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么之窃发，俱为大患，上轸宸襟。然以臣观之，杨么虽近为腹心之忧，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今日之计，正当进兵襄阳，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絷缚，则亦丧师远逃。于是加兵湖湘，以殄群盗，要不为难。”
南宋朝廷批准了岳飞的计划，在岳飞攻取襄汉六郡的同时，宋廷还命王燮以重兵钳制杨么。因此在岳家军得胜，李成丧师逃遁之后，杨么军并未如期在七月出兵，就不足为怪了。
杨么凭借龙阳和沅江两县的部分弹丸之地，能屡败官军，还是依赖其强大的水军，特别是作为主力舰的车船。他们对付官军的战略主要是“陆耕水战”，“官军陆袭则入湖，水攻则登岸”，“阻重湖，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而尽驱其众，四出为暴”。
岳飞被任命为剿灭杨么军后，并不是急于对杨么军发起进攻，而是一个人蚕食的方式吞并杨么军的地盘，并先后策反了杨么军手下的黄佐，再由黄佐等说服杨么手下最骁悍的杨钦率部出降。杨钦投降岳飞后，就向岳飞献计，岳飞才发动对杨么军的总攻。杨么军各水寨先后或破或降。
《鄂国金佗续编》卷26《杨么事迹》记载牛皋禀覆岳枢相，言:“许大杨么，占据重湖作过，致烦朝廷之忧。虽一王四厢大军数万人，犹自败折了空回。今节使太尉提大兵来，讨荡巢穴，贼众畏伏虎威，尽已出降，独遮杨么抗拒，已行擒戮。若不将其手下徒党少加剿杀，何以示我军威？欲乞略行洗荡，使后人知所怕惧。”岳枢相曰:“杨么之徒，本是村民……若屠戮斩馘，不是好事。但得大事已了，仰副朝廷好生之意，上宽圣君贤相之忧，则自家门不负重责，于职事亦自无惭也。”连道数声:“不得杀！不得杀！”
岳飞对失败者的处置，更是显示了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致力于当儒将的风范。岳飞除放散老弱外，将大部分强壮者编入岳家军，使得岳家军的军力大增，并且首次建立了沿江最强大的水军。
以仁为本是岳飞的军事指导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对人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一是珍惜人命，人命关天；其二则是轻视人命，视人命为草芥。在后一种观点的指导下，为了抢江山，就不须顾及百姓的死活，战争中经常出现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惨剧。
《孙子兵法》的《地形篇》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认为战争也须“惟人是保”，即爱惜军民的生命。《司马法·仁本》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岳飞显然是前一种观点的有力维护者和执行者，他不论是对金，对伪齐作战，还是在平定内部变乱时，都努力维护本军仁义之师的形象。《金佗稡编》卷9《遗事》称岳飞“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裨将寇成尝杀降，即劾其罪。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思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
结语:事实上，岳飞强调的“好生之意”，正是源于儒家思想，《赏书·大禹谟》有“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之说。他对吉、虔州和杨么两次变乱的处理，更是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以仁为本”的军事观。“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人道主义，其实是殊途同归，值得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珍视，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