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北漂族成为追逐梦想的人群代名词，为了追求梦想，北漂族背井离乡，孤身一人在帝都经年累月的打拼。疫情期间，观点君宅在家里研读宋史，惊奇地发现早在宋朝就已经存着类似于今天北漂族的人群，也就是本文的谈论对象——宋代“京漂”一族。
那么宋朝“京漂”族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和标题里提到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们又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宅在家里读史，笔者将依据《宋史》等史书，结合影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相关剧情，浅谈宋代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京漂”一族，为读者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学而优则仕，“我”为科举狂
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兵变的方式来代周立宋的，为了防范武将，宋代统治者一贯遵循重文轻武的方针策略。宋太祖曾说：“朕欲令武臣尽读书，知为治之道”，于是便恢复自五代以来不被重视的科举考试，到了太宗皇帝时，科举取士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唐朝。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唐朝，科举考试制度在宋朝得到了许多创新，比如糊名阅卷，锁院制度等都提升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科举入仕这条路不再为世家大族把持，市井百姓通过寒窗苦读，真的能够得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般的命运改写。
据统计，唐朝共录取进士6610人，而两宋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高达115427人，每年取士的人数大约是唐朝的5倍，元的31倍。在朝廷的重视之下，民间形成浓厚向学风气。“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被读书人奉为圭皋，于是两宋每届参加科举的考生大为增多，最多的年份甚至高达40万人，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来形容宋朝科举考试的场面也不为过
但毕竟每次能被录取的只有一小部分天子骄子，大量落榜而又不甘心的举子只能留在京师再战，比如苏轼的父亲苏洵就多次应试不第。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历届落榜的考生滞留京师，就形成了“京漂”一族。
为什么人在京师漂
弄清楚了“京漂”族是什么人，我们来继续分析他们为什么要漂在京师，有家不归。总的来说“京漂”族之所以要选择京漂，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客观上的原因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共分为三级：州试，省试和殿试，而省试和殿试只在北宋都城东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举行。这样一来外地考生就必须在考试日期之前到达京师，便于安顿住处和拜访达官贵人，以期得到推荐。而一旦初试不第 ，巴蜀和岭南等地区的考生往返京师和家乡一趟就要耗费大半年时间，再加上途中的吃住各项花费甚巨，于是就有大量落榜考生干脆留在了京师，为下一次科举备考。
“科举既频，天下之士诚奔走之不易，而岭外尤为遐僻。每随计动经五七千里，往来不窗百余程。跋压道途，蒙犯风雪，比至京师，扶持困颐之不暇……故滞留应考地者往往有之”（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其次，出现“京漂”族的原因和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关。如果说第一点原因反映的是交通不便的话，那么第二点原因则体现出当时的信息闭塞。众所周知，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革新和突破，在考试内容上更是作了较大的改革。
起初宋袭唐旧制，进士科以考察帖经、墨义和诗赋为主。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科举考试内容一改旧制，重点考察策论和操行。而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为了培养变法人才，进士考试内容又改为专门考察经义和时务策。后来变法失败，这一变革又被废止。北宋中后期，变法派和守旧派轮番得势，于是科举考试有时重诗赋，有时重考经义，考察重点时有变动。
在这种背景下，举子们想要考场得意，除了需要学富五车外，把握科考命题最新动态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还需要关注朝廷政治形势，这样才能写好策论。比如嘉佑二年的科考中，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之所以能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主考官的青睐，除了文章文采飞扬的因素之外，更是因为这是一篇针砭时事的优秀策论文，和欧阳修提倡的新文风不谋而合。
所以在宋代信息闭塞的情况下，考生想要赢得先机，成为“京漂”族，住在“天子脚下”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国家用人之法……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以此之故，四方学者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选自《续通典》）
最后，“京漂”族出现的第三点原因涉及到了古代科举考试的地域公平问题。事实上，从隋唐到明清，科举取士一直存在着地域公平问题。隋唐时期国家经济重心在北方，北方的农业生产，人口经济都要超过南方，因此在科举取士的时候会倾向于北方考生。相反地，明清时期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南方在经济人口和农业生产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因此科举取士倾向于来自南方的举子。
宋代科举取士也同样存在着地域公平问题。以仁宗嘉佑三年科考为例，开封府解额278人，录取44人，录取比例1：6，而当时各地方解额最多的是河北路，共152人参加考试，录取比例却只有1：30，情况最好的利州路才l：26（注：解额是指一地区有资格参加科考的人数）。
以上只是宋朝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如果参照最极端的录取数据来看的话，嘉佑七年，各路之中，解额最多的河北路，录取比例仅为l：154，录取比例最高的荆湖北路为l：23，偏远的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几乎无人登科。而在这种情况下，开封府的进士录取比例却依旧高达l：5。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科举取士优先录取京师户籍的考生，录取名额也朝京师户籍考生大量倾斜。在这种情况下，举子们在京师长期客居以获取京师户籍，能够大大的提升被录取的几率。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功名驱动下，落第考生们形成了“京漂”一族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京师房屋租赁业的带动作用
那么“京漂”一族的存在对宋朝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不妨从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入手：“士子赶考，钱井经商”，所谓“钱井经商”是指出租房屋取利的意思。
每逢科举考试前后，大量的外地考生涌入京师，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呢？据《东京梦粱录》记载：“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又有《夷坚志》记载南宋都城临安在科考期间，“诸路士人，比之平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
这么多考生的涌入，就势必要先解决客居京师期间的衣食住行问题，除了极少数可以投奔亲朋外，绝大部分举子们只能居住在抵店之中，于是京师中涌现出大量抵店，并且价格水涨船高，连许多王公大臣们都争着经营抵店来分一杯羹。
影视剧《少年包青天》第一部中，包青天和公孙策前往开封赶考，就住在京城一处专供考生投住的抵店中，并且他们在抵店中的生活场景多次出现，这是非常符合北宋书生们赶考的真实历史的。而像“包青天“这样的才子们一次就可以轻松通过，只需在家中等候被委以官职的好消息；至于像“公孙策”这种时运不济的考生选择打道回府就是，毕竟其父亲是庐州知府，来回往返一次不在话下；而剩下的大部分落榜举子们，基于上文分析的三点原因就不得不滞留在京师。
这种情况下再住在抵店中显然就不太现实，于是“京漂”族们或者三五人合租，或者个人独租。租住期限上，短则一年，长则数载，如果中途再遇其他变故，“沉沦十数年，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也是常有的事情。
从整个赶考队伍的看，举子们的赶考生活并不只有二月到三月科考期间的短短一个月时间，“京漂”族们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常住京师，由此又给房屋租赁业的长期市场带来商机。正所谓士子赶考，钱井经商，出租房屋以获利的人又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租金收入。
正如宋孝宗所说：“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止有科举”，可以说正是从宋朝开始，科举与入仕才真正紧密相关。上至天子，下至市井百姓为读书人营造了浓厚的向学风气，读书人无不对科举入仕趋之若鹜。这既是宋朝科举考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原因，也是“京漂“族出现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