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所谓“海禁”，就是禁止海上对外贸易，尤其是民间个人或组织的海上对外贸易！在明王朝存在的260余年中，朱元璋设立的“海禁”政策，作为“祖训”，终明一世没有一位皇帝敢明令废除，只是随着形势时而松弛时而严峻，进而影响了整个明王朝的兴衰。
一、朱元璋洪武时期海禁的开始实施。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正式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三年（1384年），又下令“禁民入海捕鱼”！然而这些禁令收效甚微，并没有达到朱元璋的预期效果，私下仍有许多渔民私自下海，与外界进行贸易！屡禁不止的民间海外贸易，令朱元璋大怒，之后接连不断加大海禁强度，直至《大明律》中将“海禁”作为法律，海禁才正式开始了在260余年的大明朝的存在生涯。
在《大明律》的《兵律》中有这样的条载：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细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同时，在《大明律例》中有以下条载：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梟首示眾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楜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海上对外贸易，朱元璋制定的律法比以前任何朝代都要严格，甚至可以用苛刻、无情来形容。禁止渔民私建二桅以上的大船，进而让其无法在海上安稳活动，真是无所不用之际，直接从根本上断绝了民间私人的一切海外交通，这与后来清朝的闭关锁国本质上几乎差不了多少。
为了与海禁政策相匹配，朱元璋还实行了沿海区域的迁界、征船户为军、加强海防等措施，真是煞费苦心。
那么，朱元璋为何要实施海禁政策呢？朱元璋曾说过一句话：“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直接道出了其实行海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海疆不禁”，为了防止海外国家和势力的侵扰。
洪武初期，朱元璋曾对日本两次用兵，均已失败告终，实行海禁虽说是个消极的方法，却能最便捷的解决沿海海防问题；其次，为避免海外势力与国内反动势力相勾结，如张士诚、方国珍等余孽。
洪武年间，由于商品经济水平低下，国家的商税显得微不足道，并不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此时，明朝依托的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农业经济。这种背景下，与外界贸易可有可无，国内经济完全可支撑国家运转。明朝实行的是规模庞大的军屯制度，并不需要承担太大的军费支出，而在封建社会，军费是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洪武初期，国家财政收入依靠农业就可维持，海外贸易可有可无。
二、朱棣永乐时期海禁的放宽，且积极对外交往。
朱棣从侄儿朱允炆手中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年号改称“永乐”，针对对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未违背海禁的“祖训”，却是加大了对外交往，在此背景下，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当然，朱棣虽说放宽了海禁，但也仅仅是放宽而已，最根本原因源于他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指责建文帝”变祖乱制“，此时的海禁政策流于表面，实际执行过程中极为宽松。
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使明王朝与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友好关系，对洪武年间保守的海禁政策进行了有力冲击，海外贸易得到了强力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永乐期间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组织仍然不准出海。朱棣放宽海禁是为了彰显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和震慑海外番邦，以泱泱大国之势俯瞰他国。
三、朱厚熜嘉靖时期海禁得到强化，达到巅峰。
由于朱棣的海禁放宽政策带来的实际好处，后面的几位皇帝对于海禁政策都持观望、维持之态，导致民间私自出海贸易的现象和开海呼声从未间断。
同时，许多国家的各种生活用品大量依赖于明朝的出口输出，尤其是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成为了明朝最大的民间贸易国。然而，凡事总会有变数。
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了宁波争贡之役（两个日本使团在宁波为争斗代表权问题大打出手）和走马溪事件（明朝军队在走马溪歼灭了一伙海盗，却被吹捧成东南海区大捷，对朝廷进行骗赏），嘉靖皇帝下令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
1548年，嘉靖皇帝指派朝臣朱纨在东南沿海，提督闽浙海防军务。朱纨很快以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来强化海禁，他先是避开沿海军队干扰，从内陆抽调卫所部队参战，消灭了海上最大的走私商团，又令卢镗指挥福建水师北上，两人联手绞杀下，东亚当时最大规模的自由港被彻底毁灭。明朝海禁强度达到巅峰。
四、朱载坖隆庆时期海禁得到最大限度开放，直到明朝灭亡。
嘉靖将海禁强度封闭到极致，成果虽大，但民间组织，尤其是沿海人民生活依托与大海，生活与海上贸易息息相关，再加上海禁严重影响了日本的供应需求，海禁如同走进了死胡同，走私活动反而趋向于愈禁愈盛的情形。原因很简单，嘉靖并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内外隐患最终在嘉靖三十一年彻底爆发，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
在此背景下，明朝内部对海禁问题产生了分歧，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开放海禁。在辅政大臣高拱和张居正，巡抚福建的谭纶的上书下，隆庆皇帝在不违背海禁”祖训“的情况下下令开关贸易，在原有的海禁基础上开放了一个偏僻的小港口：月港。
此后，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月港流向明朝，几乎世界三分之二的海上贸易与明朝有关。仅月港开关一年的时间，关税收入超过上万两，缓冲了国内经济；同时，月港成为了海盗、倭寇的走私中心，可以光明正大的进行交易，间接遏制了走私活动和倭寇的侵扰，以及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瀚海说：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实行以来，大概分为三个时期：开放（永乐）——加强（嘉靖）——开放（隆庆）。我们可以发现，海禁政策从全面封锁（洪武时期）到官方开放（永乐时期的朝贡贸易），再到最后的民间开放（隆庆时期起），是政治层面向经济层面的转移，是从官方层面的开放向民间层面的过渡，也是明朝统治者的心态变迁历程，他们的心态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作为“祖训”，海禁政策束缚了明朝一个又一个的统治者，它随着形势时而顺驰时而严峻，就是这些统治者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他们不敢违背“祖训”废除海禁政策，就等同永远无法放开手脚地同海外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往深层次点来说。明朝海禁是一项消极的国策，阻碍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遏制住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拉开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更是阻止了国人思想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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