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王旭9月17日报道：何晓明是谁？哪怕在网络信息海洋里，这也是一个难以“打捞”回答的问题。
现在他就坐在记者对面，上身是浅蓝色的短袖衬衣，左胸口袋上绣着红色的“CETC（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英文缩写）”，党徽端正地佩戴着。圆方脸上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眼神沉稳，说话的时候会看着对方，声音略低，不疾不徐，带着一种科研工作者的严谨，但绝不乏闷。
受访者供图
何晓明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一研究所总体部主任，多年来他一直在国防军工建设领域担任国防重点型号项目总设计师，为军队提供最先进的国防现代化设施。他带领的团队突破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有效地推进了我军电子侦察装备技术的发展。日前他被授予“2020年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何晓明就是大家眼中“神秘的国家队”，“国之重器”的背后就是他们这样的千千万万的科研工作者。
“军工”是“终生”使命
1999年发生过什么？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国庆举行了建国五十周年阅兵，澳门回归祖国。
1999年的何晓明只是南京理工大学普通的一名毕业生。四年前，他从黑山白水的黑龙江远赴千里求学，选择了当时较为热门的电子工程专业学习，一开学就军训了一个月。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前身是军校”，回忆起二十多年前军训的时候，何晓明依然有些激动，“整个学校武装部的枪都是自己学校的，不用外边去弄”，这也是他兴趣最初的萌发。
南京理工大学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炮兵系，“天下武功出少林”，哈军工后来分建为国防科大、西工大、南理工等多所学校。
何晓明在南京理工大学接受了严谨的科研训练，他回忆试验测试时，导师特别要求他们二次确认试验器件的数值，“比如电容上标定了数值10欧姆，但具体在用的时候导师告诉你一定要再次确认”，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何晓明又再次强调，“测试交上去的就要很精确，不能有误差”。
现在回想起来，南京理工大学的军校背景像是一种预兆。1999年，大学毕业的何晓明恰巧的看到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招聘信息，了解到这是一家做军工的企业。他也曾询问过家人的意见，父母对他说，反正都离家都这么远了，就去最好的上海吧。
这一去就是二十几年，何晓明再也没有换过工作。
二十年，与祖国“共命运”
在总设计师之前，何晓明也经历了漫长的新人时期。2001年，他第一次出外场测试，负责外围的任务保障工作，一天下来，衣服上能抖落几两土。那时部队的条件也很艰苦，“一桌八个人十个人，只有四盘菜，吃一个鸡蛋就很幸福”，他笑着说，“现在有雪碧和果粒橙了”。
有军迷回忆，2001年时我国的武器装备“一穷二白”远落后于西方，甚至用“代差”都难以形容那种极大的差距。但这一年也有好消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央整顿军队，11月，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在土耳其海峡阻滞了两年之后，终于开往了东方。
军工的研发不同于其他领域，每一步是新的探索。“说实话，国外也好，国际也好，我们这个行业详细的东西见不到”，就靠一代一代的积累。何晓明在采访中多次提到“积累”“传承”，他告诉记者，“做一个新项目的时候，我要去档案室参考下我们以前所里类似的产品，看他们是怎么设计的”，看看有没有能借鉴的东西。
前辈们的报告对何晓明触动很大，那些早期的前辈经手方案报告，“从一个推理包括计算方面都是很严谨，很工整”，他由衷的感叹， “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这二十年走得辛苦，何晓明每年至少三分之一的工作日都在全国各地出差，“部门更是连最后过年的时候人都聚不齐”，他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工作生活。项目最紧急的时候，周期三五年的项目压缩到一年完成，何晓明和他的伙伴在所里立下了军令状，“就别提什么996、711了”，项目结束的最后三个月每天都要工作12点。
压力最大时候往往是项目的最后关头和装备交付后的初期。“项目的周期较长，比如几年几年，碰到关键技术毕竟团队在一起做“。显然是回忆起了那种熟悉的压力，何晓明讲述起来也带着一些紧张，“最后真正在外场试飞和交付部队之前，总是我们会担心我们的装备能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效能”。
交付之后，还不能放轻松，“真正的在交付部队起，才真正的是算是它（研发的装备）生命一个开始”，他进一步解释“它刚开始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要去答疑要去培训”，“如果对方觉得有各种各样问题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何晓明缓解压力的方式很“学者”，“就给自己留点空白时间，我去做其他不相关的项目”，也会了解国际国内发展前沿的事物，比如读一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书。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放松的过程，何晓明似乎一直这样，内心强大，平静温和，是团队的“定海神针”。
从模块负责人到总设计师，何晓明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完成一个又一个国防重点项目。从"瓦良格"号到辽宁舰、山东舰，我国的军工产业也走出了高峡深谷，放眼一马平川。 “以前我们做一个型号可能要七八年甚至十年，现在我们两三年就能出一个比较复杂的型号”，他也自豪的评价我国军工产业的发展，“我们起步是相对于晚一些，（但）我们的进展是比较迅速”。
“很幸运“，没有人离职的“神仙“团队
严谨沉稳的何总设计师讲起自己的团队来音调难得的飘高了几分，这个跟随他多年的团队目前已有20多人，平均年龄30岁左右，最小的是90后。在他带领团队期间，没有一个人离职，何晓明觉得很“幸运”。
“我们所里和高校氛围可能是差不多，大家平时交流都比较亲和愉快”，团队里对他的称呼五花八门，“何总”“老何”“晓明”，他都愉快的接受。何晓明告诉记者，虽然大家是不同年龄段的，“兴趣、爱好可能是有点不一样”，但大家“互相之间能够很好的融合，互相接受，能够兼容”。说起自己总有些“词穷”的何晓明，提起团队来，话明显变多了，“就是不会把它（年龄）作为一种代沟，而是把它互补的”，“我觉得年轻人他的视角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借鉴”。
带年轻的团队可不能只有气氛好，何晓明在团队当中总是身先士卒。他解释说，“所里把那么重要项目，那么好团队交给你，你是有责任把这个团队带好，把项目完成好。尤其团队比较年轻嘛，自己要起到示范作用，要去把团队的心要稳定好”，有时候要“ 带头承担起这些更困难的任务”。而团队里的年轻人也确实能够被他的感召力和榜样所打动。
外场试飞原来是团队的“痛点”。 新项目的外场试飞试验往往充满了未知和风险，许多试验人员在4000米高空极度缺氧环境下，常常出现严重的晕机现象，头晕目眩，呕吐到无法正常工作，甚至还经历过飞机失控姿态急剧变化的生死考验。
为了让大家克服心理障碍，何晓明多次带头在飞行任务单上签字，身临险境而不退缩，甚至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时间久了，项目组的同志们在他的带领下渐渐“习惯”了这种工作环境，嬉笑的调侃道“有他的地方我们都不怕”。
何晓明的确有这样的气质，尽管他总是觉得自己是“普通的”。提到他被授予的“最美科技工作者”的称号，何晓明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着说，“其实我自己感觉‘最美科技工作者’颁给我有点‘名不副实’”，他解释说，“全国做这个行当的人很多，也有很多前辈在这个专业做了几十年，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随后他又恢复了惯有谦逊和严谨，“但是这个荣誉给我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让我在未来不管是带团队做项目也好，军工事业也好，会让我更加的专注，更加坚定要持续走下去。”
同时，他也想告诉年轻人，现在的大时代是最好的，“要抓住机会要更多的投入到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不仅是给国防军工，更为我们的经济、民生、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都可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