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中国古代朝代更替或不同派别争权的动荡时期，那些“识时务者”往往能够抓住机会攀登高位、功成名就，成为一代英雄豪杰。
然而，历史上也总有一些不那么“识时务”的人，他们才能出众却不愿随波逐流、屈服于权贵、行为异于常人，常常受到打压、仕途不顺。于是，他们的言行在世人眼里总显得怪异，他们也成为被人不理解的另类。日籍华裔历史作家陈舜臣把这类人称作“畸人”。
《中国畸人》中包含了陈舜臣为中国历史上八位特立独行的畸人所作的小说传记。虽说是传记，但陈舜臣并没有事无巨细地描绘这些畸人的生平，而是抓住他们身上最突出的矛盾点，道出他们究竟畸在哪里、因何而畸。
这八个人包括阮籍、孔融、王戎、葛洪、陶弘景、万宝常、王翰和杜牧，可以说是魏晋风度、南朝风流和晚唐风韵的代表人物。他们都生在古代政权更替或矛盾尖锐的时代，又往往拒绝了“顺势而为”，在表面的风度、风流、风韵之下，都藏着无法排遣的苦闷、无奈和不自由。他们言行上的“畸”，正是他们无法超脱现实束缚而内心痛苦的反照。
“畸”是他们对抗世道的武器，也是他们坚持自我的保护壳。
在陈舜臣笔下，身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因驾车至溪边无法前进而大哭起来。他所感叹的“无路可进矣！”，何止是眼前的路，更是他不愿为当权者所用的不自由的人生啊。
他对倭国奴隶夷奈说：“在这里倒是读书写字的人会被欺负，像你这种帮寺院铺瓦的人，谁也不会去欺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识时务”的上层知识分子承受的政治压力，比底层奴隶承受的压力更大，痛苦更甚。
夷奈和妹妹接受了被别人掌控的命运，过上了比在倭国物质条件更好的生活。而阮籍只能躲进纵酒无度的另类生活方式中，躲避权力的掌控。
同样以酗酒来逃避现实不如意的，还有“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的孔融。同为竹林七贤之一、位至司徒的王戎，没有选择酗酒，而是以酷爱清点收藏的怪癖传开了吝啬的名声，以此来保全自己。
阮籍、孔融和王戎，他们始终离政治太近、挣脱不开权力的控制，只好不约而同地用怪异行为来对抗当权者并保护自己。
相比之下，葛洪和陶弘景则远离乱世中的战乱纷争，分别投身于神仙之术和医药本草研究之中，尽力独善其身。
葛洪完全沉浸于仙道研究和写作，著述颇丰，几乎远离现实。陶弘景依赖当权者的支持为自己建立了三层楼的隐居之所，虽然要时常接待当权者的拜访，成为“山中宰相”，但第三楼的空间为他提供了隔绝世事纷扰、专心写书的独立世界。
如果说，阮籍、孔融和王戎以怪异行为对抗权力的控制，葛洪和陶弘景沉浸在研究和写作中远离战乱的纷扰，那么，万宝常、王翰和杜牧则是以故我的喜好掩盖地位的不自由。
万宝常从受过教育的官宦之后沦为被编入乐户的奴隶，他把好学的劲头用来研读乐理乐谱。虽因身份低微屡受打压，但他在音乐上的成就终于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家境富裕的王翰，虽然进士及第却因门第不高不被贵族阶层接纳，仕途不顺。他毫不在意官场的竞争和他人的妒忌，宦海浮沉，始终故我，豢养大批名马和名妓，纵情享乐。
杜牧出身名门却家道没落，又怀才不遇，在“牛李党争”的官场完全不得志，内心苦闷，干脆流连青楼以图暂时忘却烦恼，终不免“赢得青楼薄幸名”。然而为了给弟弟治疗眼疾并养活弟弟一家，他毫不犹豫地收敛起放纵不羁的作风，踏实地去各地当官。他曾经的“扬州薄幸”，终不过是缓解内心烦恼罢了。
可以说，《中国畸人》中描写的八个历史人物，虽然各具才学甚至名声远播，却同样遭受超过常人的压力，各有各的痛苦、烦恼、不自由。他们以另类的行事风格，缓解和掩饰内心的痛苦。
遭逢乱世，身不由己，他们这些“不识时务者”最终都被时代逼迫成为言行怪异的“畸人”。他们虽然各有各的怪法，却都是时代的可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