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乌斯·马略，按照辈分算，他应该是凯撒大帝的姑父。
盖乌斯·马略
马略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罗马共和国快要病入膏肓了。在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拳打半岛小部落，脚踢高卢野蛮人——罗马人以极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意大利半岛称王称霸。
但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把罗马共和国打出了内伤。
当时的罗马是个典型的农业国，自耕农数量很多。在以往，不管是征服周边部落，还是抵御敌人入侵，罗马公民都是自发的、保家卫国式的参军打仗，是荣誉感和归属感让他们所向无敌。
但是，依赖土地的国家总会经历一个阶段，那就是土地兼并时期。如果没有长期的、规模较大的战争，罗马人出外打仗很快就能回来，不耽误耕种。但是一旦长年累月在外打仗，或者伤亡严重——无力耕种或者荒废的土地，必然会被贵族和大地主兼并。
第二次布匿战争
汉尼拔战争，就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长达16年的战争破坏了自耕农与土地的直接联系——汉尼拔无意中给罗马共和国埋了一颗大炸弹。
为国征战十多年的士兵回到家，发现土地早已荒废，有些则已经被家人卖给了大地主。失去土地的老兵越来越多，他们只能挤进城市，靠打零工、领救济勉强糊口。按照惯例，这样的“无产者”是不需要服兵役的。
于是，罗马共和国真正的问题显现出来了。兵力严重不足，战斗力锐减，贫民却挤满了城市。而大贵族越来越富裕，元老院又不肯给贫民分一些“肉汤”，内部矛盾越来越严重。
罗马人首先在对外战争中发现了问题，很明显，罗马军队越来越弱了。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就是想给无产者土地，回到那个“人人有地种”的时代——但大贵族是不会把嘴里的肉吐出来的，所以元老院弄死了格拉古兄弟。内部矛盾重重，对外战斗力锐减，罗马共和国重病缠身。
被抓住的朱古达
盖乌斯·马略是个平民，出生于罗马远郊，他赶上了“好时代”。
“乱世出英雄”的意思，就是困境当中会出现大量有才能的人，马略就是代表。虽然受教育程度低，但马略能吃苦，所以在军队中顺风顺水。
个人认为，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最大的优势，就是绝大多数官员都有从军经历。战争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问题，执政者亲眼所见，就会真正产生危机感——这是那些没上过战场的贵族无法理解的。
马略在军中的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罗马共和国再不变革，会死的很惨。
公元前112年开始的“朱古达战争”，给了马略一个好机会。北非的努米底亚统治者朱古达，以前盟友的身份，开始挑战罗马。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记录了罗马军团来到非洲之后，是多么的混乱：“在这支军队里……没有任何的纪律约束……士兵在任何时间都能擅离职守。士兵和那些随军小贩日夜厮混在一起，他们抢劫、互相争夺牲畜和奴隶……由于游手好闲和放荡行为引起的各种灾难般的事情都能在这支部队里找到。”
于是，第二年罗马军团被包围，解除武装后屈辱的逃回了罗马。
日耳曼人
从后来的战况看，朱古达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强，罗马军队的失败完全因为轻敌堕落——这一点又无可奈何，因为拉低了“征兵线”，一些本来不需要服役的“无产者”被迫上了战场，他们连自己可保卫的土地都没有，哪还有心思打仗？
让罗马各阶层都震惊的是，不仅北非的战争失利，罗马在北方的战争也不断失败。公元105年的阿劳西奥战役，日耳曼人大胜，12万罗马将士只有10人生还……这样看的话，罗马共和国已经病入膏肓，再不下一剂猛药，必死无疑。
于是，从公元前104年开始，马略连续5年被选为执政官，从元老院到贫民都支持他的改革——战争最能刺激罗马人，元老院也明白，命比钱重要。
马略改革属于军事改革，核心内容就是把公民兵役制改成了募兵制，符合条件者自愿入伍，服役期为16年，由国家供养，有薪酬。而且，士兵退伍后可以分得土地。当然，围绕这一核心，还在军团组成、武器装备等各方面有所变化，极大的强化了罗马军团的战斗力。
马略改革同时解决了罗马共和国的两个问题，募兵制让底层贫民有了稳定的去处，缓解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募兵制极大的增加了战斗力，士兵们开始为“未来”而战。
马略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改革家。但是，他应该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改革会对罗马历史带来远超军事范围的影响。
在马略改革之前，执政官是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虽然战争时期统帅能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连任统帅，以保证前线战事指挥不混乱——但本质上军队是属于罗马共和国的，大多数时间元老院的影响力更大。
马略改革大大强化了统帅在军队的权力，士兵“职业化”也让他们加强了与指挥官的内在联系——这都导致了“军队私人化”倾向。
正因为这样，控制军队的统帅，开始了争权夺势的斗争。毫无疑问，马略的动机是保护当时的罗马共和国。他给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下了一剂猛药，表面上容光焕发，其实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不认为马略当时能想的多么久远，但历史就是这样，你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是个人无法预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