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期，诸侯乱战，百家争鸣，“法”使李悝，变法革新，助魏称雄！
说起李悝（kuī），其于乱局中助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第一强国，在担任相国（当时还称为相邦，后因刘邦称帝后为避名讳改为相国）期间大力推行变法运动，史称“李悝变法”；由此拉开了整个战国时期的变法序幕，可谓前无古人，后多从者（商鞅，韩非追循其路），称其为“变法始祖”名符其实。
在李悝之前还有法学先驱管仲老人家，可谓成绩也突出，但为什么却要说李悝才是“变法始祖”呢？变法是不成功则成仁的大事，是刮骨疗伤的革新，是深入骨髓的阵痛！管仲所做更像大改革，而李悝所做触及更深，阵痛更久，更符合刮骨疗伤的变法而治。
法家虽然是诸子百家中最晚形成的流派，但李悝作为法家的骨灰级玩家，玩“法”甚多，编撰《法经》，践行法治，历行改革，成就显著；竟引无数人跟风，商鞅手持《法经》入秦国，韩非深受启蒙得集法家之大成，后世法治不管如何改革，秦律、汉律还是唐律都始终难逃《法经》的影子，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沿袭。
这么优秀的法家人物，为什么却活成了传说呢？
这一切要从《法经》的失传说起，作为李悝在法学界最显著的成就，《法经》影响数个朝代，是依法治国的必备法宝；但遗憾的是失传了！让人不再能亲眼所见其系统的文字精华，关于他的功绩佐证我们需要从别人的记载和口中得知，所以他就成了传说中的人物！
01
一介布衣李悝在贵族权势当道的战国，是如何让变法得以成功的？
如果把战国初期魏国的异军突起，称霸七雄，看作是一支豪华足球队踢出冠军的过程，那么李悝无异于是球队的中场发动机，推动着一切向前奔跑。
李悝一个草根球员，能踢进豪门并不容易，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春秋末年的霸主晋国，被韩、赵、魏三家贵族所瓜分，社会处于动乱局面，乱世需要英雄，李悝应运而生。
地利：魏国作为贵族参与了瓜分，当然不希望自己也会有此下场出现，而李悝的变法就是以打压贵族特权为主要目标，废除世袭制度，实行官僚体制，魏文侯作为最大的受益者当然举双手赞成。
人和:这么大的事业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行，虽然有魏文候的大力支持，但也需要其他能人的协助，翟璜、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魏成等人的参与解决了团队协作的人和问题。
有了天然的变法条件，又有便捷的地利，加上众人拾柴火焰高，李悝的一切变法举措得以在实践中推行，随着变法成果得以巩固，他还抽时间汇集各国的法律，汇编出了《法经》这一部系统全面的成文法典，用法律形式来固定和肯定变法，保护变法的延续推进。
他的变法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法律制度上有所动作，在经济上，他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通俗来说就是重农政策，不仅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提高粮食产量；还制定政策，让魏国在丰收的年份以基本价购买农民多余的粮食，在荒灾的年份，以之前的基本价进行卖出，这样粮食的价格就得以稳定，因而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得以稳定，大大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实现国富民强；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操作手段与期货的套期保值有异曲同工之妙，是非常先进的举措。
因为魏文侯的敢为天下先，大力启用李悝变法改革，所以魏国才能快速的富国强兵，抑制住赵国，还有余力不断的东征西讨，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了大片疆土，让魏国成为真正的中原霸主；魏国称霸中原近一百年就是延续变法的百年时间，假如魏国一直推行李悝的变法举措，或许后面就没秦国和商鞅什么事了！魏国的衰落也因废除变法而开始，历史证明李悝的变法是相当成功的。
02
李悝并未亲授弟子，又是如何“教”出商鞅，影响韩非的呢？
李悝作为优秀的法家代表人物，欲学者当然众多，但他并未亲授弟子，所以其他人只能偷学；好在他的书《法经》是公开的，他的变法成绩是周知的，所以偷学也不是太难，但学出境界却很难，也就商鞅，韩非二人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魏国大胆启用李悝实施变法，很快国力就达到了鼎盛，其他列国震撼不已。身处西部边陲的秦国与魏国纷争不断，自然不希望被人吞并，所以在秦孝公时对外发布《招贤令》，商鞅听闻后便手持《法经》亲入秦国，由此开始了波澜起伏的一生，为秦国最终一统中原奠定了基础。所以说，李老师“教”出了商鞅。
商鞅基本原封不动的把一切都搬到了秦国，他虽然没有正式师从李悝，但他是卫国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变法成绩最显著的展示地，可以直接和间接的吸收李老师的一切套路，可以随时结合变法的成绩总结经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比如商鞅像李悝一样“重农抑商”，他打造的强战斗力的“秦锐士”也是模防李悝“魏武卒”的模式，秦律更是沿袭《法经》而成。
而韩非同学，因本身有口吃并不善表达，便把更多的时间花来读书，著书立作，当他读到《法经》后，便结合韩国所在的形势反复思考法家治国体系，汇总各家之长，提升整合，最终成了法家之集大成者！这一切都是站在先前法家人物的肩膀上完成的，所以说李悝的法治思想是基础，又是启蒙，对韩非产生了深远影响。
03
从现今角度来看，李悝因《法经》的失传确实像活在传说中的人物，但其功绩和影响却是千秋万代的
《法经》虽然已经失传，但它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记载和各种沿用版本的溯源，基本还能还原其大概内容；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是后代历代法典模仿的蓝本，在法制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部，主要目的是惩办盗贼，盗和贼是古时特别是奴隶制转型时期，危害社会秩序最为猖獗的犯罪，不仅侵犯私有财产，还危及民众安全，所以将其放在惩办的前两位严打是最符合社会实际的。它对魏国的国家治理起极其深远的作用，不仅规范和限制了旧贵族和当权者的言行，还持续性为提高魏国的综合国力发挥能量，在制度上保证其他各领域改革的有序进行。
《法经》由商鞅带往秦国后，秦律便从《法经》脱胎而出，而汉律又承袭秦律，所以说李悝在法治上的贡献是千秋万代的。
李悝当时的改革在经济上积极帮助农民减轻负担，鼓励老百姓精耕细作，鼓励自由开垦土地，要知道土地是古时统治的根本，这等于肯定土地私有化的价值。
在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正式破除了世袭制度，推行官僚制度，让布衣平民有机会踏入权利市场，为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主义社会转型铺平了道路。
李悝的变法不仅增加了魏国的综合国力，而且同时开启了战国大变法运动的序幕，各国纷纷学习变法强国之路，最终形成了古代持续最久、成效最明显的变法运动，让法家流派在百家争鸣中成绩斐然，掀起了依法治国的热潮；在后世的法治进程中，也时常借鉴和学习他的变法经验，他的法理思想传承千古，影响深远。
李悝的一生无异于是成功的，直接推动了魏国的强盛，间接影响了秦国的辉煌，思想主张和法治手段更是流传千古，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或许是生存的过于久远，或许是《法经》失传的影响，总之他没有成为最典型的法家代表人物，甚至少有人知，但其“变法始祖”的身份在法学界却是普遍认可的。
李悝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因为他在战国初期的一系列操作，让战国时代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的得以深入广泛革新，对奴隶制社会成功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我们需要铭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